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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不僅我國，在國外也是常有發生，由于病情復雜，突發情況多，導致處理不及時或者處理失誤，可能給患者帶來危害。國外醫療糾紛處理有著嚴格的處理程序，根據糾紛產生的原因，確認責任的歸屬，對于需要賠償的進行賠償。嚴格的處理程序也是解決好醫療糾紛的關鍵，那么國外處理醫療糾紛的程序是什么樣的，感興趣的，可以到下文了解。

一、國外醫療糾紛處理的方式方法

美國每年死于醫療事故者在人數上超過死于交通事故者，但“醫鬧”卻很少發生。這是因為200多年來美國醫生一直有面對患者必須“透明”的好傳統，而時下又開始實行嚴格的“知情認同”制度。具體來說，即是醫方必須向患方和盤托出其真實的病情、醫療過程中可能發生的所有問題、治療成功率、可能的后遺癥等，點點滴滴都須事先闡述清楚。這樣醫院便能保證病人對自己的狀況有完整的了解，從而避免治療后的紛爭。而一旦醫生傳達了基本的病情和推薦的診治建議，接著便要確定病人是否完全明白并且能否同意醫生的診治計劃。按照法律，“知情認同”必須含有四個元素：知情、信息、理解和認同，故不只是一張讓患方簽字的表格，而是醫患雙方民主、平等地依法建立了解、理解和信任關系的過程。美國在解決和處理醫患糾紛時，采用的是法律和調解“雙管齊下”的辦法。所有醫院都須設立的仲裁委員會，其實就是“變相”的調解委員會，成員來自社會的方方面面。仲裁委員會的任務一是專門負責調查醫療事故，調查的重點在于認證主管醫生是否盡責盡力以及是否有過失，并向患方如實通報。一旦證實主管醫生有過失，便向司法部門報告，由法院作出裁決和處罰。二是擔負著類似我國居委會里“調解委員會”的角色。由于醫、患雙方考慮問題的角度不一樣，醫患發生沖突實際上在所難免，此時委員會就得出面，負責“緩沖”雙方的緊張關系，說白了即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直至雙方達到理解或諒解。不過，仲裁委員會僅僅是咨詢服務機構，只是提供建議給醫生、病人和家屬，并不具有法律效力。如果調解無門，受害患者或其家屬可聘請律師，根據掌握的證據，證明醫方確有過失。如果醫方被證明有嚴重過失，罰金可高達數百萬美元，甚至使得醫院破產而關門大吉，過失醫生則不能再行醫。值得一提的是，相關的保險公司也會對醫療過程進行監督。這就為確保患者利益又加添了一道“保險”。這是因為保險公司有專門人員作專業鑒定，而且有能力通過各種途徑讓患方得到賠償。

相反要是患方去醫院鬧事，即便有理，也很可能會因為危害醫療或公共秩序而被拘，如果由于使用暴力而使他人受到傷害，嚴重的甚至會鋃鐺入獄。既然依靠法律之手糾紛不難解決，患方自然也不會輕易去冒險當“醫鬧”了。

