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留賣淫罪上訴狀

上訴人袁某某，男，1972年9月14日出生，漢族，初中肄業，住浠水縣冼馬鎮高家村,現羈押于浠水縣看守所。

上訴人因涉嫌容留賣淫罪一案，不服浠水縣人民法院,2014.鄂浠水刑初字笫號《刑事判決書》，特向貴院提出上訴。

上訴請求：認定上訴人為本案中的從犯,改判上訴人為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并減少罰金數額。

上訴理由：在本案中，上訴人的行為剛剛達到構成容留賣淫罪的犯罪起點，而一審法院判決上訴人兩年有期徒刑,上訴人認為判刑過重，故懇請二審法院予以改判。

一、從《刑法》在法律體系中作為最后一道防線的定位看。刑法是民法、行政法等其他部門法的保護法。如果把行政法等其他部門法比作維護社會秩序的第一道防線，刑法則是最后一道防線。司法實踐中，應當注意法律之間的銜接、協調，科學劃定適用范圍，而不至于相互沖突。

《治安管理處罰法》第六十七條規定：引誘、容留、介紹他人賣淫的，處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處五千元以下罰款;情節較輕的，處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罰款。

根據《治安管理處罰法》的上述規定，只有一次容留賣淫行為，應屬于“情節較輕”，處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罰款;容留一人兩次或者容留兩人一次的行為，應處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處五千元以下罰款。

對于《公安機關》查獲的容留賣淫違法犯罪行為應首先依照行政法《治安管理處罰法》處理、處罰，對于構成犯罪的，才會移交司法機關依照《刑法》的相關規定定罪處罰。如果將偶爾或者只有一、二次介紹、容留賣淫行為不先按《治安管理處罰法》作為一般的違法行為做行政處罰，而是直接作為犯罪處理，就是把應在第一道防線解決的問題，用最后一道防線進行處理。將會出現《治安管理處罰法》第六十七條規定對容留賣淫行為給予拘留等治安處罰的規定也將無處罰對象，被閑置，這樣就造成了《刑法》的濫用，這不符合立法本意和司法規律。

《治安管理處罰法》尚且對容留賣淫的行為規定了兩個處罰檔次，上訴人僅僅介紹1一2人賣淫，只能算是《治安管理處罰法》中情節嚴重的情形而已。即使涉嫌犯罪，也不過剛剛達到犯罪的起點;無論如何，既使根據《刑法》第359條予以處罰也至于必須判決兩年有期徒刑.

如果上訴人介紹1一2人賣淫就根據《刑法》第359條判處兩年有期徒刑，那么國家制定《治安管理處罰法》第六十七條又是用來處罰什么樣的違法行為的呢?

二、從社會危害性上看：一審判決判處上訴人二年有期徒刑沒有做到罪刑相適應，量刑畸重。

犯罪最本質的特征是嚴重社會危害性。所謂嚴重的社會危害性，是指行為對刑法所保護的社會關系造成損害的特性。決定社會危害性大小的因素，主要包括：行為侵犯的客體;行為的手段、后果、以及時間、地點;行為人的個人情況及其主觀因素等。容留賣淫罪的客體是社會主義道德風尚;容留指為賣淫者和嫖娼者的賣淫、嫖娼行為提供場所;犯罪的后果是敗壞了社會道德風尚;犯罪的地點和時間和多發生在旅館和晚上。

本案中，上訴人只有介紹1一2人賣淫的行為，提供容留賣淫場所只有這一次，只是一次容留賣淫女進行賣淫行為;并且地點在隱蔽的賓館，因此，對社會道德風尚不足產生較大影響，其社會危害程度尚未達到“嚴重”的程度，屬于犯罪情節輕微的情形。因此，一審判決認定上訴人容留他人賣淫，判處上訴人二年有期徒刑屬于罪刑不適應，量刑過重。

三袁某某在本案依法應當認定為從犯

我國現行刑法第26條規定：“組織、領導犯罪集團進行犯罪活動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這是我國刑法關于主犯的法定概念。根據這個概念，我們可以將主犯分為兩種，即組織、領導犯罪集團進行犯罪活動的犯罪分子，以及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犯罪分子。

