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律師介入刑事偵察階段的業務技巧

作為一名律師，和許多同行一樣，我經常為刑事案件偵查階段的介入難而感到困惑，有時會受到一些冷遇甚至非難，但是我們不應知難而退，而是應付出更多的努力，克服困難圓滿完成前期介入的工作任務。回憶自己的經歷，我感觸最深的是，身為一名律師，一定要敢于理直氣壯地行使自己的權利。那么，我們如何才能更好地行使自己的權利呢?我的體會是：

1、對有關律師在訴訟中享有的權利的法律規定要熟知。

我曾經在個別偵查人員的非難面前無言以對，其原因不是因為“尊重”司法人員而不愿抗辯，而是由于對法律生疏難以應對。可見要熟練運用法律就必須先熟悉法律。隨著刑訴法的實施，國家有關部門相繼出臺了相關司法解釋和規定。作為律師，在偵查階段為犯罪嫌疑人提供服務，我認為應熟練掌握的司法文件主要有：國家六部委制定的《關于刑事訴訟法實施過程中若干問題的規定》、最高人民檢察院制定的《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公安部制定的《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和司法部制定的《律師辦理刑事案件規范》。在上述司法文件中，有以下兩方面規定我們應當熟記。

第一、律師接受犯罪嫌疑人本人或者其親屬的委托后，可以行使四項訴訟權利。1、向偵查機關辦案人員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2、提出“會見在押犯罪嫌疑人申請”，根據偵查機關的安排(辦案機關應在48小時內，五種重大復雜案件在5日內決定)，會見在押犯罪嫌疑人。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時，有權了解有關案件情況，這項權利是刑訴法第九十六條第二款和《律師辦理刑事案件規范》第二十八條明確規定的。除此之外，律師還可以了解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強制措施、行使訴訟權利等情況;3、征求犯罪嫌疑人的意見，決定是否代其向有關機關提出申訴意見和控告材料;4、為符合條件的犯罪嫌疑人向偵查機關申請取保候審，或者在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強制措施超過法定期限時，向偵查機關要求解除強制措施，有關機關應在七日內答復。

第二、偵查階段犯罪嫌疑人享有八項訴訟權利也應熟記，因為律師應當向犯罪嫌疑人告知這些權利并作出解釋。這八項訴訟權利是：1、有權聘請一至二名律師;2、有權拒絕回答與本案無關的問題;3、有權核對訊問筆錄。對有遺漏或者差錯的記載提出補充或者改正;4、有權請求自行書寫供述，偵查人員應當準許;5、有權進行無罪辯解，或者向有關機關提出申訴意見;6、有權向律師反映案件情況;7、有權對偵查機關的違法行為進行控告;8、有權在強制措施超過法定期限時，向偵查機關要求解除強制措施，以上權利規定在刑訴法第七十五條、第九十三條、第九十五條和第九十六條。

2、對應享有的訴訟權利要積極行使。

律師行使權利在很多時候會遇到一些障礙，必須付出更多努力。在業務實踐中，我始終堅持耐心說服、積極申辯、有理有節的原則，積極而全面地行使律師的訴訟權利。

其一，對不予配合的個別偵查人員，我采取曉之以法，耐心說服的方法。面對“再談案情就終止你的會見”的警示，我一邊拿出事先準備好的“刑事訴訟(偵查階段)受委托律師的訴訟權利”法條，一邊向偵查人員說明“如果不介入案情，律師就無法幫助嫌疑人申訴，無法提供法律服務，允許律師了解案情，是法律和司法解釋明確規定的，請你配合我的工作”。于是我終于順利會見了犯罪嫌疑人。

其二，如遇個別對律師抱有偏見的偵查人員不依法辦事時，我們應采取積極申辯、據理力爭的辦法。比如遇以“案情復雜”而拒絕安排會見的情況，或有的偵查人員認為“犯罪嫌疑人在兩個律師所請律師的情況需請示后再答復”，每遇這類情況，我們應及時向該辦案機關分管領導提出書面意見，力陳剝奪犯罪嫌疑人訴訟權利的危害和律師配合偵查、維護犯罪嫌疑人權利的意義。一次沒有回音，就再申請，直至得到許可為止。