美國主要是通過立法規范醫患雙方的權利與義務，特別是保障患者的知情權，建立醫患了解、理解和信任關系，從而達到從源頭上減少醫患糾紛的目的。1972年，波士頓一家醫院制定并頒布了“你作為患者的權利”的規章，成為美國患者權利宣言的雛形。同年，美國醫院協會制定了著名的《患者權利憲章》，列舉了患者知情同意權、隱私權等12 項權利，此后美國各州設立自己的“患者權利憲章”。1990 年，美國通過了“患者自決法案(Patient Self-DeterminationAct)”，明確了患者自決等自主權利。目前，美國已有16 個州以法律的形式制訂和實行了“患者權利憲章”，并產生了“患者權利保護人”制度。具體來說，即醫方必須向患方和盤托出其真實的病情、醫療過程中可能發生的所有問題、治療成功率、可能的后遺癥等，點點滴滴都必須事先闡釋清楚。這樣，醫院便能保證病人對自己的狀況有完整的了解，從而避免治療后的紛爭。而一旦醫生傳達了基本的病情和推薦的診治建議，接著便要確定病人是否完全明白并且能否同意醫生的診治計劃。按照法律，這個過程中，有四個元素是必需的：知情、信息、理解和認同，而不只是讓患方簽字的表格，這是醫患雙方民主、平等地依法建立了解、理解和信任關系的過程。在建立機制保障患者權利的同時，美國還注重通過行業規范對醫師行為加強管理，從另一個方面減少醫患糾紛的來源。1999 年，美國內科理事會對醫師職業精神的內容作了新的界定，包括：醫師的自我利益實現次于他人的利益實現、嚴守高尚倫理和道德標準、為社會需要服務、人文關懷、對自身及同事負責、保持行為及決策公正等9 項內容。2002 年，美國內科理事會基金會、美國內科醫生學會、美國內科學會基金會和歐洲內科醫生聯盟共同發布《新千年醫師職業精神：醫師憲章》(Medical Professionalism in the New Millennium：The Physician Charter)，其主要內容被認為是新時期醫師職業精神的核心。該憲章明確了醫師職業精神的三條基本原則和一系列專業責任。三條基本原則包括：把患者利益放在首位的原則、患者自主性原則和社會公正原則。專業責任包括：努力提高專業水準、對患者誠實、為患者保密、對有限資源進行公正分配、進行科學知識的創新并保證知識的可靠性、通過控制利益沖突維護信用等。

日本醫療機構設備一流，醫療水平在亞洲首屈一指，然而還在6年前，重大醫療事故仍不時發生。僅2006年一年，日本全國270所國立醫院共發生醫療事故1300起，導致150名病人死于非命，并引發了極為強烈的負面反響。此后，日本政府特別加大了對醫院和醫生的監督力度，并提倡法治之下的“以和為貴”，進一步科學合理地調解醫患矛盾。加大對醫院和醫生的監督。在日本政府的指導下，中央級和地方級的醫療評估機構紛紛誕生，一般每過一年就由民眾、官員和獨立專家對所有醫院和在職醫生進行綜合評分，對評估合格者發給合格證書， 對不合格者則提出各種不同級別的警告，并在網上或向媒體公示。由此，患者和家屬在看病、住院之前，對哪個醫院哪個醫生值得信任心里基本有數，從而能方便、準確地做出理性選擇，相反那些常常“犯事”的醫院和醫生便少有人問津。從事故中吸取教訓。日本厚生勞動省建立了醫療事故數據庫，成立了由醫生、律師、民間組織代表參加的醫療事故研討會，著重查明事故原因，并舉一反三，論證今后如何預防類似事故再次發生。而隨著醫療事故的明顯減少，醫患糾紛自然也隨之大大減少。

要求醫院給醫生購買“事故保險”。在政府的監督下，院方大多已為醫生購買了“事故保險”，于是大多數中、小糾紛便可望通過保險公司就獲得解決，避免了發展為更大的醫患矛盾。通過法律手段協調醫患關系。按相關法規規定，在發生醫療事故后，醫院不分大小都須向政府有關部門報告，然后由政府作為“中間人”出面向病人家屬作出匯報。要是確認是院方的失誤，醫院必須做出真誠道歉，并在經濟上給予盡可能多的補償，做到盡量以和解方式解決糾紛。如果醫患雙方對責任承擔發生爭議并長期難以實現“共識”，那么也可訴諸法律。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政府加緊建立了相關制度，幫助那些在醫療訴訟中處于相對劣勢的患者和家屬。厚生勞動省對醫療事故中受害方的患者家屬推行“無過失補償制”，即無論醫院是否存在醫療過失，受害患者家屬都可以獲得一定的補償，其金額大小則由第三方經認真考評后決定。努力縮短訴訟案審理時間。在政府、醫院和法院的共同努力下，醫療事故訴訟案平均每個案件的審理時間由1996年的37個月縮短到現在的16個月。同時，日本全國醫療訴訟案的和解率也在與年俱增，在最近15年間提升了40%，這也為創造日本式的“和諧社會”作出了貢獻。

