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空墜物這個行為通常都是發生在公共設施的地方。這樣的行為過失占到大部分。它和高空拋物有一定的區別，高空拋物是行為故意為之的行為，明知道自己的行為可能造成別人生命財產損失還為之。而墜物是因為一些意外事件產生的。那么電梯樓高空墜物責任如何規定?

一、電梯樓高空墜物責任

1、認定。

建筑物或者其他設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擱置物、懸掛物發生倒塌、脫落、墜落造成他人人身損害，它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不能證明自己無過錯的，應責令其承擔民事責任。

建筑物或者其他設施，是指人工建造的附著于土地的永久性或臨時性的設施，如房屋、橋梁、碼頭、堤壩、隧道、涵洞、埋設的管道、路標、電線桿、廣告牌、腳手架、纜車、索道、護路林木，等等。

倒塌、脫落、墜落是建筑物或者其他設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擱置物、懸掛物毀壞的常見危險。除此之外，凡是上述設施本身損壞而造成他人人身損害的，它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不能證明自己無過錯的，均應根據民法通則第一百二十六條的規定責令其承擔民事責任。

所有人或管理人能夠證明建筑或者其他設施的塌落花流水是設計或施工的原因造成的，其承擔民事責任后有權向設計人或施工人追償。

2、賠償

侵害人致傷他人，尚未造成殘疾的，應當賠償醫療費、因誤工減少的收入。醫療費一般包括醫藥費、治療費、護理費、交通費、住宿費、必要的營養費等。

侵害人致人殘疾的，除應當承擔醫療費、誤工費等全部費用外，還應當賠償殘疾者的生活補助費、生活自助具費和殘疾賠償金，以及殘疾者致殘前實際撫養而又沒有其他生活來源的人的必要的生活費。

與所有人或管理人協商，協商不成到法院起訴。

二、高空拋物與高空墜物的不同

1、墜物沒有人的意識，墜落時無人知道或者不能控制。往往是舊的建筑附著物等。而拋物是有行為人故意為之，是受控制的，或者說是可以阻止危險結果發生。拋物和墜物區分的意義是，考慮賠償責任時承擔責任的輕重等。

2、墜物案件中，無法證明自己不存在侵權行為的相關人承擔的是賠償責任。而拋物案件中，無法證明自己不存在侵權行為的相關人承擔的是補償責任。因此，責任的大小和數額的大小均有較大差異。

3、“高空拋物”與“高空墜物”區別的關鍵在于致人損害之物是否是在人力直接作用下發生了致人損害的后果。

如果人力作用是致人損害的根本原因，那么由此引起的責任當然應屬于行為責任屬于高空拋物;如果物件是在沒有人力直接作用的情況下致人損害，通常是由于致害物件的所有人或占有人的管理疏忽，這種情況就屬于物的責任屬于高空墜物。

三、樓下防止高空墜物的安全防范措施：

防止高空墜物的安全防范措施：

設立高層建筑戶外附屬設備安裝標準。

加強高層建筑玻璃幕墻以及門窗玻璃的安全防護規范措施。

在高層建筑最底層的四周，增加預防高空物體墜落的外延結構，或增加每一棟高層建筑的底層四周防墜落物體的金屬結構設施。

將用于戶外附屬設施固定的金屬防腐材料納入高層住宅設計規范。

增加空調外掛主機的預留外延建筑結構平臺或體外凹式墻體空間。

設立高層建筑地面的墻體四周外延防護欄，建筑墻體與外延防護欄的安全距離標準為3米。

在可能的情況下，統一實施中央空調制冷采暖系統。

設立城區高層建筑物體墜落安全防范巡查機構，制定高空物體墜落安全防范條例。

城市居民社區委員會實施高層建筑物體墜落安全防范責任制度，健全施工企業檔案登記工作。

四、高空墜物“連坐”擔責不合理

備受關注的成都高空墜物案于近日宣判，高樓里的124家商戶分攤了15萬賠償。這一宣判并沒有結束持續十數年的高空墜物是否該“連坐”擔責爭議，反而繼續引發激烈討論。對此爭議，我們能不能有個清晰答案?

高空墜物“連坐”擔責是我國“特色”法律

無論國外、還是過往，都罕見這樣的法律

我國《侵權責任法》第87條規定：從建筑物中拋擲物品或者從建筑物上墜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損害，難以確定具體侵權人的，除能夠證明自己不是侵權人的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給予補償。

這就是俗稱的“高空墜物連坐法”。考察世界各國法律，可知無論是法國、德國、意大利、荷蘭、埃塞俄比亞等大陸法系國家，還是英美法系國家，都沒有類似法條或判例，世界范圍內只在智利民法典里發現相似規定。

也有法律學者指出，第87條可追溯到古羅馬法中“倒潑和投擲的責任”條款，然而細究即可知，古羅馬時代的住宅是單獨的，由住戶承擔責任仍屬于侵權人可確定的情況。

如此“特色”立法，目的為了救濟和預防

既然是創造性立法，那么面臨爭議就是難免的。在《侵權責任法》于2010年實施之前，法院對于這樣的案件怎么判是不明確的，出現了嚴重的同案不同判現象，不但不同法院意見對立，而且上級法院和下級法院意見對立、同一法院不同法官意見對立。

“特色”立法本身不是問題，因為任何特定國家的法律都是為了解決該國具體的社會問題而不是為了其他目的而存在，只要法律能以最合理有效的方式解決我國的實際問題，就是妥當的。然而我們認為，“高空墜物連坐擔責”恰恰不符合我國實際。

如果是為了救濟，顯然公共救濟比住戶救濟更合理更可行

出門行走卻遭遇“飛來橫禍”，的確夠倒霉夠可憐，尤其對于一些家境普通甚至貧窮的人來說更是值得同情。救濟這樣的人是應該的，但是由誰來救濟?

