減刑假釋保外就醫雖都是由執行機關執行，但是他們的用處卻是不同的。減刑是指在犯罪期間有功勞，予以減刑，而假釋是犯罪提前出獄，保外就醫則是另一種剝奪自由權的刑法。以供大家閱讀，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一、減刑、假釋、保外就醫的程序性問題

(一)罪犯提請程序權缺失

根據《刑事訴訟法》第262條的規定減刑、假釋程序的提請主體是刑罰執行機關即執行機關，這種執行機關到法院的二元結構壟斷了整個減刑、假釋。罪犯提請程序參與權的缺失導致正當程序最核心的價值遭到忽略。參與權的缺失導致服刑人員無法以權利行使的方式啟動程序。減刑、假釋的建議一律由執行機關提出，法院接觸到的案件材料均由執行機關提供。即使罪犯符合了相關規定，只要執行機關不將相關材料遞交法院審核，那么其具備了應當減刑、假釋條件的事實便無從得到法定程序的認定，其對于減刑、假釋所享有的期待利益便無從實現。

保外就醫作為維護罪犯健康權的有效手段，立法上并沒有相關規定同意罪犯作為提請主體提起保外就醫程序。如果病犯本人(或家屬)的申請權也被否認，那么其健康權、生命權也無從談起。在現代法治理念中，凡一決定涉及到公民的利益被限制或者被剝奪，在做出該決定之前，必須給將要遭受不利對待的一方以申辯的機會，讓其參與到決定的制定過程中來，參與是程序正義的基本內容之一。[3]在實踐中，如果不給予罪犯申辯的機會，會出現對有嚴重疾病病犯適用監外執行的措施后，罪犯的親屬因無力撫養而使保外就醫失去其真正的意義。[4]

(二)執行機關考察程序問題

1、減假考核程序標準不科學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辦理減刑、假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及《刑法修正案(八)》相關規定我們可以看出，無論是呈報減刑還是假釋，其實質條件都是罪犯在在執行期間，認真遵守監規，接受教育改造，確有悔改表現。對立功、重大立功表現的考察相對容易，法律規定比較明確，然而罪犯處于監獄的監管狀態下，立功和重大立功的機會和可能性都比較小，因此如果出現非常規的立功和重大立功情況，就必須引起執行機關的仔細核查。在實際操作中，許多罪犯都是通過“買功市場”來獲得減刑或假釋。例如在引言中筆者所舉例的張-海違法減刑案例，根據檢察機關調查，2010年9月的第一次減刑，其實是張-海在佛山市看守所獲得的一份假立功材料發揮了作用，被韶關市中級人民法院裁定減刑兩年。而2011年1月的第二次減刑，則是因為張-海當時所在的武江監獄，依據張-海提供的虛假專利，被認定有重大立功表現，被韶關市中級人民法院裁定減刑兩年一個月二十八天，減刑次日，張-海就刑滿釋放，遂與女友黃-鷺逃往境外。[5]罪犯利用標準程序漏洞“知假賣假”，同時干警貪污受賄或者審核不嚴格，造成違法減刑假釋案件頻發。

在正常渠道下，絕大多數的罪犯都是通過良好的悔改表現獲得減刑。1990年司法部制定了《司法部關于計分考核獎懲罪犯的規定》，考核標準分為思想改造分和勞動改造分，計分考核的結果作為服刑人員行政獎勵，減刑假釋和處罰的必要依據之一。據某地區監獄長反映，在考核計分中生產勞動的分量甚至占到80%以上，[6]這種做法嚴重影響了對罪犯主觀方面改造的準確評估。通常來說，思想改造分數大家一般都可以得到比較高的分數，但是勞動改造表現得分，就同每個罪犯的實際表現情況息息相關。特別是對那些老弱病殘的罪犯，勞動改造的標準并沒有向這群人放寬，因此常常會形成不公平的評判分數。

2、執行機關提報減假及保外就醫程序不透明

根據司法部2003年發布的《監獄提請減刑假釋工作程序規定》第二章的相關規定，監獄提請減刑活動要遵循內部的逐級審批制，要經過監區、獄政科、減刑假釋委員會、監獄長逐級審核，對無期徒刑犯減刑還需經省級監獄管理機關審核同意。但在實際減刑過程中，由于減假程序不透明，逐級審查集體研究制度基本上流于形式，實際形成了個別人說了算的局面。[7]監獄警察手中握有決定罪犯減刑的權力，而罪犯是否“認真”遵守監規，是否“確有”悔改表現，是否呈報、建議減刑，是否裁定減刑，減多減少，早減晚減，完全由監獄警察來決定。例如海南樂東監獄第四監區區長張*澤利用減刑、假釋、安排好工作之機，向監區50名服刑人員及其家屬索賄，受賄13.9萬元，[8]類似這類減刑假釋腐敗現象的例子還有許多許多。

