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采用保險人提供的格式條款訂立的保險合同，保險人與投保人、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對合同免責條款有爭議或有兩種以上解釋的，在適用“有利解釋原則”前應當優先適用“通常理解”來解釋，即根據合同目的、交易習慣以及誠實信用原則確定合同條款的真實意思。

2、公安交通管理部門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認定書》，實質是對交通事故因果關系和造成交通事故原因的分析，對其相應的證明力，法院應予確認;其對事故發生經過的表述如對行為人“逃逸”性質的認定，與法律解釋或通常理解有矛盾的，其證明力法院不應予以確認。

【案情】

2013年4月1日，原告王某在被告中國**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某支公司為自己的魯P45571號**現代汽車分別投保了交強險以及第三者責任保險、機動車損失保險等相關商業保險，其中第三者責任保險責任限額100000元，機動車損失保險責任限額53820元。2014年2月26日16時許，原告王某駕駛被保險車輛在道路上超越其他車輛時，與駕駛電動三輪車順行的楊某發生尾隨相撞，導致楊某當場死亡，兩車受損。原告王某棄車離開事故現場，隨即電話告知同事呂某稱，自己因怕挨打躲在一邊，讓其抓緊報警、打120救護，后投案自首，并與死者家屬達成《交通事故賠償協議》，一次性賠償受償方各項費用損失440000元。交警隊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認定書》，認定原告王某承擔事故的主要責任，同時對王某離開事故現場的事實認定為“棄車逃逸”。保險理賠過程中，被告根據交強險賠償限額賠付原告110000元，但拒絕對商業險約定的車輛損失(17802元)及第三者損失(100000元)進行賠償。

【分歧】

原告認為，發生交通事故后原告在第一時間報警，沒有逃避承擔法律責任的意思，其棄車離開現場，不構成法律意義上的逃逸。被告應當依照商業險的約定賠償已發生的車輛損失及第三者損失。

被告認為，交警部門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認定書》已對原告逃逸行為的性質進行了認定。并且，逃逸行為嚴重違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規定，屬于法律禁止性行為，根據保險合同條款的約定，對于逃逸行為保險人在三者險和車損險限額內不予賠償。

【評析】

原告就其所有的魯P45571號**現代汽車在被告中國**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某支公司投保交強險、第三者責任險及車損險的事實，雙方均無異議，對上述合同的效力，應予以認定。鑒于中國**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格式化的《家庭自用汽車損失保險條款》和《機動車第三者責任保險條款》均在責任免除條款欄載明“事故發生后，被保險人或其允許的駕駛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況下駕駛或者遺棄被保險機動車逃離事故現場，保險人不負責賠償”，同時，公安交通管理部門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認定書》中亦有原告王道嶺“棄車逃逸”的記載，因此，雙方爭議的焦點為：原告王某在發生交通事故后棄車離開事故現場是否屬于保險合同雙方約定的逃逸行為，即本案原告的損失是否屬于商業第三者責任保險合同和機動車損失保險合同載明的保險人免責范圍。

《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第30條規定：“采用保險人提供的格式條款訂立的保險合同，保險人與投保人、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對合同條款有爭議的，應當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釋。對合同條款有兩種以上解釋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應當作出有利于被保險人和受益人的解釋?！备鶕鲜鲆幎ǎ瑢Ρ景钢小疤右荨睏l款的理解在適用“有利解釋原則”前應當優先適用“通常理解”來解釋，即根據合同目的、交易習慣以及誠實信用原則確定合同條款的真實意思。按照通常理解，交通肇事逃逸是車輛駕駛員發生交通事故后，為了逃避法律責任，不向公安機關報案而駕車或棄車逃離現場的行為?？梢?，構成交通肇事逃逸，行為人應具有逃避《道路交通安全法》所載明的搶救義務或者逃避責任追究的動機，若缺乏這樣特定的動機，行為人離開現場的行為就不具有交通肇事逃逸的性質。本案原告王某在事故發生后棄車離開事故現場，隨即讓同事報警、打急救電話并于當晚向公安機關投案，后賠償了被害人家屬經濟損失。上述行為表明，原告王某不具有逃避《道路交通安全法》所載明的搶救義務或者逃避責任追究的動機，因而不構成法律意義和通常意義上的“逃逸”。

關于被告辯稱原告的行為已由交警部門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認定書》認定為“棄車逃逸”，符合保險合同責任免除條款約定的保險人免責條件問題。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18條的規定，行政管理部門依據法律規定制作的交通事故認定書，人民法院應當依法審查并確認其相應的證明力，但有相反證據能夠推翻的除外。公安交通管理部門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認定書》，實質是對交通事故因果關系的分析和造成交通事故原因的分析，對其相應的證明力，法院應予確認，但本案《道路交通事故認定書》中關于“逃逸”的表述，不能對抗法律意義和通常意義上對“逃逸”性質的理解，其證明力不應予以確認。從保險合同責任免除條款的約定看，原告王某在事故發生后雖然棄車離開事故現場，但并不存在合同載明的行為人“未依法采取措施”或“故意破壞、偽造現場、毀滅證據”的情況，被告將原告的行為認定為“逃逸”，缺乏構成逃逸的前提條件，亦不符合當事人訂立保險合同的目的和誠實信用原則。因此，被告主張免除保險責任的理由不能成立，不應予以采納。

綜上，原告駕駛車輛在保險期間內發生保險事故，造成被保險車輛以及第三者人身和財產損失，其及時報警、投案并對第三者損失進行了賠償，依法具有按照合同約定取得損失賠償的權利。被告應當依照法律規定和合同約定，對責任限額內原告支付的第三者損失和被保險車輛的損失進行賠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