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性質之爭的歷史源流
死亡賠償,從概念到性質,歷來就存在爭議。最早涉及這一問題的,可以上溯至20世紀60年代。1963年3月21日,黑龍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就“交通肇事是否給予受害人家屬撫恤的問題”向最高人民法院請示,稱“對于交通肇事致被害人死亡,是否要給予被害人家屬撫恤問題,有不同意見:一種意見認為,被害人是有勞動能力的人并遺有家屬需要扶養的可以給,被害人是沒有勞動能力的老人或兒童不給;一種意見是,只要不是被害人自己過失引起的死亡,不管被害人是否有勞動能力都應酌情給一點撫恤。我們同意后一意見。”最高人民法院于1963年4月28日以(63)法研字第42號《關于交通肇事撫恤問題的批復》同意了黑龍江省高級人民法院的意見,肯定了在人身損害賠償案件中,加害人支付的撫恤費用包括撫養(扶養)費用但不限于撫養(扶養)費用。1965年5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辦公廳、公安部辦公廳(65)法研字第15號、(65)公(治)字第434號致中華全國總工會勞動保險部的《關于交通肇事的補償和撫恤問題的函》中指出:“關于職工因交通事故死亡后的家屬生活補助問題,我們考慮,職工因交通事故死亡與因公、因私死亡不同,肇事單位給家屬經濟上的補償,是表示對死者負責,也是精神上的安慰。因此,除了肇事單位根據肇事人所負責任大小發給一定的補償費外,原單位仍應按勞保條例發給撫恤費。”該復函進一步明確了死亡補償費兼有經濟補償和精神撫慰雙重性質。
立法中正式出現死亡補償的概念,是1992年1月1日國務院制定并公布施行的《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以下簡稱《辦法》)。《辦法》第三十七條第(八)項規定:“死亡補償費:按照交通事故發生地平均生活費計算,補償10年。對不滿16周歲的,年齡每小1歲減少1年;對70周歲以上的,年齡每增加一歲減少一年,最低均不少于5年。”從前述公安部辦公廳與最高人民法院辦公廳對中華全國總工會復函的歷史源流來看,《辦法》關于死亡補償費的規定是吸收了過去復函中的意見。因此,公安部參與起草《辦法》的相關部門的意見認為,死亡補償費應當兼有財產補償和精神撫慰等綜合性質。對此,學者在理論上也提出了意義接近的解釋,認為“關于死亡補償費的性質,應認定為是對死亡的定額化賠償金。此項補償費包括死者受傷治療的精神痛苦的賠償費、死亡的損失賠償費(勞動收入的減少)、死者遺屬的精神損害賠償費等內容。此項費用,不考慮死者的個人具體情況而予以統一規定賠償標準,有利于交通事故的迅速解決,體現對人的生命的平等保護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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