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2010年10月，大慶市某大學為了解決新入學特別特困生的經濟困難，欲將社會捐獻給該校的一部分錢、物發放給特困生并有計劃地為特困生安排一些勤工助學崗位。為讓學生和社會放心，把好事辦好，該校實行公正與透明操作，校學工處向全校學生發出通知。除了要求學生進行如實填表申報外，學校還規定要在初步調查了解的基礎上將特困生名單在校內張榜公示，在張榜公示兩周后沒有異議或者有異議但經調查不成立的，即取得接受特困捐助的資格和安排勤工助學崗位的資格。該院學生徐某在申報表中不愿意填寫母親離家出走的信息，也沒有填寫母親離家出走的信息。但學校在核實后張榜公示了這一信息。徐某在取得勤工助學崗位后，因有同學以其母親離家出走可能有外遇來說事，使其心里難過，使其自尊心受到一定程度的傷害。于是其以學校未經過其本人同意即將其信息張貼出去，侵犯了其個人隱私權，向學校提出交涉，要求學校向其賠禮道歉并賠償1萬元精神損失撫慰金。在與學校協商不成的情況下，徐某于今年1月19日又以同樣的理由和請求向法院起訴。【分歧】經過開庭審理，在案件評議過程中有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學校公示他人家庭情況，尤其是其母親離家出走的信息，涉及到個人隱私，未經其同意即公開，應構成侵權，作為被告的校方應承擔侵權的賠償責任。另一種觀點認為，雖然學校公示該人家庭信息，但是向社會公示特困生，隱私權“讓路”公眾知情權；另外，行為默認視為其同意公這一消息，故不構成侵權。【評析】筆者同意第二種觀點，主要理由有以下三點：一、關于隱私權的界定。所謂隱私，通常是指有關個人生活領域的一切不愿意為外人所知，并排斥他人干涉的一種獨立的人格權。一般來說，個人身體情況、收入情況以及家庭成員等情況都屬于這種隱私。一個人的特困或者富裕反映的是某個人或者家庭的財產收入狀況，屬于個人信息的一種，在一般情況下當然是個人隱私，是屬于隱私權的保護范疇，特困學生及其家長也完全有理由視之為隱私。個人隱私除了隱私權人通過本人處分權利放棄隱私權，如主動或者默許他人使用其隱私信息外，外人還可以在涉及公共利益時使用其隱私，例如，某甲盜竊了他人財產，某乙參與選舉等，盡管其甲、乙本人實際上并不愿意披露自己的某些個人信息，但因為他參加涉及到他人利益或者公共利益的活動中，他人或者公眾就有理由知道他的某些屬于隱私的個人信息，或者是說在這種情況下，某些個人信息就不能再認為僅僅是個人隱私，當然也不再享有隱私權的保護了。二、隱私權“讓路”公眾知情權。當隱私權與公眾知情權發生沖突時，要最小化犧牲個人隱私權，為公眾知情權“讓路”。就以本案來說，如果徐某不要求學校捐助或者安排勤工助學崗位，不經其本人同意，學校或者其他任何人、任何單位都沒有權利公示她的家庭城員情況及家庭特困情況，但當她以家庭特困為由要求學校捐助和取得勤工助學崗位時，那她的家庭成員情況及家庭特困情況就涉及到公共利益，就不單純屬于個人隱私范疇了，更多的是涉及到公共利益，即公眾的知情權。因為對大學生的捐助和學校的勤工助學崗是屬于一種公益事業，受助范圍和勤工助學崗位是有限的，有人得到了就一定是別人少得或者不得。三、隱私權屬于一種權利,可以放棄。權利的本質是一種自由，自由只要在法律許可的范圍內是可以自由處分的，乃至放棄的。徐某是在了解學校捐助學生和勤工助學崗俠的通知后，自己主動報名參加的，雖然在填寫的報表中沒有寫其母親離家出走的信息同，但學校在通知中已說明按其調查的實際情況進行公示，既然參加了這一活動也就等于她實際上是默許的同意，是對這一隱私權的一種放棄。因此，如果學校公示徐某的母親離家出走的情況與實際情況沒有出入的話，這公示并不侵犯其隱私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