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非法經(jīng)營數(shù)額在五萬元以上或者違法所得數(shù)額在三萬元以上的;

(二)假冒兩種以上注冊商標，非法經(jīng)營數(shù)額在三萬元以上或者違法所得數(shù)額在二萬元以上的;

(三)其他情節(jié)嚴重的情形。

假冒注冊商標罪的構成要件為：

1)該罪的犯罪主體為一般主體，即任何企業(yè)事業(yè)單位或者個人假冒他人注冊商標，情節(jié)達到犯罪標準的即構成本罪。

2)該罪侵犯的客體為他人合法的注冊商標專用權，以及國家商標管理秩序;

3)該罪主觀方面為故意，且以營利為目的。過失不構成本罪。

4)該罪的客觀方面為行為人實施了刑法所禁止的假冒商標行為，且情節(jié)嚴重。

與生產(chǎn)、銷售偽劣商品罪的區(qū)別：

前罪侵犯的是國家商標管理制度，實施假冒商標情節(jié)嚴重的行為;

后罪侵犯國家對商品質量的管理制度，實施在產(chǎn)品中摻雜使假、以假亂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產(chǎn)品冒充合格產(chǎn)品的行為。

對于采用假冒注冊商標的手段生產(chǎn)、銷售偽劣商品，且銷售數(shù)額特別巨大或者造成嚴重后果的，既觸犯了生產(chǎn)、銷售偽劣商品罪，也觸犯了假冒商標罪。對于此種情況，應按照重罪吸收輕罪的原則，以刑罰較重的生產(chǎn)、銷售偽劣商品罪定罪量刑。

根據(jù)：

1.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條，未經(jīng)注冊商標所有人許可，在同一種商品上使用與其注冊商標相同的商標，情節(jié)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情節(jié)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

2.司法解釋:未經(jīng)注冊商標所有人許可，在同一種商品上使用與其注冊商標相同的商標，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屬于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條規(guī)定的“情節(jié)嚴重”，應當以假冒注冊商標罪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

(一)非法經(jīng)營數(shù)額在五萬元以上或者違法所得數(shù)額在三萬元以上的;

(二)假冒兩種以上注冊商標，非法經(jīng)營數(shù)額在三萬元以上或者違法所得數(shù)額在二萬元以上的;

(三)其他情節(jié)嚴重的情形。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屬于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條規(guī)定的“情節(jié)特別嚴重”，應當以假冒注冊商標罪判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

(一)非法經(jīng)營數(shù)額在二十五萬元以上或者違法所得數(shù)額在十五萬元以上的;

(二)假冒兩種以上注冊商標，非法經(jīng)營數(shù)額在十五萬元以上或者違法所得數(shù)額在十萬元以上的;

(三)其他情節(jié)特別嚴重的情形。

<附>“相同”商標的含義

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條將假冒注冊商標罪的客觀行為限制在“未經(jīng)注冊商標所有人的許可，在同一種商品上使用與其注冊商標相同的商標”這一范圍內。因此，在認定假冒注冊商標罪時，判斷行為人使用的商標是否與他人的注冊商標“相同”，就顯得非常重要，它涉及到能否認定行為人構成假冒注冊商標罪的基本定性問題。

這個問題在近年來的司法實踐中的確比較棘手。突出的疑難爭議焦點是：所謂“相同”的商標，是否要求與注冊商標在所有特征上完全相同?對于使用與他人注冊商標基本相同的商標行為，是否可以認定為假冒注冊商標罪?另外，“基本相同”與“相似”或者說“近似”的區(qū)別在哪里?也是值得研究的。

合理界定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條中所講的“相同”商標的含義，應該從注冊商標的功能作用，以及刑法設立假冒注冊商標罪的基本目的去解釋。商標所有人在商品上標明注冊商標，其目的一方面在于幫助生產(chǎn)者、銷售者宣傳商品、維護商品的產(chǎn)品聲譽，另一方面在于指示消費者根據(jù)自己的需要選購不同品牌的商品。刑法設置假冒注冊商標罪的目的，在于有限度地懲治嚴重侵犯注冊商標專用權的行為。因此，對“相同”商標的理解，應當掌握兩個方面：一方面要注意合理實現(xiàn)刑法保護商標專用權和消費者合法權益的目的，另一方面也應注意刑法對假冒注冊商標罪客觀行為畢竟有所選擇、有所限定，嚴格解釋“相同”商標的含義。從保護商標專用權和消費者合法權益的角度出發(fā)，刑法所講的“相同”商標，顯然是不能限于兩個商標在讀音、外形、含義等方面完全相同的商標。理論上有人認為，所謂相同的商標，只能是指與注冊商標完全相同的商標。否則，認定使用與注冊商標不完全相同的商標的行為為假冒注冊商標罪，有違背罪刑法定原則的嫌疑。這種觀點機械地理解了刑法用語，在司法實踐中也是不切實際的。

但是，刑法條文對假冒注冊商標罪的客觀行為進行限制，表明刑法對假冒注冊商標行為是采取謹慎態(tài)度的。如果說對“相同”商標可以進行廣義的解釋，是不是就很難避免刑法的打擊面擴大化的趨勢?因為如果只要行為人使用的商標與他人的注冊商標“基本相同”就可以認定為假冒注冊商標罪，而“基本相同”又缺乏法定的標準，對假冒注冊商標罪的犯罪構成把握實際上就有可能完全脫離刑法對該罪客觀行為的限制。

