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現行刑法第28條規定:“對于被脅迫參加犯罪的,應當按照他的犯罪情節減輕處罰或者免除處罰。”這是我國刑法對脅從犯的法定概念。根據這個概念,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分析脅從犯的構成特征:
從主觀方面來看,行為人明知自己實施的是犯罪行為,在可以選擇實施或不實施的情況下,因某種原因而選擇了實施犯罪行為。但是需要特別注意的是,行為人選擇實施犯罪行為是出于不得已,即不情愿地實施犯罪,而并非主動參加犯罪,這是脅從犯與其他共同犯罪人的最大區別。由于這一主觀特點,在多數情況下,行為人雖然對自己的行為可能發生的危害社會的結果有一定預見,但并不希望這種結果發生,而只是對其聽之任之。因此脅從犯的主觀方面通常表現為間接故意。如果行為人不知道自己所實施的行為是犯罪行為,根據1979年刑法,有構成被誘騙參加犯罪的脅從犯的可能。而根據1997年刑法,行為人在這種心理狀態下實施犯罪行為,不能構成脅從犯。如果行為人明知自己實施的行為是犯罪行為,但因身體或者精神受到強制而喪失了選擇可能性,也不能構成脅從犯。
從客觀方面來看,脅從犯的構成包含三層內容:第一,行為人在客觀上實施了犯罪行為;第二,行為人參加共同犯罪、實施犯罪行為是受他人脅迫的。所謂脅迫,是指以剝奪生命、損害健康、揭發隱私、劣跡、毀損財物等對行為人進行精神上的強制;第三,由于脅從犯參與實施了共同犯罪,其行為也不可避免地成為共同犯罪行為這個有機整體的一部分,從而與犯罪結果之間存在著因果關系。
同時具備上述主客觀兩方面特征的,即構成脅從犯。但是,脅從犯的客觀方面還有兩個問題需要做進一步探討:
第一,從脅從犯在共同犯罪中的分工來看,是否僅限于幫助犯?有些學者認為,脅從犯所實施的行為一般只是幫助性質的行為,而很少是直接的實行行為,所以脅從犯一般也都屬于幫助犯,只有個別的情況才是實行犯。我們認為,根據法律規定,脅從犯是被脅迫參加犯罪的共同犯罪人,“被脅迫”只說明了脅從犯參加共同犯罪的原因,并未說明他在參加共同犯罪后起什么作用。因此,脅從犯既可能是幫助犯,也同樣可能是實行犯,脅從犯在共同犯罪中充當實行犯的情況未必如上面所說,是個別情況。
第二,從脅從犯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來看,是否必須比較小?有些學者認為,“脅從犯在共同犯罪的活動中,處于從屬的地位,其所起的作用在一般情況下,比從犯還要小,在個別情況下,也可能等于從犯。”我們認為,這種說法不夠全面。如前所說,脅從犯的“被脅迫”僅是其參加共同犯罪的原因,至于參加之后,其在共同犯罪中分工如何,作用大小,則非脅從犯的概念所能包容。根據分工分類法,從犯和脅從犯都既可能是幫助犯又可能是實行犯。既然如此,在一個共同犯罪活動中,從犯完全可以是幫助犯,而脅從犯卻是實行犯。當然,跳出某一特定的共同犯罪活動的范圍,根據主客觀相統一的原則綜合判斷,脅從犯的社會危害性應小于從犯,但從在某一共同犯罪活動中所起的作用來看,脅從犯完全可能大于從犯所起的作用。
在脅從犯的認定中,應當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脅從犯在主觀上的基本特征在于雖然是非主動、非自愿的,但卻并沒有失去或完全失去意志自由。如果行為人在身體受到強制的情況下完全失掉了意志自由,則失去了與脅迫者的犯意聯絡,不具有與脅迫者的共同犯罪故意。根據我國現行刑法第16條的規定:“行為在客觀上雖然造成了損害結果,但是不是出于故意或者過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預見的原因所引起的,不是犯罪。”在這種情況下,被脅迫者只不過是脅迫者利用的工具,脅迫者構成間接實行犯,而被脅迫者不構成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