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刑法規定的特殊防衛是在79年刑法正當防衛制度基礎上新增加的一種私力救濟權利。它完善了我國的正當防衛制度，對于威懾犯罪分子，鼓勵公民積極行使防衛權，同不法侵害行為作斗爭，樹立崇尚正氣見義勇為的社會風尚，具有重要的意義。司法實踐證明，隨著新刑法的實施，該條款確實起到了很大的積極作用，但由于法律條文的粗疏，人們對此有著不同的看法和理解，導致實踐中的執法不一。這一混亂狀況，無疑影響了這一規定所應該起到的作用。筆者就此問題談些自己的看法，以期對司法實踐有所裨益。

根據刑法第20條第3款的規定，特殊防衛是指防衛人為了使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安全免受正在進行的行兇、殺人、搶劫、強奸、綁架以及其他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的不法侵害，對不法侵害人實施的損害行為，即使造成不法侵害人傷亡后果，也不負刑事責任的權利。

從上述定義可以看出，特殊防衛的對象是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特定的暴力犯罪。它包含以下幾層含義：

首先，防衛人針對的必須是“犯罪”。這里所說的“犯罪”，是指對社會危害嚴重的不法侵害行為，而不能機械地理解為實施特殊防衛的前提必須是構成犯罪的行為。因為根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某一行為是否構成犯罪，須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才能認定，在此之前只能說該行為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能夠構成犯罪，而不能稱之為犯罪行為。刑法第20條第3款中的“犯罪”的立法本意，是法律明文規定的可以構成犯罪的不法侵害行為。也就是說，并不是對所有的不法侵害皆可實施特殊防衛，只有對具備了犯罪的本質特征——嚴重的社會危害性的不法侵害行為才可實施。

其次，防衛人針對的必須是“暴力犯罪”。所謂暴力，是指犯罪分子對被害人的身體進行打擊或者強制。對于刑法第20條第3款中的“暴力犯罪”應當如何理解，在刑法理論界和司法實踐界尚未形成一致看法。有的學者認為，既可以是指該條款列舉的具體罪名，也可以是指該條款列舉的特定暴力犯罪形式的犯罪手段。即對此應作廣義的理解，是一種罪名與手段相結合的立法形式。筆者認為，對此不能僅從字面意義上去理解，還應當從立法精神上去把握。司法實踐中發生的案件是錯綜復雜的，凡事不可一概而論。即使是該條款所列舉的特定暴力犯罪行為，也必須達到了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程度的時候，才允許實施特殊防衛。可是，該條款所列舉的特定暴力犯罪并不總是嚴重危及人身安全。對于以麻醉方法搶劫，攜帶兇器搶奪(以搶劫論)，以不讓人吃飯、采取斷乳方法殺害哺乳期嬰兒，以哄騙方法綁架等犯罪行為，行使特殊防衛權，無疑是有悖于立法宗旨的。筆者認為，“暴力犯罪”應該是指該條款列舉的特定暴力犯罪形式的犯罪手段。不管是任何犯罪，只要不法侵害人采用或實施了行兇、殺人、強奸、綁架手段和行為，就可以對之實行特殊防衛。如果不是暴力不法侵害，就不能適用特殊防衛條款。即使是刑法所列舉的殺人、搶劫、強奸、綁架等犯罪，如果行為人采取的是非暴力方法，一般來說也是不允許行使特殊防衛權的。

第三，防衛人針對的“暴力犯罪”必須是特定的。特定的暴力犯罪，就是指刑法第20條第3款規定的行兇、殺人、搶劫、強奸、綁架以及其他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除此之外的犯罪，即使是暴力犯罪，也不能對之實行特殊防衛。

關于“行兇”的含義，法律沒有作出明文規定。該詞本不是一個法律術語，含義相當模糊，其內涵和外延均不甚明確，更不是一個獨立罪名。司法實踐中，“行兇”是作為一個可以涵蓋多種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手段的概念來理解的，如故意傷害、故意殺人、聚眾斗毆等暴力犯罪行為。在本條款中，立法者將其與殺人并列，顯然其含義中不包括殺人在內。而聚眾斗毆的犯罪行為一般達不到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程度，自然也不能為“行兇”所涵蓋。因此，“行兇”在特殊防衛條款中應理解為僅指故意傷害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