(三)法院審理程序問題

1、法院裁定權弱化

上面這個表格是筆者所在法院5年內的減刑假釋情況，我們從上面這個表格可以看出，法院在決定退回數是呈現一個遞增的趨勢，這說明法院審理減假案件時有了更多程式化的意味。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解釋第450條的規定，人民法院審查的僅僅是執行機關所移送的材料，監督內容單一，僅涉及實體問題，人民法院不了解罪犯改造情況，使減刑案件的審理出現形式化、走過場的現象。根據這個表格，法院每年決定退回數占執行機關呈報減假案件不到5%，法院擁有形式上的減假權力，實際上也反映了行政部門與司法機關之間的權力制衡關系。但不論法院擁有的是監督權抑或決定權，有一點是確定無疑的，那就是司法權運行的形式化傾向嚴重，對行政權的實質性制約不力。

2、法院審理程序不透明

減刑、假釋案件以書面審理為主，缺乏公開和透明度。雖然各地對減刑、假釋案件也有聽證、開庭等嘗試，但并未大規模進行推廣，書面審理仍然是減刑、假釋案件審理的最主要方式。這種“暗箱操作”式的程序設計，由于缺乏利害關系人的監督制約，正如英國的**頓勛爵所說“絕對的權力便是絕對的腐敗”，最終有可能成為權錢交易等司法腐敗行為滋生蔓延的溫床。雖然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解釋第453條規定了應當開庭審理的六種情形，即使應當開庭但并沒有賦予服刑人員在庭審過程中表達自身意見的機會，開庭的程序也沒有作具體規定，開庭程序較為隨意，檢察機關雖參與減刑、假釋庭審，但一般不積極主動舉證、質證和辯論，也不提出獨立的訴訟請求。而作為服刑人員無法委托律師參與辯護，法庭也因此欠缺對抗因素，庭審難免流于形式。

(四)檢察院監督程序問題

從每年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工作報告中，我們可以得出下面這張表格

年份1檢察院糾正減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不當人數2010110813201111187220121526082013116708這張表格顯示的全國檢察院糾正減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不當的人數是處于一個不斷遞增的狀態，這不僅說明我國減刑假釋工作的問題很多，同時也從另一方面說明檢察院在糾正減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方面所起的重要監督作用，但是檢察院不斷弱化的監督職能，也必須引起所有司法工作者的注意。

1、檢察院對執行機關監督弱化

根據《監獄提請減刑假釋工作程序規定》第十五條的規定：“監獄在向人民法院提請減刑、假釋的同時，應當將提請減刑、假釋的建議，書面通報派出人民檢察院或者派駐檢察室。”

檢察機關對執行機關的監督不但僅僅停留在這個條文上面，而且檢察機關對執行機關的監督還是屬于一種事后的監督，并沒有參與到執行機關提出減刑、假釋、保外就醫建議的全過程。在實踐中檢察機關除列席監獄評審委員會之外，對審查中發現可能存在問題的，駐監檢察人員才采取調閱案卷、找罪犯談話等方式進行詳細檢察，有的罪犯擔心提出異議后會遭到打擊報復，不敢向檢察機關提出異議，從而造成發現及查實應當對罪犯減刑假釋而未提請的情形，這樣的監督方式難以確保監督效果。據調查發現，有的檢察機關派駐監獄的檢查人員“近十年來從未對監獄的假釋建議或法院的假釋裁定提出過任何糾正意見”[9]

2、檢察院對法院監督弱化

根據《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二條的規定，檢察院對人民法院的監督僅僅是“提出書面意見”，同時檢察機關審查的減刑裁定是己經發生法律效力的裁定，罪犯很可能已被公開宣布減刑，這實際上也增加了檢察機關審查核實和糾正違法的難度，并且這樣的糾正案件過多，會影響減刑裁定的權威性和穩定性。最后，即使提出了書面糾正意見，最后法院是否會聽從檢察院的建議也沒有相應的制度進行保障。

