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企業合并構成壟斷的認定標準主要有三個，即：干預和禁止合并的財產起始標準、干預和禁止合并的綜合審查標準以及干預和禁止合并的終結標準，下面是對這三種標準的詳細介紹。

我國企業合并構成壟斷的認定標準

(一)干預和禁止合并的財產起始標準

關于財產起點標準，結論世界各國立法與實踐，筆者提出了三項不同的標準，即：沉默標準、提示標準和信號標準。

關于財產價值的確定，本文不以我國常見的企業固定資本作為測度標準，而是依照國際慣例，按照企業的年銷售額進行測定，因為市場銷售額能夠客觀地說明企業與市場的關系，特別是說明企業的產品在價格、質量、品種等方面是否適應市場的情況，進而也說明了企業對市場的占有情況和對外的經濟實力。

1、沉默標準。

即企業間合并不需要向政府登記，國家不予干預的標準。綜觀各國立法與實踐，無不對中小企業間的合并采取放任甚至鼓勵的態度。而我國，小企業眾多是一大特點，而且大部分的行業沒有形成規模經濟，大部分的企業沒有形成優化規模企業，因此，為了促進我國規模經濟的全面形成，促進產業結構和市場結構的調整，立法應對中小企業間的合并采取寬容的態度。對于寬容的規模，有人認為：法律上可以規定，年銷售額不是500萬元的企業可以自由接受其他任何企業的兼并。但筆者認為此數額過小。誠然，根據我國1993年的統計，全國獨立核算的小企業是430471家，它們在當年共同實現的產品銷售額為15562.9億元，這些小企業的平均年銷售額不足400萬元。但是，我們不應該忽略了另外一個事實：中國經濟一直在以持續的高速向前發展，以《管理世界》中國企業評價中心對全國工業企業500家大企業1988年至1993年統計比較為例，許多大企業的經營規模不只是翻一番，而是3倍、4倍地大幅度增長。例如，大慶石油管理局1988年的市場銷售額為64.4億元，1993年擴大到269.53億元，增長了4倍。我國的中小企業同大企業相比，具有靈活性高，適應市場能力強等特點，考慮到其發展速度，筆者認為，待反壟斷法出臺時，可規定年銷售額不足1000萬元的企業參與合并不受反壟斷法的限制。符合此標準的企業參與合并可不向當局登記。

2、提示標準。

顧名思義，即提醒當局及其他市場主體、社會公眾對企業合并加以注意的標準。符合此標準的企業參與合并須在合并后到有關當局進行登記。進行事后登記，有諸多優點：首先，便于企業及時調整自己的組織結構，改善生產和經營條件;其次，可使公眾特別是使合并企業的競爭者及時獲得市場信息，掌握合并企業的情況，從而可以及時調整它們的經營方針，以適應新的市場環境;再次，可以防止疏漏，對形成實質性限制競爭的合并采取補救措施，令其解散以恢復有效競爭狀態。鑒于事后登記制的諸多優點，我們認為，不妨將此標準規定得稍為低些。根據我國中小企業年銷售額不足400萬元及我國經濟發展速度，以及眾多行業尚未實現規模經營的實際情況，可以考慮以5000萬元做為提示標準，即企業合并雙方年銷售額在合并前營業年度共同達到5000萬元的合并，應在合并后向當局登記。針對某些特殊行業與市場，國家可規定特殊的標準。

3、信號標準。

即國家很有可能對合并予以禁止的標準。根據《管理世界》中國企業評價中心對全國工業企業500家1988年至1993年的統計分析來看，1988年，年銷售額超過50億的工業企業只有3家，超過10億元的有53家，超過5億元的有163家，其余337家的經營規模均分布在5億元至2億元之間。到1993年，在全國不含電力企業在內的最大500家工業企業中，年銷售額超過200億元的有6家，其中最大的工業企業即**汽車工業總公司達到了307.3億元，其余的年銷售額超過100億元的有11家，超過50億元的有38家，超過20億元的有122家，超過10億元的有248家，500家最小企業的年銷售額也達到了5.67億元。這一統計分析說明了這樣一個問題，在這五、六年中，我國大企業的經營規模在成倍地增長。依此為基礎來預計將來，到1998年，我國最小的大企業的年銷售額也將達到10億元左右，而我們建立反壟斷法，主要是控制較大企業參與合并，因此考慮到我國經濟的發展及規模經濟尚需促進，筆者認為立法應如此規定：參與合并的企業年銷售額分別達到5億元人民幣，或參與合并的企業中有一方年銷售額達到10億元人民幣的合并，必須在合并前向當局進行申請，接受政府有關機構的審查。有人認為，對企業合并進行干預的門檻不能提得過高，否則就不能有效地制止那些有礙于競爭的企業合并，這樣綜合考慮，以3億元的市場銷售額作為控制企業合并的門檻是比較恰當的。筆者認為，這種擔心是沒有必要的：其一，于預合并的標準不是單一的，而是多重的，歸根結底，只要該合并導致實質性的限制競爭，就必須予以禁止，而不論其合并企業的規模大小;其二，標準定得太低，不利于當局集中精力審查真正有危害性的企業合并。綜合以上因素，筆者認為以5億元作為控制合并的門檻是恰當的。

