家庭是社會構成的基本細胞,家庭成員間的和諧與愛是社會和諧的根本。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歷來強調“家和萬事興”,強調“親親”、“尊尊”的家庭倫理秩序。但在現實生活中,一再出現的家庭暴力現象,不僅破壞了家庭這個“寧靜的港灣”,而且也沖擊了整個社會的秩序基礎。為此,國家公權才有必要介入被視為“私人領地”的家庭內部,甚至通過立法向家庭暴力說“不”。
然而,在確認公權干預的正當性的同時,究竟采取何種方式對家庭暴力實施恰當的治理,卻是一個更為復雜的實踐性難題。就拿公安機關來說,《意見》雖然將家庭暴力納入“110”出警范圍,但在具體的實施操作中,卻面臨著規則制定者所難以想象的諸多困境。舉一個簡單的例子,當夫妻間普通的吵架招來“110”民警時,該怎么辦?是充當好心的“馬*姐”耐心調解,還是將濫報警者科以行政處罰?再比如,嚴厲的父親正在拿著笤帚“教育”自己的孩子,警察到底管不管?這些問題,可能從理論上不難拿出“家庭暴力”的概念標準進行判斷,但實踐中可不是如此簡單。當民警深夜面對報警的“妻子”不讓帶走打了自己的“丈夫”時,又豈止一個“尷尬”所能形容!前些年,“有困難找警察”這樣的標語已經讓不少基層公安機關面臨重重困境,這一次“110”出警會不會再次置警方于“難以自拔”的境地呢?
與執法可能面對的困境相比,“110”出警對于反對家庭暴力的效果更值得探究。不可否認,在許多場合,出警對于及時制止正在發生的家庭暴力、維護家庭弱勢人群的人身權利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對一般的家庭暴力也能起到遏制的導向作用。但問題是,民警將施暴者強行帶走并進行處罰,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使行為人“下不為例”?又能對社會起到多大的“引以為戒”的示范效應?更關鍵的是,這樣的出警對于已經出現裂痕的家庭關系能否起到修繕和恢復的作用?被放回家的施暴者還會不會采取更嚴重的報復行為?如同單純的刑罰根本無法實現對受損社會關系的修復一樣,簡單的執法處理也根本不足以承載彌合家庭裂痕的功能。而只要不能從根本上修繕這種家庭裂痕,那對家庭暴力的治理而言也就必然是“治標不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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