此外，律師既要敢于行使訴訟權利，還要善于行使訴訟權利，要做到有理有節。

3、行使訴訟權利要嚴守法度。

業內人士普遍認為，刑事業務風險大，稍有不慎就會墜入陷阱，在偵查階段介入的律師更要百倍警惕。長期的業務實踐使我認識到，偵查階段為犯罪嫌疑人服務的律師在行使訴訟權利時，要謹記“守法”二字，惟此才能消除風險。具體表現在：

一是不能超越權利范圍。有些律師“積極”介入偵查，與偵查機關同時開展調查，甚至同時搜集證據，錯誤地認為要與偵查人員搶時間。殊不知律師此時不是“辯護人”的身份，偵查階段的訴訟權利與“辯護權”有區別，這種干擾司法偵查活動的調查取證行為是法律不允許的。

二是不能違反會見紀律。有些律師為了體現“服務周到”，違反監所管理規定和會見紀律，在犯罪嫌疑人和其親屬之間互通案件信息，或者傳送違規物品，或者誘導犯罪嫌疑人作虛假陳述，這是嚴重違法甚至犯罪的行為，必須禁止。

三是不能泄露秘密。對辦案過程中了解到的國家機密、案件秘密、當事人隱私，律師要自覺保守，不能以任何方式、任何理由向任何人泄露出去。

二、律師在審前程序中如何行使調查取證權

律師的調查取證權是律師的一項基本訴訟權利。指律師在承辦刑事案件過程中，調取、收集、核實能夠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罪輕或者減輕、免除其刑事責任等證據材料的權利。賦予律師在審前階段享有調查取證權其程序上的意義在于：首先有利于增強刑辯律師出庭抗辯能力。對抗式程序控方和辯方的對抗，實質上就是檢察官與律師的對抗與爭辯。律師在法庭上擁有較高的辯護技巧和具有豐富的出庭經驗固然重要，但如果律師不能掌握第一手資料，不是親自去調取對被告人有利的證據材料，只是復印和使用控方提供給法庭的證據材料到庭應訴，就很難贏得訴訟的勝利;其次有利于控訴與辯護職能之平衡。在現代刑事訴訟中，律師主要是為了保護控辯雙方訴訟地位的平衡而參入訴訟中來的，律師是站在被告一方的立場上，在法庭展示與檢察官抗衡的勢力。而律師調取的有關對被告人定罪量刑產生實際影響的證據，是實現控辯力度平衡的重要砝碼;最后，有利于增強收集證據的全面性和真實性。盡管法律要求追訴機關對被告人有利與不利的證據要一并收集，但更多情況下檢察官關注的是指控是否成功，容易忽視對被告人有利證據的收集，這時候，就需要律師通過行使調查取證權的過程來收集這些證據。同時，辯護律師的調查活動，可以對司法機關收集證據的活動起到監督作用。避免那些非法證據進入法庭程序并被采納為裁判的證據。

現行《刑事訴訟法》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關于刑事訴訟法實施中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若干規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高法解釋》)對辯護律師調查取證權作了較為詳細的規定。《刑事訴訟法》第37條第一款規定：“辯護律師經證人或者其他有關單位和個人同意，可以向他們收集與本案有關的材料，也可以申請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調取證據，或者申請人民法院通知證人出庭作證。”第二款規定：“辯護律師經人民檢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許可，并且經被害人或者其近親屬、被害人提供的證人同意，可以向他們收集與本案有關的材料。”《若干規定》第15條對前述第一款規定進一步明確化：“對于辯護律師申請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調取證據，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認為需要調查取證的，應由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調取證據，不應當向律師簽發準許調查決定書，讓律師收集、調取證據”。《高法解釋》的規定進一步具體化，第43條規定：“辯護律師申請向被害人及其近親屬、被害人提供的證人收集與本案有關的材料，人民法院認為確有必要的，應當準許，并簽發準許調查書”。44條規定：“辯護律師向證人或其他有關單位和個人收集、調取與本案有關的材料，因證人、有關單位和個人不同意，申請人民法院收集、調取，人民法院認為有必要的，應當同意”。45條規定：“辯護律師直接申請人民法院收集、調取證據，人民法院認為辯護律師不宜或者不能向證人或者其他有關單位和個人收集、調取，并確有必要的，應當同意。人民法院根據辯護律師的申請收集、調取證據時，申請人可以在場”。