在日本，由厚生勞動省、日本醫師協會、日本醫院協會、健康保健聯合會共同發起建立中央和地方各級醫療評估機構，主要任務是促進醫院向患者提供優質服務。一般每過一年就由民眾、官員和獨立專家對所有醫院和在職醫生進行綜合評分，對評估合格者發給合格證書，對不合格者則提出各種不同級別的警告，并在網上或媒體公示。由此，患者和家屬在看病、住院之前，對醫院和醫生的情況都比較熟悉，從而能方便、準確地做出理性選擇，增加了病人對醫生的信任。此外，日本還重視從醫療事故中吸取教訓。日本厚生勞動省建立了醫療事故數據庫，成立了由醫生、律師、民間組織代表參加的醫療事故信息研討會。研討會的主要任務包括以下幾個方面：對全國醫療事故有一個準確的把握，研究如何預防事故，查明事故原因，發生重大事故如何應對。研究會的最終目的是把醫療事故的個案變成全社會的財富，讓人們以當事人的身份從中汲取教訓，在日常工作中加強責任心，在容易發生事故的環節多加注意，不要重犯別人的錯誤。隨著醫療事故的明顯減少，醫患糾紛自然也隨之大大減少。如何化解醫患糾紛在建立機制、盡可能從源頭上減少醫患糾紛的基礎上，面對業已發生的醫療糾紛，一些國家也建立了相應的機制予以化解。美國非常重視通過醫療責任保險制度化解醫患糾紛。由于醫療損害賠償案件賠償額偏高，互助自保的醫療責任保險公司應運而生，為投保人提供低成本的保險服務。所有投保的醫療服務者都有權通過決策機關參與公司的經營，公司的經營成果和收益歸全體成員所有。據統計，美國醫療責任險的理賠率在80% 以上，醫療糾紛發生率僅為7%。同時，美國也非常重視調解、仲裁等替代性糾紛解決方式在醫療糾紛解決中的作用。在發生醫患糾紛問題后，經醫療評審與監督委員會調解或者在各家醫院設立的仲裁委員會仲裁，調解不成可經法院訴訟，由陪審團判定醫院醫生是否存在過錯，再由法官判決賠償費用，判決費用全部由保險公司支付。如果醫生造成醫療事故，患者及其家屬不能與醫生直接交涉，應到法院對其提出控告，醫生并不直接出庭，而是由他們的保險公司出面與控方進行交涉，并在敗訴后支付費用給患者或家屬。所以，在中國比較普遍的“醫鬧”現象在美國很少見。此外，在普遍實行法庭外替代性糾紛解決模式的同時，2003 年美國眾議院還通過了一項限制醫療過失損害賠償金的法案，將因醫療過失的一般損害賠償即非財產損害賠償的上限確定為25 萬美元，使醫生免于高額的損害賠償金和保險費，進而使其能夠正常執業。在日本，政府也要求醫院給醫生購買“事故保險”，大多數由于醫療事故導致的中、小醫患糾紛都可以通過保險公司獲得解決，避免發展成為更大的醫患矛盾。與此同時，政府在醫療事故發生后還充當“中間人”向病人家屬說明情況;如果確系醫院的失誤，要求醫院必須做出真誠道歉，并在經濟上給予盡可能多的補償，爭取盡量通過和解方式解決糾紛。如果醫患雙方對責任承擔發生爭議并長期難以實現“共識”，也可以訴諸法律。在訴訟中，政府還采取措施、建立制度，幫助那些在醫療訴訟中相對處于劣勢的患者和家屬，并努力縮短訴訟審理時間。此外，厚生勞動省還對醫療事故中受害方的患者家屬推行“無過失責任原則”，即無論醫院是否存在醫療過失，受害患者家屬都可以獲得一定的補償，其金額大小則由第三方認真考評后決定。在英國，如果患者對醫生或醫院的醫療行為不滿意，可以直接向提供醫療服務的機構投訴，院方可以讓責任人向患者口頭答復，或下令進行深入調查，或進行調解等。如患者對于上述行為的結果不滿意，可要求對其投訴進行獨立審查，這一般由院方或醫療主管部門的召集人牽頭，與另一名獨立的非專業人士磋商后，決定是成立一個3 人小組對投訴進行研究，還是將投訴轉回原醫療機構、責令其解決問題。如果患者對投

