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現行刑法第28條規定：“對于被脅迫參加犯罪的，應當按照他的犯罪情節減輕處罰或者免除處罰。”這是我國刑法對脅從犯的法定概念。根據這個概念，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分析脅從犯的構成特征：

從主觀方面來看，行為人明知自己實施的是犯罪行為，在可以選擇實施或不實施的情況下，因某種原因而選擇了實施犯罪行為。但是需要特別注意的是，行為人選擇實施犯罪行為是出于不得已，即不情愿地實施犯罪，而并非主動參加犯罪，這是脅從犯與其他共同犯罪人的最大區別。由于這一主觀特點，在多數情況下，行為人雖然對自己的行為可能發生的危害社會的結果有一定預見，但并不希望這種結果發生，而只是對其聽之任之。因此脅從犯的主觀方面通常表現為間接故意。如果行為人不知道自己所實施的行為是犯罪行為，根據1979年刑法，有構成被誘騙參加犯罪的脅從犯的可能。而根據1997年刑法，行為人在這種心理狀態下實施犯罪行為，不能構成脅從犯。如果行為人明知自己實施的行為是犯罪行為，但因身體或者精神受到強制而喪失了選擇可能性，也不能構成脅從犯。

從客觀方面來看，脅從犯的構成包含三層內容：第一，行為人在客觀上實施了犯罪行為;第二，行為人參加共同犯罪、實施犯罪行為是受他人脅迫的。所謂脅迫，是指以剝奪生命、損害健康、揭發隱私、劣跡、毀損財物等對行為人進行精神上的強制;第三，由于脅從犯參與實施了共同犯罪，其行為也不可避免地成為共同犯罪行為這個有機整體的一部分，從而與犯罪結果之間存在著因果關系。

同時具備上述主客觀兩方面特征的，即構成脅從犯。但是，脅從犯的客觀方面還有兩個問題需要做進一步探討：

第一，從脅從犯在共同犯罪中的分工來看，是否僅限于幫助犯?有些學者認為，脅從犯所實施的行為一般只是幫助性質的行為，而很少是直接的實行行為，所以脅從犯一般也都屬于幫助犯，只有個別的情況才是實行犯。我們認為，根據法律規定，脅從犯是被脅迫參加犯罪的共同犯罪人，“被脅迫”只說明了脅從犯參加共同犯罪的原因，并未說明他在參加共同犯罪后起什么作用。因此，脅從犯既可能是幫助犯，也同樣可能是實行犯，脅從犯在共同犯罪中充當實行犯的情況未必如上面所說，是個別情況。

第二，從脅從犯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來看，是否必須比較小?有些學者認為，“脅從犯在共同犯罪的活動中，處于從屬的地位，其所起的作用在一般情況下，比從犯還要小，在個別情況下，也可能等于從犯。”我們認為，這種說法不夠全面。如前所說，脅從犯的“被脅迫”僅是其參加共同犯罪的原因，至于參加之后，其在共同犯罪中分工如何，作用大小，則非脅從犯的概念所能包容。根據分工分類法，從犯和脅從犯都既可能是幫助犯又可能是實行犯。既然如此，在一個共同犯罪活動中，從犯完全可以是幫助犯，而脅從犯卻是實行犯。當然，跳出某一特定的共同犯罪活動的范圍，根據主客觀相統一的原則綜合判斷，脅從犯的社會危害性應小于從犯，但從在某一共同犯罪活動中所起的作用來看，脅從犯完全可能大于從犯所起的作用。

在脅從犯的認定中，應當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脅從犯在主觀上的基本特征在于雖然是非主動、非自愿的，但卻并沒有失去或完全失去意志自由。如果行為人在身體受到強制的情況下完全失掉了意志自由，則失去了與脅迫者的犯意聯絡，不具有與脅迫者的共同犯罪故意。根據我國現行刑法第16條的規定：“行為在客觀上雖然造成了損害結果，但是不是出于故意或者過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預見的原因所引起的，不是犯罪。”在這種情況下，被脅迫者只不過是脅迫者利用的工具，脅迫者構成間接實行犯，而被脅迫者不構成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