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在國有企業改革的過程中,對國有企業的財產權制度進行了一系列的探討。70 年代末80年代初實行“擴權讓利”,80年代中期進行了兩步“利改稅”試驗,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又實行“承包經營責任制”和“租賃制”。這些改革措施 都在一定程度上擴大并完善了國有企業的經營權,增強了國有企業的活力。但并沒有為國有 企業找到一個真正的出路,國有企業仍然是國民經濟問題和矛盾的焦點所在。
其一
不論以上所述哪一種雙重所有權觀點,都是以 財產的價值形態與使用價值形態的分離為其立論基礎,這種直接將經濟學上的概念移植到法學領域的作法不合適。首先,經濟學上的價值與使用價值的分離是以商品交換為前 提的,而投資者的投資行為與通常的商品交換有著根本的不同,因此這種分離的前提不存在;其次,價值與使用價值是以商品為載體的,投資者對企業法人的投資, 既可以是實物,也可以是工業產權、土地使用權、即 使可以認為以實物為投資時,發生了價值與使用價值的分離,也決不可以說以工業產權投資時也發生了使用價值與價值的分離。
其二
大家知道,中國的法律制度主要繼受于日本和
臺灣,而后兩者的法律又基本上淵源于大陸法系。所以中國的法 律體系有濃厚的大陸法系的傳統,尤其是民法上的物權和
債權制度。雙重所有權觀點直接與大陸法系的物權法上的一物一權原則相矛盾,大陸法系的完善的物權制度 的一個重要原則是,同一物上不能同時存在兩個以上相互抵觸的物權。而根據所有權的控制性、支配性特點,同一物上必然不能同時存在兩個所有權。雙重所有權觀 點,直接地違反了“一物一權‘這一所有權的絕對排他性原理。不管持這種觀點的人對這兩種所有權作何種設計,終究是與基本的法理相違背的。
其三
“雙重所有權存在的另一個問題是,它把所有權視為其各項權能的簡單相加,這是由于日爾曼習慣法中不成熟 的所有權而形成的觀念上的誤區。而根據大陸法系的物權法,所有權人即使將其全部權能轉讓 出去,仍不喪失其所有權人的地位。而得到所有權能的人也不就因此 就享有了所有權。在雙重所有權名義下,不論賦予企業何種所有權,人們都不難發現,這種權利總是從
股東的所有權中派生的,在企業的層次上,不可能有真下的所 有權。
再一種觀點是綜合權說,這種觀點把財產權看作是與人身權相對應的概念,認為法人財產權并不是一種單一 的權利,而是物權、債權、法人財產權、股權、知識產權、等 多種權利的統一體。這種觀點似乎很全面,但仔細但仔細推敲卻毫無道理,法律規定這樣一個大而全、無所不包的概念有什么實際意義?這種觀點也就不攻自破,而 且這種觀點所包含的法人所有的觀點與我們隨后將提到的法人所有權觀點有著相同的錯誤。
法人財產權所要確定的是企業產權關系,對法人財產權的理解,必然要牽連到對產權概念的界定。產權概念 來自英美法系,在改革開放以來得到了廣泛的應用。但人們權對產權的概念卻認識不一,在經濟學界和法學界中有著較大的差別。中國關于產權概念主要有以下觀 點:與人身權相對應的財產權說、財產所有權說、物權說、企業法人財產權利說等。
雖然
中國法律法規沒有明確規定企業法人財產概念,但我們從一系列的政策、法律、法規的相互聯系中,還 是能夠比較清析地確定法人財產權的外延及其內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