訴處理結果仍不滿意，他還可以向獨立于醫療機構和政府的醫療巡視官投訴，巡視官可以依法對投訴做最后裁決。但是，英國現行的投訴程序并不涉及對醫療事故的賠償問題，如果患者索賠，只能向法院提出訴訟，能否得到賠償、賠償多少都由法庭裁決。

對我國的啟示改善醫患之間交流與溝通。當前中國醫患雙方之間存在著嚴重的信息不對稱，特別是患者對醫生的行為不了解、不理解的程度更甚，大多數是由此導致的。這就要求建立暢通的醫患溝通渠道，改善醫患之間的相互交流與了解，特別是切實保障患者知情權，讓患者盡可能參與治療方案的選擇和決策，而不只是流于形式地讓患者簽字同意，避免和減少治療后的紛爭。建立醫療責任保險制度。隨著醫療侵權訴訟舉證責任倒置、損害賠償范圍

的擴大與賠償標準的提高，醫療機構的賠償風險和壓力將進一步加劇。醫療責任保險制度可以實現政府、醫療機構、患者和第三方機構共同分擔醫療風險，削弱醫患雙方因為醫療差錯和醫療事故的損害性后果而產生對立沖突。為此，醫療機構應該參加醫療執業責任保險，

當出現醫療事故或發生醫療糾紛需賠償時，由保險機構介入進行調查，可以使其執業風險大大降低，促進醫患關系和諧發展。探索醫患糾紛非訴解決方式。面對不斷增多的醫患糾紛，可以借鑒國外替代性糾紛解決方式的經驗，創建中國特色的非訴糾紛解決方式。例如，利用人民調解制度經驗，設立專門的醫患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通過引入律師、醫師以及退休的司法人員等專業人士，彌補患者醫療信息不對稱、法律常識不足的缺陷，促進醫患糾紛向理性化、法制化解決的方向發展。又如，可以比照勞動仲裁委員會的模式，建立由醫學專家、法學專家、律師、社會工作者等組成的醫患糾紛仲裁委員會，適用調解優先的醫患糾紛仲裁程序對醫患糾紛進行中立仲裁。

二、醫療糾紛發生后可以選擇以下幾種途徑解決

1、協商。醫患雙方就賠償問題進行協商，達成一致意見，雙方簽訂協議書，可以辦理公證或律師見證，并報衛生行政主管部門備案。

2、申請衛生行政部門處理。當事人應當提出書面申請，并在知道或應當知道身體健康受到損害之日起1年內提出。

3、向人民法院起訴。醫療糾紛可以不向衛生行政部門申請處理，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以侵權為案由的，訴訟時效為1年，以違約為案由的，訴訟時效為2年，均自知道或應當知道自己的權益受到侵害之日起計算。

另外還有調解(第三方支持下協商解決)、仲裁(雙方同意仲裁)等醫療糾紛處置方法。

確保處理的過程清晰。醫療糾紛產生的原因有的因為醫生有的事，但是無論是哪種原因，都要盡力處理好，確保不能將醫療糾紛繼續演變，防止轉化為醫鬧，導致問題不好處理。當然在處理的過程中也要，確保傷者能夠得到合理的賠償，以達到降低醫療糾紛的發生率的目的。

關于醫療糾紛責任認定和承擔方式

醫療糾紛產生的原因有哪些

醫療糾紛的舉證責任分配及鑒定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