從以上有關律師調查取證權的法律規定中我們可以看出，與偵查人員、檢察人員、審判人員的偵查權和調查權相比，律師的調查取證權有以下特點：

1、律師進行證據調查不具有法律強制性。我國刑訴法第45條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有權向有關單位和個人收集、調取證據。有關單位和個人應當如實提供證據”。從規定“應當如實提供證據”的內容來看，講的是公、檢、法人員的調查取證有強制性。沒有規定律師有強制取證權。律師的調查取證行為只是一種帶有訪問性質的活動，不具有強制性。

2、律師的刑事調查取證權偏重于對被告人有利證據的收集。依照法律職責，律師進行證據調查，不應當尋找和收集不利于被告人的證據，這樣容易混淆律師的抗辯職責，而充當了公訴人的角色，律師應當從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的角度出發，收集能夠證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罪輕或者減輕、免除其刑事責任的事實和理由。

3、律師調查所取得的證據材料，必須經過法庭調查核實后，才能作為證據使用。律師調查取得的證據不能直接作為法庭定案的依據，必須在法庭調查過程中，經過詢問證人、雙方當事人質證等環節后，才能確定其證據效力。

律師在審前階段的證據調查包括查閱卷宗材料、會見被告人、調查訪問以及參與法庭調查，其中有效的行使調查請求權是律師證據調查的必要手段。刑辯律師的證據調查是律師業務基本技能，必須講究證據調查的藝術和技巧。

1、關于在審前程序中如何查閱卷宗材料的問題

刑訴法規定：“辯護律師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查閱、摘抄、復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實和材料”。這是律師參與刑事訴訟活動第一次接觸到本案的卷宗材料，也是律師全面了解案情，決定調查方向的最重要的環節。但依照法律及有關司法解釋的規定，除適用簡易程序審理的案件，“人民檢察院應當向人民法院移送全部案卷和證據材料”外，其他公訴案件要求“起訴書有明確的指控犯罪事實并且附有證據目錄、證人名單和主要證據復印件或照片”。而且依照最高檢察院的司法解釋，所謂“主要證據”指的是“定罪的證據”，由此看來，辯護律師能夠接觸的卷宗材料也是不全面的，特別是那些對被告人量刑有重要影響的證據，律師在卷宗中幾乎無法看到。鑒于上述情況，律師在查閱卷宗材料時主要應把握以下幾點：

①、對起訴書的審查。重點審查起訴指控犯什么罪、犯罪的動機、目的、時間、地點、手段、情節、后果等，共同犯罪中被告人在犯罪中的地位作用、犯罪情節的輕重、有無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的情節，有無不追究刑事責任的情節。審查起訴書所引用法律條文是否得當等。

②、對證據目錄及證人名單的審查。律師查閱證據目錄和證人名單，可以對案件的證據體系及證據種類有個大概的了解，并核對已經移送的“主要證據”材料與尚未移送的證據材料證明案件事實的相互關系。通過檢察機關對證人名單的例舉了解其他證人對本案事實的證明作用，并通過會見被告人了解這些證據及證人對被告人有利證據的調查與收集工作下一步如何展開。

③、對主要證據復印件及照片的審查。通過審查主要證據了解本案中對被告人定罪的證據是否充分、確實，哪些證據存在疑點和矛盾，以便分類排除，哪些證據需要立即調查核實，哪些證據需要會見被告人來了解，哪些證據需要在法庭調查過程中核實。

