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行政訴訟法》從1990年開始實施至今已有二十五個年頭了，但行政訴訟在中國始終像個蹣跚學步的孩子，在跌跌撞撞中躑躅不前。

作為原告，往往是在無路可走的情況下，抱著最后一線希望，或者聘請律師或者自己向法院起訴，而基本上是輸多勝少。輸不是輸在事實和法律上，而是輸在司法和行政的官官相護上。絕大部分行政案件，法官不是公正居中，而是站在強勢的被告一方，不顧案件基本事實和法理，拼命想辦法為被告解套，雞蛋里面挑骨頭，作出令原告苦澀或者驚訝的裁判。

對于法院，由于司法受制于權力，對行政訴訟非常淡漠，不少法院的行政庭只有一個法官，在碰到行政案件時，臨時抽調民事庭人員組成合議庭。行政審判人員業務水平低，無法擔當起艱巨的行政訴訟任務，與民眾的期望差距很大。

法官對行政訴訟往往大倒苦水，人事權和財政權都被當地黨委和政府控制，腰桿直不起來，內心很想公正也不敢公正裁判，判當地行政機關輸的話，簡直拿自己的前途開玩笑。連居中裁判的法官腰桿都直不起來，何況處于相對行政機關(被告)的弱勢群體(原告)。

上述中國特色的行政訴訟，使得人們越來越多地對其感到失望。

在沒有隨機陪審團的司法體制下，作為行政訴訟的權宜改良，異被告地管轄是行之有效的途徑。

所謂的異被告地，就是離開被告所在地法院，現行《行政訴訟法》第十八條第二款、第十九條、第二十三條有所涉及。但是，僅有的這幾條，對原告來講已是高不可攀。第十八條第二款須經最高人民法院批準，第十九條在收容審查和勞動教養取消后行政拘留存在爭論的情況下(沒有把該條中的“行政強制措施”改為“具體行政行為”，是2014年修改《行政訴訟法》的敗筆)近乎荒廢，第二十三條跟第十八條第二款差不多，還是需要司法權力而非法律本身來決定，脫離法治本意。所以，現行《行政訴訟法》本身涉及的異被告地訴訟實在是寥若晨星。

從行政訴訟不能調解可以說明，其是非問題遠比民事訴訟嚴肅。在民事領域，為了訴訟方便，實行原告就被告的管轄原則，但在行政訴訟上，由于原、被告地位天然的不平等，完全不是同一回事了。行政訴訟首先要盡可能地把原告地位提升，把被告地位下降，在訴訟主體上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轉化。從公平公正的法理看，行政訴訟應該實行與民事訴訟相反的被告就原告的訴訟法則。對于原告和被告在同一地的行政案件，應該實行異地法院管轄。實行行政訴訟的異被告地管轄的目的，就是為了擺脫地方權力保護主義和官場牽制的非法干涉，給法院創造一個良好的裁判平臺，讓裁判法官的腰桿先直起來，進而讓原告的腰桿直起來，從法律上把權力關進籠子。

可以這么說，在中國當下體制，是否實行異被告地管轄決定了行政訴訟改革的成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