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握在上級檢察院，而同級檢察院只有提請的權力。這樣的法律規定在實踐中運用的后果是民行檢察監督對一審監督過于寬松而效果甚徽，對二審監督過于嚴格而難以操作。

一、同級檢察機關無抗訴權制度的缺失。

(一)、對一審生效的裁判的檢察監督。

1、對一審生效的裁判抗訴對當事人不公平。《民訴法》第147條規定，當事人不服地方法院一審裁判的，可以在法定期間內向上級法院提起上訴。依照該規定當事人能夠通過上訴引起二審實現上級法院的監督，足以保障了當事人的權益。在實踐中絕大多數不服判決的當事人選擇了上訴，但也有一些當事人因各種原因沒有上訴，原因大致有當事人放棄上訴后又反悔的，有當事人因故沒能在法定期間上訴的，有當事人不知道行使上訴權的等等，既然法律已經保障了權利而當事人放棄，再重新給他們獲取再審的機會，這實際上是否定了法律生效的判決，給因信賴法院生效判決的對方當事人也是不公平的，

按照民法的當事人自愿的原則，只要不違背法律強制性規定和侵害其他人的合法權利，當事人可以自愿處分自己的民事權利。法院一審判決作出后，因在法定期間內不上訴而判決生效，可以認定是當事人自愿放棄自己的權利，承認判決的結果，雙方當事人就應當按照這個結果嚴格去履行，否則法院會依申請或職權而強制執行。

檢察機關對生效的一審裁判的抗訴因沒有時間的限制(一審生效后再審申訴期限為2年)，這使一審判決即使生效也可能會因為抗訴在長期而處于一種不確定的狀態，這對合理信賴法院生效判決的被申訴人是不公平的，也是與當今經濟發展講求效率不相符合的。

2、檢察機關對一審生效裁判監督難有成效。在檢察機關對一審生效判決的提請抗訴的實踐中，尤其在基層檢察院中，所遭遇的卻是一種尷尬的地位，基層檢察院對已生效確有錯誤的裁判只能提請和建議提請上級檢察院抗訴，這是一種不完整的監督權，在上級院提出抗訴后，絕大多數案件會發回一審法院重審，基層院會受上級院指派參加再審法庭支持抗訴，這實際上造成了上級院監督權的不完整，而在實踐中，針對一審生效裁判的監督就是在這種二級檢察院都不完整的監督權下步履蹣跚的向前發展。

另一方面對一審生效裁判抗訴過程煩瑣而復雜，一審生效后，當事人到檢察院申訴，從一審同級的檢察院經冗長的受理、立案、審查等等后決定向上級檢察院提請抗訴，上級檢察院又再次經過同樣冗長的受理、立案、審查程序向二審法院提出抗訴，在二審法院裁定中止執行前均無法阻止生效判決的執行，無論一審生效的判決是否有錯誤，這個漫長的期限和再審結果的仍然難以預測在慢慢消耗檢察機關的時間和監督的效果。

所以現行法律對一審生效裁判監督所制定的檢察監督，起到的作用是極其有限的，更多的好象是一種象征意義，昭示著各級檢察機關都可以行使民事檢察監督的權力，實踐中絕大多數不服判決的當事人選擇了上訴，基層檢察院也辦理不了多少提請抗訴的案件，所以出現了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基層檢察院的民行部門有空余時間發檢察建議和介入國有資產流失領域，而市級以上檢察院民行部門卻很少有此舉動。

(二)、對二審裁判的監督

與一審抗訴相比二審抗訴設計的又過于嚴格，二審判決是終審判決，對確有錯誤的二審裁判有服的當事人只能通過申訴來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這種申訴可以對法院也可以對檢察院，通過二審后不服的仍然很多，但大多數申訴人并不能獲得再審的機會，最后當事人只能選擇上訪或者其它非正常途徑尋求機會，造成各種不安定的社會因素。

