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執行人是一家規模不大的塑膠公司，主要生產塑膠產品。2006年3月，其因超經營范圍承攬了一樁彩印業務而被當地工商部門罰款13萬余元。被執行人因對行政處罰決定不服而沒有按指定的期限交納罰款，并提起了行政復議。復議機關經審查維持了行政處罰決定。被處罰單位又提起了行政訴訟，法院經審理最終判決維持了工商部門的行政處罰決定。判決生效后第20天，工商部門即向法院遞交了強制執行申請，而此時離處罰決定作出時間已達半年之久，此時所申請的行政處罰罰款數額加上加處罰款數額已達58萬元之多。面對如此巨大的處罰數額，被執行人（被處罰單位）抵觸情緒很大，認為交納罰款可以接受，但其尋求行政救濟期間的執行罰數額不應當計算。

[評析]

有人認為，我國行政處罰法第四十四條明確規定：“行政處罰決定依法作出后，當事人應當在行政處罰決定的期限內，予以履行”，該法第五十一條規定，當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處罰決定的，作出行政處罰決定的行政機關可以每日按罰款數額的百分之三加處罰款，因此，履行罰款決定是被處罰人的義務，不履行義務的后果當然應由其承擔。況且，我國行政復議法及行政訴訟法都有行政救濟期間不停止具體行政行為執行的規定，因此，行政處罰的加處罰款在被處罰人尋求行政救濟期間仍應當計算。

筆者認為，加處罰款在行政救濟期間不應當計算。因為盡管行政復議法及行政訴訟法都有行政救濟期間不停止具體行政行為執行的規定，但立法作此規定的本意是制止那些在行政處罰決定作出后仍繼續為違法和對社會有危害的行為。對于行政處罰決定作出后，已停止了違法行為的行政相對人，若其之所以不履行義務僅是對罰款決定不服而尋求行政救濟，并非實質意義上不履行，這與那些既不尋求行政救濟又不履行法定義務的行為有本質的區別。而且，任何一種處罰的設定都要適當和適度，要與行為之違法程度相適應，若被處罰人的一個違法行為因尋求行政救濟而要付出原處罰數額數倍的罰款，這對行政相對人顯然是不公平的，也不符合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相統一的原則。

首先，從法律規定分析，雖然我國行政處罰法第五十一條規定：“當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處罰決定的，作出行政處罰決定的行政機關可以采取下列措施：（一）到期不繳納罰款的，每日按罰款數額的百分之三加處罰款；（二）根據法律規定，將查封、扣押的財物拍賣或者將凍結的存款劃撥抵繳罰款；（三）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這一條款借用邏輯學的方法解釋，即是如果被處罰的相對人不履行義務，行政機關可以對其加處罰款，也可以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二者屬于平行關系而非遞進關系，申請法院強制執行和加處罰款同樣是相對人不履行的結果之一。因為一旦申請法院強制執行，必然會對被處罰人的聲譽造成不利影響，這實質是一種聲譽罰。況且，關于第一項中“到期不繳納罰款”中“到期”的理解應當是指行政處罰決定最終發生法律效力的時間。如果被處罰人申請了行政復議或提起行政訴訟，應當以終審生效的時間為“到期”。畢竟在此之前的所謂生效只是基于國家意志先定力原理推定生效而已，具體是否合法有效，最終要由有權機關裁決后才能得出結論。因此，在行政救濟期間不履行罰款義務不屬于“到期不履行”的范疇。

其次，從法理上分析，加處罰款屬于執行罰，雖然與原基礎具體行政行為有一定關聯，但卻是兩個完全獨立的行政行為。其目的在于通過經濟制裁之威懾手段促使被處罰的行政相對人履行具體行政行為所確定的內容。因此，加處罰款是手段而非目的。如果通過法院強制執行，行政相對人業已履行了行政法上的罰款義務，目的已經達到，作為促使相對人履行義務的手段當然無需再行使了。皮之不存，毛之焉附？若被處罰對象在履行了行政處罰所確定的罰款數額后還要承擔與其法律責任明顯不相稱的、超過了其承受能力的加處罰款，被處罰人不但不會及時履行行政處罰所設定的義務，還有可能采取一些過激的行為抵制行政處罰決定的履行，使得案件得不到有效執行，這將無法實現設立執行罰所要達到的目的，甚至還會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新的違法犯罪行為，結果導致威懾的意義蕩然無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