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刑事審判監督檢察工作存在的問題

刑事審判監督工作是指人民檢察院依法對人民法院的刑事審判活動是否合法及所作的裁判是否正確所進行的法律監督，是行使法律監督職權之一。刑事審判監督工作是否開展得好,直接影響到檢察工作的形象和履行法律監督的能力,影響到整個檢察機關的可持續發展問題,所以它是檢察工作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檢察機關生命力的象征。但目前而言，這項工作存在的以下問題應引起重視：

(一)抗訴案件少、抗訴成功率低?？乖V是檢察機關履行刑事審判監督職能的主要手段，是促進公正、公平審判和維護訴訟當事人合法權益的保障機制。但是，近年來抗訴案件數量逐年減少、抗訴改判率低成為比較普遍現象。抗訴工作已成為檢察工作的薄弱環節是不爭的事實。

(二)公訴人員監督意識不強，不愿監督，不敢監督。關鍵原因是怕監督影響與法院的關系，給“同行”難堪。此外，基層檢察院公訴部門普遍存在案多人少、工作量大的現象，導致諸多公訴人員認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不如沒有事的思想，并且對法院不接受監督、不糾正違法行為無可奈何，又沒有法定約束力，因此造成公訴人員把精力放在出成績、顯效果的公訴環節上，把有罪判決當作公訴的主要目的和任務,而忽略了法律賦予的相應監督權。

(三)監督途徑少、方法單一，監督效果不明顯。檢察機關依法可以通過審閱案卷、庭外調查、庭審程序和受理審查申訴等途徑對法院的審判活動進行監督，《刑事訴訟法》總則也規定“人民檢察院依法對刑事訴訟實行法律監督”，說明檢察機關刑事審判監督工作應該貫穿整個審判過程。但實踐中公訴人員的監督途徑僅限于對庭審活動的監督和對裁判結果的書面審查，而對審判機關庭前的受理、告知工作、庭外調查活動和庭后的裁判文書送達等程序難于監督甚至不愿監督。另外，公訴人員對審判機關的監督方式也僅限于抗訴和庭審后向審判機關發出糾正違法通知書，而且抗訴局限于對案件的定性和量刑的畸輕畸重，導致抗訴案件抗程序的少，抗附加刑的少，甚至對偏輕偏重和適用緩刑不當的案件不抗訴。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六部委《關于刑事訴訟法實施中若干問題的規定》中規定：“人民檢察院對于人民法院違反法定程序的庭審活動提出糾正意見應在庭后提出”，這說明公訴人在庭審過程中沒有臨場處置法官違法行為的權利，致使公訴人員無法及時、有效地制止和糾正違法審判行為，加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中具有針對性的規定：“在庭后提出糾正意見，人民法院認為正確的應當采納”，其中的“正確”與否最終還是由法院自己評定，并且檢察機關對法院不接受糾正意見束手無策，削弱了檢察機關的積極性。

(四)檢、法兩家工作機制的缺陷導致檢察機關監督不力。體現在：一是量刑建議效果不理想。量刑建議是檢察機關監督審判機關量刑裁判的表現，但由于法律沒有明確檢察機關提出量刑建議的方式、方法，導致審判機關對公訴人提出的量刑建議不予采納，使得量刑建議流于形式，幾乎不起作用;二是檢察機關實行庭前與法院溝通機制。檢察機關為了追求有罪判決率，為量化考核爭分，在遇到疑難、復雜或有爭議的案件或者對案件起訴與否及定性、量刑等問題把握不準時，一般通過承辦人、公訴部門負責人或分管領導人逐級庭前與法院溝通、協商、交換建議的方式解決，導致監督成為“空殼”;三是法院系統內部的請示制度。實踐中，一審法院通常對重大、疑難和存在爭議的案件在庭審前向上級法院請示，造成上級法院先入為主，故對檢察機關的抗訴案件不輕易作出改判。

(五)檢察機關執行刑事審判監督的范圍過窄。檢察機關的刑事審判監督應當貫穿刑事審判活動的全過程，不僅包括公訴案件審判活動的監督，還包括刑事自訴案件和附帶民事訴訟審判活動的監督;不僅包括一審程序的監督，而且包括二審和再審程序的監督。但實踐中檢察機關在不派員出庭支持公訴或不參與審理的情況下，對適用簡易程序的公訴案件、自訴案件、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案件的民事審判部分、申訴案件、上訴案件監督甚少或根本不執行監督，這必然影響刑事審判監督的效果，影響法律的嚴肅性和公正性。