究竟如何認定共同犯罪人的作用是主要還是次要，在具體司法實踐中經常發生混淆甚至錯誤，這就必然導致主犯與從犯認定中的隨意性，或者干脆不分主人從犯.并進而影響到罪刑相適應原則的適用。我們認為，概括來講，所謂“起主要作用”是指共同犯罪人對共同犯意的形成、共同犯罪行為，以及共同犯罪的危害結果所具有的決定性作用。根據刑法中“主客觀相統一”的原則，我們可以分別從主、客觀兩方面來具體說明這種決定性的作用。從主觀上來看，主犯的作用主要表現在促成共同犯罪故意，并使之強化。具體而言，包括：(1)發起共同犯罪的犯意，即共同犯罪中的造意行為。由于這種行為是共同犯罪故意形成的根本原因，其對共同故意的決定性作用是不言而喻的;(2)策劃共同犯罪的行為，即選擇犯罪目標、制定犯罪計劃的行為。它包括制定共同犯罪行為的計劃，共同犯罪與單獨犯罪一樣，也有預謀與突發之分。有預謀的共同犯罪通常更易達到既遂，因為共同犯罪行為實施之前的策劃行為避免了共同犯罪人的盲目行動，為犯罪既遂奠定了基礎。從客觀上來看，主犯的作用主要表現在對共同犯罪行為及其危害結果所起的決定和推動作用，包括：(1)糾集共同犯罪人。二人以上共同實施犯罪行為，這是共同犯罪的最基本條件，是成立共同犯罪的前提。(2)指揮共同犯罪人的行為。無論是簡單共同犯罪還是復雜共同犯罪、一般共同犯罪還是犯罪集團，要想使犯罪行為構成既遂，協調各共同犯罪人的行為，使其有效地作用于犯罪對象是必不可少的，實施指揮行為的人無疑屬于主犯。(3)對犯罪結果起決定性作用的共同犯罪人。將主、客觀兩方面的作用相結合，就可以準確地認定共同犯罪中的主犯。

我國刑法第27條規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輔助作用的，是從犯。”從這個法定概念可以看出，從犯包括兩類共同犯罪人：

第一，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的犯罪分子，即次要實行犯。這類共同犯罪人雖然直接實施了具體犯罪構成客觀要件的行為，但是在整個犯罪活動過程中較之主犯所起的作用要小，主要表現在：本人不主動發起犯意，在共同犯罪行為實施過程中積極性不高，行為強度不大，對造成犯罪結果所起的作用不大或根本未對犯罪結果有任何作用，等等。

第二，在共同犯罪中起輔助作用的犯罪分子。根據分工分類法，這類犯罪分子實為幫助犯。這類共同犯罪人不直接實施具體犯罪構成客觀要件的行為，而只是為共同犯罪的實施準備工具、創造條件，包括犯罪行為實施之前的幫助行為和犯罪行為實施時的幫助行為。通常表現為準備或提供犯罪工具，排除犯罪障礙，指示犯罪地點和犯罪對象，打探和傳遞有利于犯罪實施和完成的信息，在犯罪實施過程中把門望風，等等。

我國刑法中的刑罰個別化原則決定了區分主犯與從犯的重要性。在具體司法實踐中，二者的區分可以從以下幾方面入手：

第一，在事前共謀的共同犯罪中，首先提出犯意者通常為主犯，附和、贊同者通常為從犯。

第二，在事前共謀的共同犯罪中，策劃、指揮犯罪活動者通常為主犯，被動接受任務、服從指揮者通常為從犯。

第三，參加全部共同犯罪活動者通常為主犯，而首次參加共同犯罪或者參加次數少于其他犯罪分子的，以及僅參加了部分共同犯罪的犯罪分子通常為從犯。

第四，從參加共同犯罪的強度來看，主犯的實行行為通常強度較大、，而從犯的實行行為強度通常較小.

第五，從對犯罪結果的作用來看，主犯由于行為強度大或者技巧熱練，通常對犯罪結果的作用較大，是造成犯罪結果的主要原囚;而從犯由于初次作案、行為強度小，或者技巧不熟練，通常對造成犯罪結果只起很小的作用，甚至根本未起任何作用。袁某某不是場地的經營管理者,也不是工作人員.根據上訴人的具體情況，應當認定上訴人為本案的從犯.待續未完

此致

湖北省黃岡市中級人民法院

上訴人：袁某某

2014年11月1日

容留他人在自己家里面賣淫是不對的行為，不管嚴不嚴重都是會受到處罰的，所以這種情況應該拒絕，不要參與其中，不要為其提供場所。如果您的問題比較復雜，我們律霸網也提供律師在線咨詢服務，歡迎您前來進行法律咨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