2、關于在審前程序中如何行使調查證據請求權

律師的調查取證不具有國家強制力的保護，客觀上使律師的調查取證權往往無法得到真正的落實。為此，刑訴法及相關司法解釋賦予一種救濟手段，即辯護律師在無法調取或遇有困難的情況下，可以請求法院簽發“準許調查決定書”，如果相關證人及有關單位不同意，也可以請求人民檢察院或人民法院收集、調取證據。律師行使調查證據請求權應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①、必須提出書面申請。書面申請包括申請人的情況、被告人的情況、被調查人的情況、調查請求理由事項，并制作詳細的“調查提綱”附在后面;

②、依照相關法律規定，人民法院根據辯護律師的申請，收集、調查證據時，辯護律師作為申請人可以在場，但這要根據案件情況及證人情況來定，并須征得法院調查人員的同意;

③、法院調查的證據材料律師可以請求保留該證據的復印件，并作為辯方證據在法庭出示，并經過法庭的調查與質證才能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證據;

④、由于證人或被害人等不同意接受調查以及有可能律師的調查證據請求被法院拒絕的，如果認為該證據確對被告人有利的，辯護律師應當申請人民法院通知該證人(被害人)出庭作證，通過詢問和質證使該證據被法院采納為裁判的證據。

3、關于對非法證據的調查與確認問題

刑訴法規定，司法人員必須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夠證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無罪，犯罪情節輕重的各種證據。嚴禁刑訊逼供和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由此看出，刑法雖規定禁止使用非法手段獲取證據，但卻并未規定以非法手段獲得的證據材料不能作為證據使用。問題在于，控方在收集證據的過程中基于控訴和證明的目的更有可能或有條件使用非法手段。這些非法證據一旦在法庭上出示，將會對案件事實的認定產生消極的影響，最終導致出現權力濫用的情況而影響司法公正性。因而，辯護律師在審前階段，收集相關證據證明非法證據的存在并對其合法性進行前置性審查有著重要的意義。筆者認為，對非法證據的審查與確認主要從主體上、程序上、形式上三個方面入手：

①主體上，如應當回避的偵查人員調查收集的證據;非法定偵查人員調取的證據;非自然人提供的證言與鑒定結論;年幼或患有精神病不能辨別是非、不能正確表達的人所提供的證言等都應作為律師審查與調查的重點內容。

②程序上，調取證言筆錄時僅偵查人員一人在場，詢問證人時未告知作證的法律責任，偵查人員采用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等方法收集證據等。

③形式上，沒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證人、被害人及訊問人簽名的書面供述及證言與陳述;沒有鑒定人蓋章的鑒定結論，沒有勘驗檢查筆錄制作人、見證人簽名蓋章的勘驗檢查筆錄等。

上述證據均屬于違法或不合法的證據范疇，辯護律師一旦能證明該證據的違法與不合法時，應及時將相關材料移送人民法院，并請求法院將非法取得的證據排除法庭調查之外。為了證明偵查人員非法收集證據的事實，可以要求人民法院傳喚偵查人員、勘驗檢查人員及鑒定人等到庭作證，運用收集到的證據提出異議，當庭揭露該證據在收集過程中主體、程序、形式上不具有合法性，避免這些非法證據被法院用于裁判的證據。律師在審判前階段開展調查活動，必須實事求是，忠于事實真相，在尊重事實的基礎上為當事人提供法律幫助，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絕不能幫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隱匿、毀滅、偽造證據或者串供，不得威脅、引誘證人改變證言或者作偽證以及進行干擾司法機關訴訟活動的行為。這認為這是作為一名律師特別是想做一名好律師，同時也是保護好自己的最根本、最重要的一項要求。

三、律師刑事辯護庭審質證技巧在法院審判階段中所處的重要地位

刑事案件經歷偵查、預審及審查起訴階段后進入審判階段。現代的控辯式刑事審判形式，客觀上要求辯護人不能按過去法院職能審判中那樣，只是從控方移送法院的全部案卷材料中提煉出辯護觀點進行辯護。職能式審判中辯護人的側重點在辯論階段，主要通過法庭辯論來實現辯護價值。控辯式審判則有所不同，辯護人的辯護重心已從法庭辯論轉至庭審質證。根據一事一證、一質一辯的舉證規則及一切證據未經查證屬實，不能用作定案依據的規定，庭審質證在控辯式審判中處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如果辯護人在質證時對控方的舉證閉口緘言放棄質證，那么在法庭辯論時即使口若懸河、滔滔不絕，也絕對無法從證據角度推翻控方對被告人的有罪指控。因此，控辯式審判制度不但要求辯護人注重法庭辯論，更要求辯護人重視庭審質證。筆者認為應從刑事案件七類證據的庭審質證要點及對常見控方瑕疵證據材料的處理這兩個方面來與大家探討庭審質證的技巧問題：

