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隱私權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就已被學者們大加討論過，因此這似乎是一個“過氣”的問題。但是，通過查閱相關專著與論文筆者發現，大多數文章針對的只是隱私權與知情權的關系問題，且對公眾人物

隱私權中個人隱私限制程度方面所涉甚少，在處斷有關公眾人物隱私的隱私權侵權案件中，針對不同的公眾人物的隱私限制，尚無相應的確定標準。因此，本文通過對公眾人物隱私限制程度的闡述，意在于合理限制公眾人物隱私與侵犯其隱私權之間劃出一條合情合理的分界線。

關鍵詞

公眾人物；隱私；表面隱私；實質隱私；公眾人物隱私限制

法律感在特定程度上陷入欺人或自欺的危險：自私、嫉妒、猜疑、斤斤計較、爭強好勝、貪圖權利、尋求報復、幸災樂禍等等往往穿著法律感的外衣。

——古斯塔夫·拉德布魯赫

一、公眾人物及其分類、隱私及對公眾人物隱私的分類：

（一）公眾人物及其分類：

公眾人物（publicfigure），是美國在20世紀60年代提出并在司法實踐中得到廣泛應用的一個概念，“指因特殊地位。或表現而為公眾所矚目者，如各級政府官員、主導尋求公眾評價的各種公開的候選人、體育藝術明星、因重大不凡表現而影響社會的發明家和企業家等。”[1]

學者們根據自己的理解將公眾人物進行了不同的分類。[2]有學者從其對社會資源的占有情況進行劃分，分為四種：一、權力資源型。這部分公眾人物主要是政府官員。他們身居要職，管理社會公共事務；二、財富資源型。這部分公眾人物主要是企業家和實業家。他們擁有資產，掌控經濟；三、注意力資源型。這部分公眾人物其主體是演藝圈和體育界的名人與明星。這些人以其成就和技藝贏得了很高的社會知名度，從而為自己積累了豐厚的注意力資源，成為公眾尊崇的偶像和仿效的榜樣。四、智力資源型。這部分公眾人物的主體是科教、文化界的知識精英。[3]

以上的劃分在筆者看來是比較全面的。在此基礎上，筆者根據公眾人物與公共利益的密切程度將其概括分為兩類：一、國家工作人員類。主要包括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在國家權力機關、行政機關、司法機關以及黨和政協的機關中從事公務的工作人員）和因法律或國家機關授權行使權力的有關組織或個人，還包括國家工作人員的候選人；二、非國家工作人員類。主要包括體育演藝類公眾人物、商界公眾人物、知識界公眾人物和新聞類公眾人物等。

筆者作以上分類的理由和意義如下：首先，不同的公眾人物與公共利益的緊密程度不同，比如，國家工作人員類人物因其經常是政治決策者，他們的決定更直接的引起公共利益的變化，而其他公眾人物相比就要遜色些，我們不能說在城市規劃上一位著名歌星會比主管此項目的官員更有決策力。其次，對不同公眾人物隱私的限制要求是不同的，一般情況下，對國家工作人員類公眾人物的限制要求要高于其他公眾人物。再次，當公眾人物的隱私對公共利益產生影響時，群眾對不同的公眾人物的容忍程度是不同的。通常情況下，大家對國家工作人員類人物的道德要求要高一些，緋聞案件發生在政府官員身上要比發生在演藝明星身上更為引人注目。

（二）隱私及對公眾人物隱私的分類：

隱私，在《辭海》中的解釋是“心中秘密。《漢書·江-充傳》：”太子疑齊以己隱私告王，與齊杵，使吏逐捕齊不得。‘齊，江-充本名。“[4]按此解釋，恐怕隱私的外延過于寬泛。按照學者的解釋，隱私除了指男女性關系方面的秘密以外，還應當包括有關人體的秘密。隱私作為私生活秘密之一種，當然包括在隱私之中。[5]隱私具有以下幾種特征：一、它是隱私中與人的羞恥感與精神利益聯系最為緊密的秘密，其他的隱私如日常生活和社會交往以及其他個人信息（如身高體重），與其相比，緊密性要相差很多；二、隱私是最重要的隱私，因此對他人隱私的傷害，應該是對他人心理傷害最為嚴重的了，它可以將他人名譽毀于一旦，給他人身心以至大打擊，如在臺灣發生璩*鳳偷拍事件后，2001年12月20日璩*鳳委托律師黃*珊、鐘*盛發表”璩*鳳已經死了“的聲明，并在其后的訪問中表示曾想過自殺。[6]三、隱私常常與道德相連，不道德的隱私被公眾認為是有違私德，如在克*頓與**斯基緋聞事件中，美國公眾普遍認為克*頓之行為為私德所不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