可是，將“相同”理解為“完全相同”，在事實上就可能只限于將他人注冊商標標識撿來、竊來，或者商標標識制造者非法提供的情況，因為假冒的商標與注冊商標多少會在某些方面存在微小的差別。對“相同”商標作狹義理解，顯然不符合刑法設立假冒注冊商標罪的目的。當然，什么是“基本相同”而不是“近似”，在不同的假冒注冊商標案件中，需要結合注冊商標和假冒商標的具體特征進行比較辨別。“基本相同”沒有法定標準，并不是說區(qū)分“基本相同”和“近似”就不可行。根據(jù)我國商標法的規(guī)定，商品商標由文字、圖形或者文字與圖形的結合組成。所以，從辨別對象來說，行為人使用的商標與他人注冊的商標是否基本相同、是基本相同還是近似，完全可以從文字的字形、讀音、含義或者圖形的構圖及顏色，以及文字與圖形的整體結構等各方面入手進行判斷。

按照法律規(guī)定，注冊商標的使用應當嚴格按照注冊時商標標識文字、圖形或者文字與圖形的組合形式、顏色使用。我注意到，在司法實踐中有這樣一種觀點和做法，認為，對組合型的注冊商標，只要與之在讀音、外形、含義三方面之任何一方面相同的，就可認定為“基本相同”。這是否合理呢?

這是不正確的。注冊商標的字形、讀音、含義或者圖形的構圖及顏色，以及文字與圖形的整體結構，每一個方面都是注冊商標的重要特征，即使假冒的商標在大多數(shù)特征上與注冊商標沒有差別，而其中有一個特征存在較為明顯的差別，也不能認定為與注冊商標“基本相同”。比如行為人在電器上使用與注冊商標“飛利浦”讀音相同的“菲利浦”，雖然讀音相同，但“菲”的字形顯然與“飛”不同，只能說行為人使用的是與注冊商標相近似的商標，不能認定構成假冒注冊商標罪。

假如某一個圖形注冊商標被核準為紅色，而行為人假冒的商標卻使用的是綠色，而假冒商標與注冊商標除顏色不同外，在其他方面沒有差別的，可否判斷為刑法所講的與注冊商標“相同”的商標呢?

這也只能判斷為相近似，因為盡管假冒商標在圖形的構圖和整體結構上與注冊商標相同，但顏色完全不同，因此綜合判斷的結果只能是近似，只不過這種近似性程度比較高，極容易使消費者對商品的來源產(chǎn)生混淆，但不能因此而將假冒商標認定為與注冊商標“基本相同”的商標，并進而認定行為人構成假冒注冊商標罪。

在判斷假冒商標與注冊商標是否“基本相同”方面，可否在理論上提出一個具體的標準呢?

由于注冊商標的形式多種多樣，假冒商標的形式也五花八門，所以理論中不好提出一個準確的標準。但是，存在一個基本的準則，那就是：以普通消費者的一般注意力作為評判的主觀標準，采取整體比較與商標顯著部分比較相結合的方法綜合判斷，如果普通消費者(不是專業(yè)人士或者該商品領域的行業(yè)人員)認為兩個商標相比較，文字、圖形或者文字與圖形的結合沒有區(qū)別或者視覺上沒有差別，這兩個商標就是“相同”商標;如果普通消費者認為兩個商標相比較，文字的字形、讀音、含義，或者圖形的構圖及顏色，或者文字與圖形的整體結構是相似的，則屬于近似商標。比如鳳凰牌自行車商標中鳳凰圖案的尾巴上的羽毛是12根，如果行為人只是把羽毛的根數(shù)作成13根或11根，構圖的顏色和尺寸結構等其他方面與注冊商標又完全相同，則對普通消費者來說，這種羽毛根數(shù)的差別是難以區(qū)別的，假冒商標便是與注冊商標“基本相同”的。

在判斷假冒商標與注冊商標是否相同時，司法實踐中還出現(xiàn)這樣一個問題：注冊商標所有人自己在商品上使用的商標，與其核準注冊的商標并不一致，那么，判斷行為人假冒的商標是否與注冊商標相同時，是將假冒的商標與核準注冊的商標相比較，還是與注冊商標所有人實際使用的商標相比較呢?比如，****公司將MICROSOFT(大寫)申請注冊為其計算機軟件商標，但**公司在計算機軟件上實際使用的商標Microsoft只有第一個字母是大寫。如果被告人在假冒**公司的計算機軟件上也使用商標Microsoft，是否可以構成假冒注冊商標罪?

司法實踐中有這種現(xiàn)象，只不過有時沒有被認為是一個問題。假冒注冊商標罪懲治的是侵犯注冊商標的專用權的行為，因此，從客體的角度理解，如果行為并沒有侵犯到注冊商標的專用權，是不能對其進行刑法評價的。注冊商標所有人沒有正確使用其注冊商標，而被告人假冒其實際使用的、與注冊商標不同的商標，情節(jié)再嚴重，也不能追究刑事責任，因為被告人并沒有侵犯注冊商標的專用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