有人說我國社會保障體制不健全、國家整體還處于發展中水平能力有限，所以讓公共救濟(或曰國家救濟、社會救濟、政府救濟)不現實，因此第87條讓住戶集體救濟是合理的。

如果是為了預防，則“連坐”弊大于利

再看預防作用。的確，“連坐”有兩個預防作用：

1、住戶由于不想被“連坐”，有檢舉揭發肇事鄰居的動力，有利于找出真實責任人，進而形成警示作用;或者平時就會提醒鄰居小心，防范于未然。

2、制造墜物的住戶，即便沒有被發現，也需要承擔一部分責任，所以會約束自己的行為。

但是，“連坐”也會給預防帶來三個弊端：

1、我國警力有限，有了第87條后，恐怕一旦出現墜物傷人，會被草率的納入“集體賠償”通道，卻疏忽了對“真兇”的調查，進而形成縱容。從成都這個案件的情況看，墜物傷人后第二天，受害人家屬就開始與物業管理方商量賠償事項，可見查找“真兇”的過程很短或者可能都沒有。

2、“連坐”對住戶的心理影響，既可以理解為“至少我也得承擔一些責任所以不敢亂扔”，也可以理解為“反正我拉完屎有大家一塊來擦屁股”，前者是約束，后者可是縱容。

3、從我國實際情況來看，住宅樓一般分為兩種，一種是類似家屬大院，一個樓里的人互相熟悉，那么要讓他們互相檢舉不但困難，而且容易造成人際關系緊張;另一種是類似于近年新建的商品房，住戶“老死不相往來”，一個樓層都形同陌路，缺乏互相檢舉的能力。這就使原來期望的“連坐”預防作用大打折扣。

權衡之下，“連坐”對預防所起的作用是弊大于利。

應以“精確而嚴厲的打擊”和“公共兜底”取代“連坐”

香港經驗值得借鑒

高空拋物在香港地區也曾屢屢發生，為此香港《簡易程序治罪條例》在1977年增補規定：“如有人自建筑物掉下任何東西，或容許任何東西自建筑物墜下，以致對在公眾地方之內或附近的人造成危險或損傷者，則掉下該東西或容許該東西墜下的人，即屬犯罪，可處罰款一萬港幣及監禁6個月”。在2003年，香港房屋署還成立了偵查高空拋物特別任務隊，這樣就有專門的巡警人員巡邏、監督以示警戒，這個隊伍自成立以來利用各種高科技手段進行監督破獲多起相關案件。法律的完備和執行的嚴格，使香港地區的高空拋物現象大大小于內地。(參見鄭諾《侵權人不明的高空墜物致害侵權責任研究》)

明確把高空拋物納入“危害公共安全罪”

我國《刑法》規定“放火、決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傳染病病原體等物質或者以其他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要承擔刑責。然而這條法律是幾十年前制訂的，所以有法律學者認為這里的“其他危險方法”應該是與放火、決水等相類似的行為，而絕不可能包括諸如飆車、醉駕、高空拋物等行為。事實上長久以來，“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適用范圍也很窄，只是近年來，諸如醉駕、高空拋物等可能造成嚴重后果的行為非常泛濫，才有少量案例啟用了“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來應對新情況。

然而，像上述檢察院的意見并非司法部門公認的、明確的看法，所以并不能形成足夠的震懾力。

我們認為，高空拋物符合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特征，立法、司法部門應該要么明確將刑法“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內涵拓寬，把高空拋物這樣的行為納入“危險方法”范疇;要么在刑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一章中特別增加類似香港那樣專門針對高空拋物的條款。

如此，才能使警方重視此類案件的調查，而一旦重視，破案應該沒有那么難。比如著名的扔煙灰缸案例，如果采集指紋比對，破案并非不可能。這樣一來，既精準又嚴厲的打擊，才是對住戶最大的警示。

對于那些往樓下扔東西的“缺德鬼”，刑法伺候不為過

實在無法明確責任人的情況下，公共補償義不容辭

如果使用了刑事調查手段后仍無法明確責任人，那么就該由公共財力兜底。以公共財力兜底不但比“連坐”賠償更公平，而且倡導了更好的價值觀。“連坐”賠償顯示了私權可以輕易被侵犯、國家、政府的責任可以推給私人，而公共財力兜底則彰顯了國家不會拋棄它的公民、社會不會漠視它的成員、政府不會辜負它的人民。

電梯樓高空墜物責任，這個行為比較特殊，因為發生這個事故的時候，一般行為人是很難認定的，參與人非常的多，所以認定單個行為人是很困難的。所以受害者的賠償責任一般就按照在場中，有證據證明自己無錯過的除外的其余參與人承擔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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