二、完善減刑、假釋、保外就醫程序

(一)完善提請程序

1、賦予罪犯提請減刑、假釋的權利

目前，我國減刑程序的啟動權完全壟斷在監獄等執行機關手中，這不符合減刑性質的要求，所謂“無程序無權利”，既然減刑是服刑犯的一項權利，那么就必須有相應的程序對之進行保護。雖然現在理論界更傾向于將提請減刑、假釋及保外就醫的權利仍歸執行機關所有，他們認為即使在罪犯適格的情況下，該權利的客觀存在必須經由行刑部門的審查確認才能體現而具有現實意義。[10]在未經執行機關審查確認罪犯具備減刑、假釋條件的情況下，允許罪犯直接請求人民法院裁定減刑、假釋，實際上意味著將罪犯是否具備減刑、假釋適格性判斷的職責留給了人民法院。而與執行機關相比，法院對罪犯改造的情況并不了解。這樣，從訴訟經濟的角度看，由法院來承擔這種職責，既是不現實的，也是不明智的。但是筆者認為即使不能將程序啟動權利全部由罪犯來享有，但是至少將“應當減刑”的提請權利賦予罪犯。“可以減刑”是選擇性的法律行為，罪犯本也不是必須得到減刑，因而罪犯不能提出減刑要求也還說得過去。但是，“應當減刑”(即罪犯具有重大立功表現的情況)是法律的硬性要求，也就是說罪犯確有重大立功表現時，刑罰執行機關必須提出減刑建議、法院也必須作出減刑裁定，對刑罰執行機關和人民法院來說具有一定“義務”、“職責”的含義;對罪犯而言，其確有重大立功表現時，也應當能夠得到減刑，有“權利“的含義，如果得不到減刑，可理解為其喪失了應有的權利。同時為了保障罪犯提請權的有效行使，還需給予聽取服刑罪犯及其委托律師、被害人及其委托律師等當事人的意見的程序性權利。

2、賦予罪犯提請保外就醫的權利

賦予罪犯提請保外就醫的權利，是因為只有罪犯才最了解自己的身體狀況，任何人都無權代替罪犯提起保外就醫權利的申請，但是保外就醫作為嚴肅的刑罰執行活動，受到了嚴格的限制，法律之所以規定禁止性的條件，一方面防止罪犯利用保外就醫，逃避刑罰，使得法律對罪犯的制裁落到實處，另一方面，確保罪犯能夠得到應有的人權保障，程序上賦予罪犯這個權利，但是也要嚴格把關，使真正需要就醫的罪犯能夠得到良好的治療。

既然申請保外就醫是罪犯的權利，那么放棄也是一種權利。[11]實踐中，有些執行機關不顧罪犯的切身利益，只顧自己的利益，減輕自己的負擔為第一位，不論罪犯及其家屬是否愿意，把罪犯一推了之，出現了很多“一保就死”的現象。賦予罪犯及其家屬選擇權同樣也是尊重生命，尊重人權，維護罪犯的合法權益。完善法律或實施細則，明確罪犯放棄保衛就醫的權利，監管機關負有義務。充分的讓罪犯擁有支配自己的權利，使得其人權得到最大的保護。

(二)促進執行機關提報減假及保外就醫程序透明化

1、減刑、假釋、保外就醫條件、理由、實施情況的公示

減刑、假釋、保外就醫制度的設立來源于對犯罪區別對待的形勢政策和刑法經濟性原則，是刑罰執行中最受罪犯關注的制度。許多罪犯有時候并不清楚如何做才能使自己獲得減刑和假釋。特別是保外就醫階段，罪犯的知情權常常受到侵害。首先受文化程度和醫學常識的限制，很多病犯對自己的病情并不十分了解，因而不會主動提出保外就醫申請。其次，由于對保外就醫具體程序的不了解，因自身經濟原因，不愿提出申請，罪犯的選擇權常常得不到保障。如上訴所論及的知情權，病犯及其家屬亦有選擇權，在實際中，會出現對有嚴重疾病病犯適用監外執行的措施后，罪犯的親屬因無力撫養而使保外就醫失去其真正的意義。因此，筆者建議應當將減刑、假釋及保外就醫的條件、計劃清晰明確地公示給所有罪犯，使之了解細則，更好的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同時，執行機關可以將服刑人員中表現情況比較好的幾名人員可以做一個典型范例來進行宣傳，讓廣大服刑人員可以向其積極學習，討教經驗，并相互監督。

2、建立執行機關公示制度

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唯有公開透明才能最大限度的杜絕腐敗現象的滋生。筆者建議從以下幾個方面來推進執行機關公示制度建設：第一、每名罪犯每次的計分考核分數、行政獎勵分數、立功表現等情況都必須及時在執行機關的公共場合公示，接受服刑人員和廣大干警的監督，公示情況必須拍照存檔，作為每名罪犯提起減刑假釋的主要依據，沒有公示材料的，不能予以減刑，假釋及保外就醫。第二、執行機關擬提起減刑假釋的，一律需將所有減刑假釋人員的情況及主要減假理由在執行機關的公共場合予以提前公示，擬提請保外就醫的，除非病情十分嚴重，必須立刻保外就醫外，應當提前予以公示。如果提請減刑的理由涉及保密或保護罪犯人身安全不便公布的，要邀請人民檢察院對這類件進行詳細的內部檢查監督。第三、在執行機關的公共場所設立多個意見箱，讓廣大服刑人員可以隱名提出自己的意見和建議，監督執行機關的減刑、假釋、保外就醫的操作行為。意見箱由法院來開啟，由法院來調查核實情況，促進減假活動的公平公正，一遇到有腐敗行為，堅決按有關規定進行相應處理。