(二)干預和禁止合并的綜合審查標準

1、界定相關市場。

依據界定市場的一般理論，我國對相關市場的界定可以采取以下步驟：

(1)界定臨時市場。該市場的范圍是指從消費者的觀點出發，并以合并企業產品的現行價格為依據，相互間可以替代的所有產品。

(2)擴大產品市場。依據1982年的合并指南，美國確立擴大市場的方法，是將商品價格上漲5%，然后考察、年內將會有多少顧客可能轉向購買其他產品，也就是會有多少其他產品進入市場，從而將臨時市場的范圍擴大到價格提高5%之后，仍有可能獲得一般利潤的那些商品。筆者認為，價格機制的原理在任何一個市場經濟國家都是一樣的，我們可借鑒此方法來確定擴大產品市場的范圍，至于提價的幅度則可結合我國實際加以調整。

(3)界定地域市場。界定地域市場需考慮商品的易腐性和運輸費用。就我國而言，不能將行政壟斷和地區封鎖作為界定地域市場的合法根據，仍應從經濟學角度來確立地域市場的范圍。從地域市場的一般特征出發，相關市場一般是以中國為范圍。但也允許限制在我國的某一部分或者涉及外國領域。

2、市場份額。

不管在美國還是德國，市場份額在合并案件的審查中都舉足輕重，德國尤其如此。符合以下條件，即可推斷這些企業形成市場勢力，從而極有可能被禁止：第一，合并企業就某種產品的生產或者銷售至少占到1/3的市場份額，其在上一營業年度的市場銷售額沒有達到2.5億馬克除外。第二，市場上最大的3家或3家以下的企業共同達到1/2的市場份額，或者最大的5家或不足5家企業共同達到2/3的市場份額，且這些企業間不存在實質性的競爭。但是，如果所涉及的企業在上一年度的市場銷售額不足1;5億馬克，或者參與合并企業的市場份額總共不足15%，則不能推斷共同占據市場支配地位。從這些規定，我們可以看出，德國基本上是以15%作為干預企業合并的最低市場份額的，與此同時，又考慮合并企業在上一年度的經營情況。美國在1968年的合并指南中對參與垂直合并的干預是這樣規定的：如果生產商在其產品市場上已經占到10%的市場份額，銷售商按銷售額在銷售市場已占到6%的市場份額，這個生產商和銷售商的合并就被視為是對生產商的競爭者具有嚴重不利影響的合并。日本是一個規模經濟十分發達的國家，其市場份額的壟斷臨界點規定為30%。我國尚處于市場經濟的初級階段，幅員遼闊，企業眾多，一個企業能在國內占有20%的市場份額，已經是相當大了，即能在市場上產生一般企業所無法產生的影響。例如我國摩托車行業的最大企業是中國**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其1993年的工業總產值為23億元，在行業總產值中僅占12.5%，但是它已經對摩托車市場的競爭能夠產生顯著的影響。即便是非常需要規模經濟的汽車行業，我們認為，20%也已經是相當高的市場份額，因為依此推算，市場上可剩下5家企業，對于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顯然5家企業是不算多的。這樣，筆者將20%的市場份額作為干預企業合并的臨界點，當企業合并一方的市場份額超過20%時，原則上應予禁止。

3、市場集中度。

關于市場集中度的經濟學測定方法以及在法律上的運用，可以借鑒美國對市場集中度的分類標準及使用該指數干預合并的方法，依據世界慣例一般采取第一種方法測度集中率。但是筆者認為，不妨將兩種方法結合使用，更能全面反映市場集中情況，以及大企業的顯著地位和合并給市場所帶來的后果。即在對市場的集中程度分類時，采取集中率的測定方法簡便易行，容易操作;但對具體的合并案件進行審查時，應結合使用赫爾芬達爾指數，更能準確反映該合并對競爭所造成的后果，以使當局能夠作出較為準確的判斷，從而決定是否禁止該合并。