刑事案件主要的七大類證據的庭審質證要點

(一)、對被告人及同案犯的供詞的庭審質證。

1、對被告人供詞的庭審質證。

庭審質證中，被告人的供詞可劃分為以下幾種情況：一是對自己的犯罪事實始終供認不諱，庭審時供詞與偵查起訴階段供詞相一致，且有其他證據材料相互印證;二是只有其它旁證材料證明被告人有罪，在偵查及審查起訴階段被告人始終不承認自己有罪;三是在偵查及起訴階段供詞變化較大，其它旁證材料也難以確證。針對上述三種情況，辯護人在庭審質證時應采取不同的方法。在第一種情況下，控方指控屬實，辯護人應根據事實與法律依法履行辯護職責，不能為了質證而質證，故意發問以求庭審時控辯雙方在舉證、質證方式上的表面平衡;在第二、第三種情況下，辯護人則應不失時機地充分利用庭審發問及質證技巧以達到去偽存真之目的。在被告人自始至終拒絕交代起訴書所指控罪行時身為辯護人切不可因為在控方提供的其它證據材料中有證明被告人有罪的證據材料，就認定被告人有罪而放棄發問或拒絕質證。須知這些旁證材料未經庭審質證，是不能直接作為定罪的證據的。因而，辯護人的職責就是充分利用庭審調查時賦予辯護人的發問權、質證權，挖掘被告人拒絕交代的合理成分。例如被告人拒絕承認自己有參與聚眾斗毆事實，那么在庭審質證時就得提問被告人除自己拒不承認外，是否有其他現場證人或旁證材料能進一步證明，以及案中被告人與其他證明其有參與斗毆的證人及證據材料之間是否存在其他利害關系。唯有如此才能使案件真相通過庭審發問質證逐一明了，而不能在質證階段不發問甚至站在控方角度指責被告人認罪態度差或要求被告人坦白交代。同樣在被告人翻供或供詞不穩定的情況下，辯護人除要充分注意被告人的翻供是否存在合理成分外，還要緊扣相關事實，通過發問與質證使被告人為何翻供的有利成分得到進一步闡明。特別是在被告人過去對犯罪事實已有過交代，但供詞相對不穩定的情況下，辯護人務必要充分掌握庭審發問權、質證權，充分挖掘被告翻供的合理成份及原交代確實存在的與事實不符之處。

2、對同案犯供詞的庭審質證。

同案犯因為與被告人之間存在一定利害關系，其證明被告人有罪的供詞除與被告人的供詞相一致的以外，辯護人均應持幾分懷疑態度。特別是在被告人拒絕承認有罪，而同案犯證實其有罪，則更需通過庭審發問與質證，充分暴露同案犯供詞不真實的一面。例如同樣在聚眾斗毆案件中，如出現同案犯指證被告人參與，就需要充分利用庭審發問與質證，通過發問與質證，否定同案犯的供詞，并從同案犯的供詞中發現其矛盾之處，抓住有利于被告人的辯護素材，同時可以要求公訴機關對證據予以補強。

3、質證時常見的控方帶瑕疵的證據材料及對策。

質證時控方存在瑕疵的證據材料常見的有：(l)偵查人員采取刑訊逼供、威脅、引誘、欺騙及其他非法的方法從被告人及其同案犯中獲取的供詞，違反《刑事訴訟法》第43條規定及公安部頒發的《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第181條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試行)》第58條的規定。(2)審問未成年人時，沒有妨礙偵查或無法通知的情形而不通知其家長、監護人或教師到場;審問聾啞犯罪嫌疑人沒有通曉聾、啞手勢的人參加;訊問不能曉當地語言文字的犯罪嫌疑人時，沒有配備翻譯人員;這些均違反公安部“程序規定”第182條規定。(3)訊問筆錄修改及更正或修改處沒有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簽字或按指印，違反公安部“程序規定”第184條規定。(4)對被告人在偵查階段供述的申辯和反證，偵查機關沒有及時認真核查、依法處理，違反公安部“程序規定”第168條規定，對上述確屬采用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證據，應明確指出其違法性，并按最高院“解釋”第58條的規定，否定其作為定案的根據。