(六)法官的自由裁量權過大致使檢察機關監督力不從心。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81條規定：“地方各級人民檢察院認為本級人民法院的第一審判決、裁定確有錯誤的時候，應當向上一級人民法院提出抗訴”，但對“確有錯誤”的范圍并無具體規定，致使公訴人員把握不準不敢輕易提出抗訴。同時，我國《刑法》規定的量刑幅度過大，普遍是三年以上十年以下的檔次，對適用拘役、管制或緩刑、罰金刑罰的規定又過于原則性，導致檢察官和法官對法律適用理解不一，造成檢察官對“畸輕畸重”、“偏輕偏重”的概念難以確定，認為只要法官的裁判在法定幅度內量刑就是合法的，是法官自由裁量權的體現，檢察機關不該涉足。

(七)檢察長列席審委會會議少甚至沒有開展此項工作。檢察長列席審委會是審判監督的重要方式，但由于檢察長列席審委會制度欠規范化，相關法律法規對檢察長列席的根本職責、方式、程序及條件沒有作出具體規定，也沒有規定法院負有告知義務，致使操作缺乏依據，監督不力。

二、完善刑事審判監督檢察工作的構想

針對上述問題，加強和改進刑事審判監督檢察工作刻不容緩，檢察機關必須立足實際，著眼發展，不斷完善立法，創新工作機制。重點要抓好以下幾個方面：

(一)檢察人員要堅持以人為本，盡快轉變執法觀念，增強刑事審判監督意識。既然憲法和法律賦予檢察機關履行刑事審判監督的職責，有明確的法律地位，檢察機關就應該從科學發展觀以人為本的核心出發，樹立平等、客觀、公正的法律價值觀，徹底摒棄“重實體，輕程序”的錯誤思想，轉變“重配合、輕監督”的陳舊執法理念，增強敢于監督、積極監督的意識，對該提起抗訴的要堅決抗訴，該提出違法糾正意見的要及時提出，才能彰顯檢察工作的生命力，開創檢察事業新局面。

(二)現行法律不完善是導致當前刑事審判監督工作弱化的主要原因，因此加快法律的修改與補充至關重要。主要加快完善以下幾點：

1、在刑事訴訟法、法院組織法和檢察院組織法中應明確規定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地位和作用，使其與強化法律監督職能的實際要求相適應。檢察院組織法可規定檢察系統內部各級檢察院在公訴部門之外增設刑事審判監督部門，專司審判監督權，法院組織法也應作出相應規定。

2、明確規定檢察機關實行刑事審判監督的范圍、內容、程序和方式，使檢察人員在實踐中有法可依。具體是：(1)擴展刑事審判監督的現有范圍，補缺監督“空白區”，把適用簡易程序審理的案件、自訴案件、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案件、再審和申訴案件納入監督范圍;(2)完善監督內容，把庭前、庭中、庭后的審判活動和法院作出的判決、裁定、決定同時進行監督，使監督貫穿審判活動的各環節。(3)通過立法或者司法解釋賦予公訴人當庭提出糾正意見的權利，并規定在法庭不接受當庭糾正意見時才采取休庭并立即向檢察長報告的方式進行監督。

3、細化《刑法》有關量刑幅度的原則性規定，縮小法官的自由裁量權空間。可通過立法機關或者高檢、高法兩家聯合對刑法中的“情節嚴重”、“情節特別嚴重”作出明細規定，并明確規定適用拘役、管制、緩刑、單處或者并處罰金及其標準的具體情形，還應把刑法中普遍存在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的量刑檔次細分為三年至五年、五年至七年、七年至十年三個檔次，把原刑法總則規定的“應當(或可以)從輕、減輕、免除處罰”的條款具體細化，明確規定什么條件為從輕，什么條件為減輕，具備什么條件才能免除刑事處分。只有這樣才能有效地壓縮法官的自由裁量空間，便于監督。

(三)創新工作機制，拓寬監督領域。1、強化量刑建議制度，通過司法解釋規定要求檢察機關對每一起公訴案件提出量刑建議，并縮小量刑幅度，這樣如果法院作出了與公訴機關量刑建議差別較大的判決，就會令人產生懷疑，從而抑制了法官濫用自由裁量權，保證公正審判;2、把刑事審判監督工作納入人大法律監督體系，檢察機關可將提起抗訴的案件材料或向法院提出的糾正意見書報送同級人大常委會備案并審查，通過人大督促法院糾正錯誤。3、針對檢察機關檢察長列席審委會制度欠規范的現狀，補充規定法院負有告知檢察院列席審判委員會的義務;4、杜絕下級法院在審理案件中向上級法院請示的現象，可以由最高人民法院通過內部規定解決，上級法院對下級法院的業務指導可采取其他合法的方式。5、檢察機關自身應盡量減少在庭審前與法院就案件定罪量刑進行溝通，而應積極向上級檢察院請示匯報，對提起抗訴的案件，下級檢察院應當主動向上級檢察院請示匯報，尤其對一些政策法律性較強的抗訴案件，抗前加強溝通，確保上級檢察院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