4、市場進入障礙。

根據潛在的市場進入的一般理論，如果市場沒有或者只有很低的進入障礙，即市場外的企業很容易進入市場，即使合并后的企業占有很大的市場份額，合并也不可能產生或者加強市場勢力，取得了市場勢力的企業也不可能隨意濫用其勢力，因此，潛在的市場進入是豁免某些企業合并的重要理由。我國的企業合并控制立法也必須考慮市場上潛在的競爭關系，反壟斷機構的任務不是識別誰是潛在的進入者，而是從企業進入市場的各個必要階段。包括計劃、設計、獲得政府的批準、工廠的建設、生產設備的投入、原材料的采購、產品的推銷等各個方面，考慮潛在的市場進入是否具備及時性、可能性和充分性三個條件。

需要注意的是，我國目前市場上存在的進入障礙，不僅僅是所要求的經濟和技術條件，而且存在著行政性障礙，特別是部門壟斷和地區封鎖。我國大多數國有企業仍然受著這樣那樣行政隸屬關系的約束，很難毫無約束地自愿地調整自己的產品，這就增加了市場進入障礙的程度。但是，行政障礙畢竟是不正常的現象，我們應通過其他立法及國家政策加以根除，而不能將其做為合理的市場進入障礙因素予以考慮，從而禁止本不應禁止的合并。

5、破產因素。

我國自1988年實施破產法以來，在促進集團規模的浪潮中，對破產企業的兼并方興未艾。一方面，兼并起到良好的社會效果，諸如節約社會資源，通過優勢互補實現利益最大化，特別是在我國當前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制約破產的因素還比較多的情況下，對社會的安定團結起著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兼并中也存在不少問題，最為突出的是政府進行“拉郎配”，違背企業的意愿，下發“紅頭文件”，但往往是“出力不落好”。我們必須端正態度，認識到優勝劣汰是市場經濟的普遍規律，不能為了維護某企業的低效益，而失去整個社會的高效益，也不能為了某一部分人的暫時利益，而失去國家的長遠利益。因此，我們只能鼓勵符合條件的破產企業被最為理想的企業所兼并，結合中國實際，我認為，對破產企業的兼并應遵循以下條件和原則進行：

(1)該企業在可預見的時期內資不抵債;

(2)企業沒有能力根據破產法的規定成功地進行重組;

(3)該企業雖不成功但是真誠地作過努力，尋找對其破產財產的更合理取得者，以使其資產繼續留在相關市場上，使競爭受到較現在的合并更小的影響;

(4)如果沒有這個合并，該企業的資產將從相關市場上流失;

(5)企業兼并遵循雙方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則;

(6)鼓勵符合國家產業政策和結構調整的兼并;

(7)有關政府和部門要提供便利，幫助解決出現的各種問題，但不得施加行政強制。

6、經濟效益。

在目前我國大部分行業的規模經濟尚未形成的條件下，應適當鼓勵有利于提高經濟效益的兼并，但是規模不等于效益，規模并不必然帶來效益。而且，我們不能忽視另外一個重要問題，即合并企業的效率不等于國家和社會的效益，只有在符合社會公益前提下合并企業效率的提高，才可作為反壟斷法保護的理由。

7、國際競爭力。

在控制合并時，不能孤立地來審查合并對國內競爭秩序的影響。尤其是在我國企業尚不成熟，國際競爭力較弱的情況下，要對合并所帶來的對國際競爭的積極影響和對國內競爭所帶來的消極影響進行利益衡量，對于外向型企業參與的合并，以提高國際競爭力為主要目的的兼并，應采取寬容態度，因為它可給國家帶來整體利益，更重要的是它并不嚴重限制和損害國內市場的競爭。自然，任何事情都有一個度，我們反對以提高國際競爭力為借口而實質上損害國內競爭秩序的任何合并。

8、其他因素。

(三)干預和禁止合并的終結標準

綜上所述，反壟斷當局審查企業合并是否構成壟斷的標準是多重的，而不是單一的，彼此之間是相互依賴、相互制約的，沒有哪個國家單純地采用市場結構標準或市場成效標準。合并是否對一定范圍內的競爭形成實質性的限制，是當局審查企業合并是否構成壟斷的終結標準，所以盡管企業合并的案情復雜萬變，申請合并的理由干條萬種，審查的具體標準沒有足夠的確定性，但是，只要牢牢把握住該終結標準，認定企業合并侵害了有效競爭秩序，或具有了市場支配能力并已濫用或有濫用其市場優勢的趨勢，已經或即將顯著地限制競爭，以自己的自由侵害其他市場主體的自由，侵犯自由競爭的整體規則，一句話，對有效的自由競爭秩序形成實質性的侵害，當局即可認定該企業合并構成壟斷而予以禁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