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刑罰輕緩化是建設社會主義民主，實現政治文明的需要。從刑罰演進的歷史看，重刑主義往往是和專制主義緊密相聯，正如**斯鳩指出：“嚴峻的刑罰比較適宜于以恐怖為原則的專制政體，而不適宜于以榮譽和品德為動力的君主政體和共和政體。在政治寬和國家，愛國知恥、畏懼責難都是約束的力量……人們害怕喪失其生活，甚于畏懼死亡，所以刑罰只要剝奪他們的生活就夠了。”我國是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擁有最廣泛的群眾基礎，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實現政治文明是當前我國政治生活的重要內容。在我國，運用刑罰同各種犯罪行為作斗爭，目的是為了保護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刑罰的適用應重綜合治理，多于施用刑罰;重預防犯罪，多于懲罰報應。嚴厲刑罰在降低公民的社會生活自由度的同時，也必然給社會公眾的心理帶來壓抑感和恐懼感，這都是與現代文明社會格格不入的。政治民主化程度越高，刑罰就應該越輕緩。一方面，政治民主化程度的提高，為刑罰的輕緩化提供了政治條件;另一方面，輕刑化是社會民主的保障，輕緩化的刑罰會促進和保障社會民主的實現。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法律是廣大人民群眾意志和利益的體現，因而具備實施刑罰輕緩化的政治基礎和民主條件，其提倡是完全可能和可行的。

第二，刑罰輕緩化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需要。我國目前正處于全面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時期，舊的經濟體制、經濟關系、經濟觀念尚未完全打破，各種新型的經濟關系不斷出現，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自身處于正處在不斷完善和進行著各種改革探索的歷史時期，經濟關系、利益格局、道德倫理觀念正在不斷調整，影響改革、發展的不穩定因素和各種社會矛盾增多，誘發犯罪的隱患激增，犯罪率上升的趨勢短期內尚難遏制，尤其是各種經濟犯罪的增加的態勢不可避免，在這種形勢下，刑法介入社會經濟生活領域的范圍不斷擴大，對一些嚴重危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良性發展的犯罪行為動用刑罰進行懲處，是完全必要的;但同時需要注意的是“市場經濟制度下，刑事調整雖然仍是必不可少的。但從根本上來說，各種經濟關系與經濟矛盾主要還是通過市場的自發調整得以解決，在這種情況下，過分嚴厲的刑罰與市場經濟的內在邏輯本身是矛盾的，”[35]而且動用刑罰調整社會生活是不經濟的，尤其是重刑，所以刑罰對社會經濟生活的干預力度應當節制，堅持刑罰的最后手段性原則，刑罰盡量輕緩，為市場經濟發展提供寬松的法治環境。

第三，刑罰輕緩化是刑事政策科學化的要求。“刑事政策是刑法的靈魂與核心，刑法是刑事政策的條文化與定型化。”[36]80年代初提出的從重從快的刑事政策實行至今已經將近20年了，這一政策的提出有著當時特定的歷史背景和當時社會條件下的合理性，且在一定時期收到了社會治安好轉的效果，但重刑鎮壓只能是權宜之計，不能治本，且多年來的社會治安現實也說明了這一點，因而轉變重刑觀念下的刑事政策，根據社會發展與犯罪變化情況對其進行調整以建立符合法治精神和社會現實的科學刑事政策就應成為我們努力的方向，刑罰的輕緩化在這樣的背景下的提倡和推行無疑是符合當代刑法應當提倡的“嚴而不厲”[37]的科學思想的。而且，懲辦與寬大相結合歷來是我國適用刑罰的基本刑事政策，對犯罪人判處輕緩的刑罰從這一角度說也是與我國歷來施行的刑事政策相一致的。

第四，從世界范圍的刑罰發展看，刑罰輕緩化是刑罰進化的必然結果，是各國普遍的實踐趨向。縱觀世界性刑法改革運動，非犯罪化，非刑罰化是國際上近年來刑事政策的重要動向。在所謂的“寬松的刑事政策”影響下，各國刑法對初犯、偶犯采用了更為輕緩的刑罰，大量適用緩刑，甚至采用非刑罰的處罰方法，出現了刑罰輕緩化的趨勢。尤其是近代以來刑事立法的人道主義傾向和非刑化傾向的影響下，各國在反對重刑，廢除殘酷刑罰方面無論在刑法理論領域還是在實踐中都是占主流地位，刑罰輕緩化已是世界刑罰發展的大勢所趨，中國現在已經加入了WTO，我國法律面臨著與國際接軌的現實，實行刑罰輕緩化，不僅是與世界刑法改革趨勢相一致，而且也是我國現行刑事司法實踐的迫切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