(二)、對證人證言的庭審質證。

證人證言的質證程序，根據證人是否出庭作證，分為證人出庭直接參與庭審質證及僅提供證人談話筆錄或書面證明質證。

(1)對于證人直接出庭作證的質證。要充分利用控方證人出庭作證的機會，通過發問及質證，獲取辯護素材。控方之所以讓證人直接出庭作證，無非是為了進一步鞏固起訴書所認定的事實。因此，控方證人出庭作證時一般都顯得較為從容。對控方所提的問題一般回答得較為流暢。而作為被告人的辯護人，必須對控方證人所要證明的事實及其與案件其它相關證據材料的存在的內在聯系做到較為全面的掌握，必須圍繞證明被告人無罪、罪輕等有利于被告人的情節進行質證或發問，善于在證人前后矛盾或難以自圓其說的證言中找到突破口。如證人證言出現兩難狀態，則要巧設兩難發問句。唯有動搖控方證人的自信心，才能判斷證人出庭作證時說的是否屬于客觀事實。

(2)對不出庭作證的證人證言質證。由于國情差異，我國現行刑事審判中控方證人出庭作證還屬少數，大多數情況下是以書面的形式作證，對書面證詞，辯護人無法象證人出庭作證那樣巧設發問句，然而，書面證詞往往都是控方的談話記錄，由于控方取證人員的記錄水平、方式的不一致，以及是在不同階段由不同的人員進行取證，因此需要辯護人在控方移交法院的證詞中，對涉及被告人主要犯罪事實的證人證言進行逐句、逐段認真分析，綜合判斷，提出質證意見。如在開庭前就已發現證人證言有矛盾或隱含有利于被告人的內容，除向被害人調查取證需經控方批準外，辯護人也可庭前著手向該證人調查取證，或就有關疑點申請法院或控方取證。

3.證人證言質證時常見控方帶瑕疵的證據材料。主要有：(l)對證人采取羈押措施取證，違反最高人民檢察院《人民檢察院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規則(試行)》第142條規定。(2)由非偵查機關向證人調查取證所得的材料作為證據使用。違反公安部“辦案程序”第51條規定。(3)詢問證人沒有在證人單位、住宅或偵查機關辦公室內進行，違反刑訴法第97條及六部委《關于刑事訴訟法實施中若干問題的規定》第17條規定。(4)詢問證人現場沒有兩名偵查人員，違反最高檢“規則”第140條及公安部“程序規定”第188條規定。(5)詢問未滿18歲的證人，在有條件的情況下，沒有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到場，違反最高檢“規則”第143條規定。

(三)對被害人證言的質證。

被害人的證言屬刑事訴訟證據之一。但由于被害人與被告人之間存在的對立關系，被害人的證言往往具有兩重性。一方面由于被害人是當事人，案發時的一切唯有他是最清楚的見證人，此時被害人的證言就是最直接的證詞。另一方面由于被害人是被侵害對象，其證言又偏重于指控被告人，并往往作對自己有利的指控。因此，對被害人證詞作為證據使用時，辯護人應從上述兩方面進行把關、質證。在案件中被害人的供詞與其它證據相互印證的應予認可;沒有其它證據相印證時，在質證時應重點把握：(1)將被害人的證詞與案卷中其它旁證材料相比較，指出被害人證詞中關鍵事實、情節與其它證據的不同之處。(2)充分注意被害人證言前后矛盾或夸大其詞之處。(3)充分注意被害人是否有意在作偽證。(4)案發時的客觀條件是否與被害人陳述的情境相一致。

