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憲法》第二十條第三款規定:“國家為了公共利益,可以依法征收、征用土地并給予補償”,其實,其核心要求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滿足公共利益的需要;二是:,遵守法定程序;三是合理補償。
事實上,后兩者是對土地征收過程的要求,而第一是確定土地征收的條件。總之,土地征收的關鍵是是否為了公共利益。然而,什么是公共利益并沒有明確的界定標準。正因為如此,導致了現行土地征收范圍的泛化,即《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條規定:“任何單位和個人需要使用建設用地的,必須依法申請使用國有土地。前款所稱國有土地,包括國家所有的土地和國家征收的原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也就是說,只要建設需要用地,涉及農村集體土地的,首先必須由國家作為國有土地征收。這也是“公共利益需要”因素弱化的一個重要原因。在現行的土地制度下,“非公共利益”的土地不能通過征收以外的渠道獲得,因此是否符合“公共利益”就失去了其意義。
縮小土地征收范圍的改革試點,就是要嚴格把廣義的土地征收行為限定在憲法和法律規定的“為公共利益”的范圍內,為非公益性土地提供正常的流轉渠道。因此,試點的首要任務應該是區分建設項目的公益性和非公益性。公益性項目用地需要征收的,非公益性項目用地涉及集體土地的,不需要通過征收解決土地供應問題。對此,武漢、重慶等試點城市進行了調研,并拿出了自己的公益性或非公益性用地建議目錄。然而,要準確區分土地利用的“公益性”和“非公益性”并不容易。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一些原本可以明確界定為“公益性”的公共基礎設施項目在投資主體上日益多元化,高等級公路成為股份制,鐵路、市政、通信、能源等行業逐步成為企業,醫療衛生和教育產業正在工業化。只有“以營利為目的”才用來判斷自己是否有利可圖,如果有公益性的做法,很難達到明確區分的目的。
在試點實踐中,武漢等城市雖然從受益人數、征地效益、征地目的、是否向公眾提供公共物品等方面探討了評價標準,但難以統一準確把握。最后,他們還是參照國家頒布的《劃撥土地供應目錄》,根據土地利用現狀,將相關標準分類列出,擬定建議的公共或非公共用地目錄。這種掛牌方式在很大程度上突出了實用性,為具體試點項目的選擇提供了依據。
公益性與非公益性的準確區分,關系到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確定的城市規劃圈外建設項目用地集體土地所有權的征收或轉讓、變更或保留的性質。因此,它已成為當前土地管理體制改革中必須面對和解決的一個基本問題。為了從根本上縮小土地征收范圍,防止土地征收權的濫用,需要在國家層面進行法律界定。你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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