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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波
上海立法推進浦東綜合配套改革
本報記者 張曉暉 上海報道
“就像一面旗幟，我們需要扛著它前行。”浦東新區的一位官員認為，立法推進綜合配套改革，就像前行的隊伍有了旗幟一樣，在改革面臨利益阻礙時有了法律依據。
2007年4月26日，上海市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了《關于促進和保障浦東新區綜合配套改革試點工作的決定》（下稱《決定》）。此舉意味著浦東綜合配套改革由此邁入一個關鍵的時期，新區政府在現有的法律法規下，擁有了更大的變通執行權力，一些具體的改革措施還可以獲得上海人大的立法支持。立法推進改革早在2005年6月21日浦東綜合配套改革試點工作啟動時，國務院就明確浦東綜合配套改革試點要著力轉變政府職能、著力轉變經濟運行方式、著力改變城鄉二元結構。浦東綜合配套改革并不亞于當年的浦東大開發。
上海市人大常委會研究室主任、法工委委員周錦尉認為，國務院對浦東綜合改革的要求，不僅在浦東本身，而是要有“全國的示范意義”。
事實上，浦東新區政府的綜合配套改革，在政府職能轉變上，要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小政府”，即政府機構精簡，定位于公眾服務。
浦東新區新聞處鄧亮表示，目前區政府在項目審批的手續上，已經由從前的700余項減少至200多項；同時在浦東新區范圍內廣開言路，讓廣大民眾參與一些市政項目的論證，例如生活小區菜市場的修建、公共健身場所的選址等等。
經濟運行方式的轉變和城鄉二元結構的改變，是此次綜合配套改革的另外兩個重要內容。
經濟運行方式的轉變體現在經濟運行規則的改變上，例如，中央各金融監管機構批準浦東開展貨幣經紀、金融期貨、外幣投資基金、租賃資產證券化等金融產品和服務創新試點；國家外匯管理局在浦東開展跨國公司地區總部外匯資金管理方式改革試點等等。
不過，改革推進的障礙是明顯的，以改變城鄉二元機構為例，就遭遇到醫療保障、養老保障、教育、戶籍、就業等多個領域的難題。
“改革越深入，觸及的問題就越復雜，推進的難度就越大，選擇一些條件比較成熟的地區對一些影響面比較大的改革措施先行先試。”浦東區委書記杜家毫表示。
“因此，不難理解，為什么上海需要通過人大立法的方式，推進浦東新區綜合改革試點工作。”浦東區的一位官員向記者解釋，“好比司機闖紅燈的時候，他會問交警，你罰我有依據嗎？同樣的道理，浦東綜合配套改革是試點，非常需要法律上的支持。”
4月26日上海人大通過的《決定》非常簡短，僅有三條，最重要的是后兩條。
《決定》第二條概括為，在堅持國家法制統一原則和本市地方性法規基本原則的前提下，市人民政府和浦東新區人民政府可以就浦東新區綜合配套改革制定相關文件在浦東新區先行先試。
第三條為，市人大常委會根據實際情況，適時制定相關地方性法規，進一步支持和保障浦東新區進行綜合配套改革試點。
在不違背基本原則的前提下，浦東可以自行探索施行新政，見效之后再由上海人大確定為新的地方法規。
示范效應
中央不僅選擇在上海浦東新區實行綜合配套改革試點，同時在天津、深圳另外兩座城市也進行了綜合配套改革試點。知名學者魏后凱表示，當前我國已經進入到以綜合配套改革為特色，以社會體制改革為重點的改革整體推進新階段。改革將觸及到方方面面的既得利益，所遇到的阻力會越來越強大。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央選擇在天津、上海、深圳三個地方進行綜合配套改革試點，具有深遠的全國性戰略意義。
就綜合配套改革而言，如果不盡快解決相關法律問題，將會帶來一些負面影響：一是綜合配套改革究竟是一種臨時性的還是長期性的措施不得而知；二是難以作出一個長期性的、穩定性的制度安排。 #p#分頁標題#e#
因此，這是一個很關鍵、很重要的問題，組織有關部門和多方面專家，從國家層面加強立法研究，明確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法律地位。
此次上海人大通過立法的形式，支持浦東新區綜合配套改革，是在三個試點中率先做出表率，對其他兩個地區的改革試點，均有示范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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