被害人證言質證明常見控方帶瑕疵證據材料：(1)在犯罪嫌疑人不明確，讓被害人進行辨認時，在偵查階段被辨認人少于七人，照片少于十張，在檢察階段被辨認人少于五人，照片少于五張，違反公安部《程序規定》第251條、最高檢《規則》第193條的規定。(2)單一將被害人證言作為起訴依據，并沒有其它證據相印證，違反《刑訴法》第61條規定。

(四)對鑒定結論的質證。

刑事案件中較為常見的鑒定結論有：法醫鑒定、司法精神病學鑒定、筆跡鑒定、化學鑒定、會計鑒定、技術鑒定等。一般為涉及需具有專業知識的人才能對案件中某些專門性問題進行分析判斷后作出結論的，均需有權威中介部門提供書面鑒定結論。但是，基于鑒定人員的技術水平及鑒定內容的復雜程度，司法實踐中有關鑒定結論出現失誤的情況還是經常發生。因此，辯護人在承接刑事個案中，千萬不能看到鑒定結論，就認為該案已作定論。特別是遇到唯有以鑒定結論定性的時候，更應持合理懷疑的態度。辯護人若囿于自身知識的有限，應在庭前就鑒定結論中的有關問題向專家咨詢。必要時可要求控方或法院依法進行重新鑒定。如果在庭審中才發現鑒定結論存在的問題，那么應在庭審中進行質證，所出不同意見，或要求進行重新鑒定(必須具有充足理由)。

鑒定結論質證時常見控方帶瑕疵證據材料：(1)只有單位蓋章，沒有鑒定人簽字，違反《刑訴法》第120條規定。(2)人身傷害的醫學重新鑒定及對精神病的醫學鑒定沒有到省級人民政府指定的機構進行鑒定，違反《刑訴法》第120條規定。(3)沒有將用作證據的鑒定結論告訴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剝奪被害人、犯罪嫌疑人的申請補充鑒定及重新鑒定權，違反《刑事訴訟法》第120條規定。(4)檢察機關對一些專業性問題需要鑒定時沒有及時向鑒定人送交有關檢材的比對樣本等原始材料，違反最高檢《規則》第182條規定。(5)鑒定結論沒有兩名以上具有鑒定資格的鑒定人簽名或蓋章，違反公安部《程序規定》第238條的規定。

(五)對勘驗檢查筆錄的質證。

現場勘查及檢查筆錄是由偵查人員從案發現場繪制的。一般應認定具有法律的效力。可作證據使用。但作為現場勘驗筆錄同樣可能存在一定的不完善性，或受到勘驗人員的經驗、程序、知識等方面的影響，以及司法實踐中還存在某些偵查人員在偵查終結后補寫現場勘驗筆錄的情況。因此，作為間接證據的現場勘驗筆錄也同樣存在去偽存真的問題。

勘驗、檢查筆錄質證時常見控方帶瑕疵證據材料：(1)搜查時沒有被搜查人及其家屬或其他證人在場，并由他人簽名或蓋章，違反《刑訴法》第113條規定。(2)勘驗時沒有兩名與案件無關的證人在現場見證，違反最高檢《規則》第149條規定。(3)檢察院決定解剖死因不明尸體時，沒有通知死者家屬在場，違反最高檢《規則》第150條規定。

(六)對錄音、錄像等影視材料的質證。

錄音、錄像等影視材料作為證據使用是新《刑訴法》實施以后的事。當事人私下取得的錄音、錄像資料不能作為證據使用。因此，在控方將影視材料作為證據使用時，獲取手段是否合法應在庭審質證時予以充分注意。

錄音、錄像等影視材料質證時常見控方帶瑕疵證據材料：(1)錄音、錄像沒有與原物核對無誤或經鑒定證明真實，違反最高院《解釋》第51條規定。(3)影視材料沒有附制作過程的文字說明及制作人簽名、蓋章，違反最高院《解釋》第51條規定。

(七)對物證、書證和質證。

物證是指證明案件真實情況的一切物品和痕跡;書證是指以其記載的內容反映案件事實真相的書面材料或其它物質材料，通常以文字、圖表、符號等表示。特證和書證具有客觀性，控方以物證、書證舉證一般不會出現造假(書證、物證本身就系偽造的除外)，需要質證之外主要在于控方在取證程序上有否存在錯誤。