第四、職務犯罪、破壞金融管理秩序和金融詐騙犯罪、組織(領導、參加、包庇、縱容)黑社會性質組織罪等罪犯，雖被判刑，但在經濟或權力關系網方面仍具有一定實力，所以有可能通過“錢權交易”獲得監獄服刑優待、工種安排上的“特殊照顧”、減刑假釋機會，甚至長時間保外就醫。因此我們可以通過允許媒體每周進執行機關采訪報道這些罪犯的服刑情況，接受社會廣大公眾的監督，類似當年陳*扁入獄之后兩岸新聞媒體經常性地播報其服刑情況一樣。[12]同時我們也可以建立一個由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等人員組成的群眾性監督組織，每月到監獄進行一次現場訪問，接受廣大服刑人員的申訴和了解這三類罪犯的減刑假釋情況，監督執行機關的減刑、假釋及保外就醫行為。

(三)完善法院審理程序

1、強化法院對減刑、假釋、保外就醫執行的實體條件

首先應強化“確有悔改表現”的認定，不僅應當考察其是否認罪悔罪，認真遵守法律法規及監規、接受教育改造，積極參加思想、文化、職業技術教育，積極參加勞動、努力完成勞動任務，而且應當考察其是否通過主動退賬、積極協助追繳境外贓款臟物、主動賠償損失等方式，積極消除犯罪行為所產生的社會影響。其次“在生產、科研中進行技術革新，成績突出”或者“對國家和社會有其他貢獻”認定為“立功表現”的，該技術革新或者其他貢獻必須是該罪犯在服刑期間獨立完成，并經省級主管部門認定。最后，“有發明創造或者重大技術革新”認定為“重大立功表現”的，該發明創造或者重大技術革新必須是該罪犯在服刑期間獨立完成并經國家轉關部門確認的發明專利，且不包括實用新型專利和外觀設計專利;擬按法律規定的“對國家和社會有其他重大貢獻”認定為“重大立功表現”的，該重大貢獻必須是該罪犯在服刑期間獨立完成并經國家主管部門確認的勞動成果。

2、促進法院審理減刑、假釋、保外就醫程序透明化

程序正義是實體正義的保障，正如一句英國古老的法律格言所說：正義不僅應得到實現，而且要以人們看得見的方式加以實現。筆者建議從以下幾個方面來促進程序的透明化：第一、完善六類案件的開庭審理程序。《刑訴解釋》第453條規定了應當開庭審理的六種情形，《刑訴規則》第651條規定檢察人員應當出庭，但除此之外沒有其他配套法條對庭前準備、法庭審理等一系列關鍵制度加以規范，法院應在開庭多少天通知檢察院派員出庭、檢察院在法庭審理時享有哪些權力、服刑人員的權利義務如何設置等實體與程序的關鍵性問題都亟待澄清。第二、探索建立被害人諒解制度。被害人作為罪犯犯罪的直接侵犯對象，其所遭受的物質和精神損失是最大的。因此一名罪犯如果要被減刑或者假釋，不僅僅應該看到其在監獄中才表現，而且應當考察其是否通過主動賠償損失等方式，積極消除犯罪行為所產生的社會影響。因此，如果在罪犯的減假檔案中能夠附有一份被害人的諒解書，那對于法院作出減刑、假釋、及保外就醫的裁定，將更有說服力。第三、裁決書一律上網公開。法院的裁決書應當上網公示，以保障群眾的正當知情權和彰顯司法公正。裁決書內容應具體明了，不僅要說明有哪些悔改表現或立功表現，也應說明立功或重大立功表現的細節，如果因檢舉犯罪而有立功情節，則在裁決書應寫明罪犯是如何得知這一犯罪事實，避免暗箱操作，增強刑罰執行當中減刑假釋裁決的透明度和公信度。

(四)完善檢察機關的監督程序

為了使減刑活動真正依法、公正、有效展開，必須構建強有力的外部監督機制即檢察機關的監督機制，這就要建立檢察機關對減刑案件事前、事中、事后全方位的監督機制，即貫穿減刑制度運作全過程包括減刑考核、提出減刑建議、裁定減刑的全過程的監督機制，這就要將刑罰執行機關和人民法院都納入自己的監督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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