為什么當事人在二審后不能獲得上訴的機會，從民訴法的制定中猜測出兩種可能，一個可能是立法者認為案件經一審審查后又經二審審查后，即可以作出正確的結論。但我們在工作中面對的現實卻是除了不可避免的失誤外還有不容回避的審判領域內的腐敗，從“大頭帽，兩頭翹，吃了原告吃被告”到“冤死不打官司”，這反映當事人心態的轉變，從僅是對法官腐敗無奈，轉變為對法律的直接抵觸，據筆者在基層工作的經驗，法院受理的民事案件數量呈逐年大幅下降趨勢，已受理的案件大多是離婚等非法院不能解決的訴訟案件。另一個可能是立法者認為即使法院一審、二審判決有錯誤，二審的終審判決可以維持經濟秩序使當事人盡快回復到正常的生產生活當中。近年來高法的相關解釋突出了法官完全中立、根據法律事實判決、秩序和效率等這些價值觀念，而實踐中這些觀念并不符合中華民族傳統的法律觀念，也不能在短時間內普及到每一個當事人心中，這樣就給那些玩弄法律的人(包括腐敗的法官、無良的律師、惡意的當事人等)有了可乘之機，在法律沒有具體制裁這些玩弄法律者的規定之前，公正這種最基本的民法價值的保障和效率秩序之間就成為擺在我們面前最為艱難的選擇。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可以看到，二審的檢察監督是必須的，而且應當成為民行檢察監督的重點，可是我們現行的二審檢察監督是否與當事人的需求相符合呢?法律是這樣規定和操作的：當事人不服二審的裁判向二審同級檢察院申訴后，從二審同級的檢察院經冗長的受理、立案、審查等等后決定向上級檢察院提請抗訴，上級檢察院又同樣經過冗長的審查程序向二審法院的上級法院提出抗訴。這種制度聽起來也沒什么問題，但在實踐操作中卻困難重重，具體分析如下：一般來說，針對一個不服二審裁判的抗訴程序是這樣的，市級檢察院受理，向省級院提請抗訴，省級院向省高院提出抗訴。前面我們說過市級檢察院要審查下級檢察院提請抗訴的對一審生效裁判的案件，因為檢察機關存在著上下級院領導關系，市級院要對下級院的工作進行領導，還要辦理不服二審裁判提請抗訴案件。省院民行部門同樣如此，形成了越是上級院民行部門辦案任務越重的倒掛現象，這就是困擾民行檢察監督工作的倒三角現象。試想，全省所有不服二審裁判的提請抗訴案件全部報送到省檢察院審查，需要多大的人力和物力，在承擔了領導下級院工作和辦理不服省高院一審裁判提請抗訴案件的省檢察院是否還能承受審查辦理全省幾十個地市檢察院報送的不服二審裁判提請抗訴案件的重任呢?即使是省檢察院民行部門竭盡所能完成這所有的工作，效率能否保證呢，顯然不能，結果只能是重點辦理那些社會影響大的，優先辦理急需處理的案件，對大多數其它的錯誤裁判只能眼睜睜的讓它錯誤執行，給社會留下越來越多的不安定隱患。

二、補救措施及解決的根本辦法。

在現行法律規定下，檢察機關的民事審判監督要克服困難真正體現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必須改變現有的倒三角現象，省級檢察機關民行部門可以作如下調整：成立民行辦案中心，在省級檢察院的統一領導下，將全省民行檢察人員集中起來使用，統一辦理抗訴案件，中心可根據不同情況分為受理組、辦案組、監督組等類似的機構，協調辦案，提高效率，緩解上級院辦案的壓力。

上述的辦法只是無法改變現有制度的一種權宜之計，其實制度缺失的根本原因是立法者擔心檢察機關會濫用抗訴權而干涉法院的獨立審判權，其實這種擔心完全沒有必要，因為檢察機關提出抗訴后，最終裁判仍然在法院，檢察機關只是啟動了再審的程序，就如同立法者相信法院最終可以作出正確的裁判一樣，立法者也應當相信檢察機關在監督中會正確運用監督權。因此缺失的制度最有效解決辦法是改變制度，具體而言應對法律規定作如下修改：

1.對一審生效判決抗訴的修改。(1)取消基層院一審生效判決的檢察監督，對一審檢察監督沒有必要經過二級檢察院相同的審查，實施這種既浪費時間又無甚效果的制度不如在法律上作如下改變：在一審裁判送達時告知放棄上訴權的后果，讓當事人充分了解自己的權利以及不行使或不及時行使時應當承擔的后果。(2)賦予一審同級檢察院向一審法院抗訴的權利但嚴格限制適用的范圍，改現有的“確有錯誤”的審查標準為“違背法律強制性規定和侵害國家、集體及他人合法權益”。把民法中保障當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則和不違背社會公共利益原則有機的結合起來，體現法律在民法領域最小干涉的精神。

2.對二審裁判抗訴的修改。賦予二審裁判檢察監督的同級抗訴權，讓二審同級的檢察院民行部門可以向同級法院提出抗訴，抗訴條件保持現有不變，在確保公正的前提下，為在監督領域內體現效率原則，應當在法律中明確抗訴的程序及期限，規定法檢兩院在抗訴中的權利義務及違反義務應承擔的責任，使檢察機關真正履行起法律監督的職責，讓民事訴訟在嚴密的監督中公正的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