物證、書證質證時常見控方帶瑕疵證據材料：(1)扣押的物品沒有見證人、持有人簽字，違反《刑訴法》第115條規定。(2)檢察機關對于扣押的金銀、文物、名貴字畫、違禁品以及其它不易辨別真偽的貴重物品沒有及時鑒定，違反最高檢《規則》第170條規定。(3)檢察機關組織辨認人對同一物品進行辨認時，每名辨認人沒有單獨時行，違反了最高檢《規則》第193條規定。(4)公安機關向有關部門調取物證及書面證據時，沒有被調取單位或個人在《調取證據通知書》及書面證據材料上簽字，違反公安部《解釋》第53條規定。(5)偵查機關提供的書證復印件或物證照片沒有制作過程文字說明及原件原物存放處的說明，違反公安部《規定》第53條及最高院《解釋》第51條規定。

過程中常見控方其他舉證錯誤及辯護人應掌握的若干庭審質證技巧

1.針對控方將被告人涉嫌的諸多事實合并舉證時的庭審質證。

根據新《刑訴法》的有關規定及控辯式審判的具體要求，現行庭審制度要求控方舉證應該是一事一證一質。如被告人有多起互不相關的犯罪事實，則控方在舉證及質證過程中應對該多起犯罪事實逐一進行舉證、質證。但司法實踐特別是庭審時間安排較為緊湊時，控方甚至個別法院也默許控方采取合并舉證方法，即將相關證據由控方一次性舉證完畢，于是客觀上導致辯護人無法就被告人的每一犯罪事實進行充分質證，致使庭審質證程序流于形式。因此，在庭審過程中遇到合并舉證時，辯護人應及時予以指出，建議合議庭告知控方采取一事一證一質方式開展庭審質證活動，并應指明控方合并舉證方式不符合控辯式庭審質證程序。

2.針對開庭前控方沒有全面、客觀地調取有利于被告人的證據資料或發現在移送的主要證據目錄中缺少有利于被告人的證據資料時的應急處理。

根據《刑訴法》及六部委有關規定，偵查及起訴機關應全面收集被告人有罪無罪或罪重罪輕等方面的有關資料，起訴時移送的證據資料也應包括這些方面的內容。但是，司法實踐中經營發現控方沒有及時對有利于被告人的證據資料依法予以調查核實(特別是有些辯護人難以取得或無法取得的證據材料)，或將有利于被告人的證據沒有作為主要證據材料隨案移送。因此，在庭審質證過程中一旦發現上述問題時，就應根據六部委《實施規定》第13條立即向合議庭提出，申請法院向檢察院調取該方面的證據材料。

3.庭審質證時辯護人應及時制止控方發言的幾種情況。

(1)控方采取提示性或誘導式發問時，應及時予以制止。法庭上控辯雙方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法律規定控辯雙方在向被告人、被害人、證人、鑒定人等發問時，均不得采取誘導式發問以及其它不恰當的方式發問。在庭審質證過程中發現控方有提示性或誘導式發問時，控方的行為違反最高院《解釋》第144條規定。此時辯護人應即時舉手示意請求審判長阻止控方發問。

(2)控方在舉證時所舉的事實證據與起訴書指控的事實或認定的情節無關時，違反最高院《解釋》第148、149條規定，辯護人應舉手示意審判長及時予以制止發言。

(3)控方在舉證時，其所列舉的證據未列于移送法院的主要證據目錄之中，辯護人可采取三種方法處置：一是案卷中已有類似證據材料或所要證明的事實證據已較充分，辯護人在質證時只指出該證據尚未列于主要證據目錄即可;二是在非主要事實或對被告人定罪量刑關系不大情況下，建議法庭將此證據當庭讓辯護人閱讀幾分鐘后當庭予以質證;三是控方所舉證據是涉及定置量刑的新證據或主要證據，辯護人有權請求合議庭作休庭處理，允許辯護人調查取證后恢復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