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基本犯的成立——交通肇事罪基本條件之解析

刑法第133條第一罪刑單位為：“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因而發生重大事故，致人重傷、死亡或者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此規定在解釋學上可視為交通肇事罪的基本犯，即對成立該罪之最基本、最低度的條件的概括。

以我國刑法界通說的犯罪構成四要件體系衡量，作為交通肇事罪之基本犯，在客觀方面的危害行為必須是“違規”和“后果”的統一，缺一不可;即必須是在交通運輸活動中，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并且相應造成了實際危害后果。根據法條的明示性規定，對違規只是定性而并不區分程度問題;而對于后果，也只是提出了重傷、死亡或重大財產損失的要求，并不涉及死傷人數及能否賠償等問題。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為了集中力量打擊重大惡性交通肇事行為，又從行為人在事故中所應負責任之比例、具體損傷情況、違規程度等三個方面，限制并提升了法條意義上基本犯的成立條件。

從主觀方面罪過的角度審視，行為人對自己的違規行為多數情況下為故意，即明知故犯——知道交通規則卻故意予以違反(少數情況下為過失——對法規雖然不知但至少都屬“應知”)。但由于我國刑法第14、15條對罪過的界分，采取的是“對危害結果的態度”而非“對危害行為的態度”的標準;以此法定標準衡量，雖然行為人對自己所實施的違規行為系故意——但這并非刑法之精確、規范意義上的“故意”，故根據行為人對危害后果所持的心理態度，對該罪的主觀罪過只能限定為過失——多數為過于自信的過失(在極少數過失違規的情況下，存在疏忽大意的過失);即行為人已經預見自己的違規行為可能發生肇事的危害結果，卻輕信能夠避免這種結果的發生。

行為人對自己的違規行為所可能引發的危害后果，僅僅是持一種“過失”的態度——交通肇事罪區別于各種故意犯罪的根本界限便集中于此!這一點對司法嚴格依法處置各種復雜情況——從程序法上證據的收集與采納，到實體法之罪過性質及相應罪名的評價，均具有必須落實之重大意義和需要精心關注之操作價值。也由于本罪僅系過失犯罪，故對其基本犯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是十分合理并切實可行的。

二、加重處罰情節——對“逃逸”之解析

刑法第133條的第二罪刑單位為：“交通運輸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別惡劣情節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對這里的“逃逸或者其他特別惡劣情節”，在理解上只能視為是一種法定量刑情節而非定罪限制條件;在邏輯關系上只能是以基本犯的成立為前提(違規并發生相應后果)——屬于在基本犯的基礎上出現的一個加重量刑情節。在刑法理論上此為所謂的情節加重犯(對稱于結果加重犯)——基本犯加上“逃逸或其他特別惡劣情節”，當然應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逃逸”系一種犯事以后的逃跑活動。按照《解釋》的提示，即“為逃避法律追究而離開事故現場的行為”。其在外觀上一般認為系一種積極的作為行為，在主觀上系由故意的心態所支配;不存在“過失逃逸”的情形——行為人若確實不知道自己已經肇事而離開現場，則根本就不可能成立“逃逸”(這取決于證據情況——具體案件中肇事者往往辯稱自己“不知”)。當然，這里的故意只是對逃逸行為而非對該行為可能再引發之結果(并非刑法第14條所指的故意)，故交通肇事后雖有逃逸行為但其“過失”犯罪的性質不變——只是因情節加重故而法定刑相應加重。

以“為逃避法律追究而離開事故現場的行為”的司法解釋來解析逃逸，可能存在三種復雜情形難以包容：即(1)行為人將被害人送往醫院后逃離;(2)并未離開現場但不對被害人施救而假裝為旁觀者;(3)不對被害人施救而直接前往有關機關投案自首。由于該幾類情形的基本性質均等同于逃逸，故通常的學理解釋方法是根據刑法通說理論對危害行為的類型劃分，將“逃逸”也分為作為和不作為兩大類——既包括積極逃離事故現場的作為，也包括消極不履行搶救義務的不作為，以涵蓋上述情形。學者們或者根據“法律規定說”，或者依據“先行行為說”，⑵認為交通肇事后的行為人當然依法會被賦予兩項義務——即救助被害人的義務和承擔被法律追究的義務;對其中任何一項義務的不履行，均應當理解為屬于條文所指稱的“逃逸”。

但作此解釋仍然存在諸多爭議，司法若據此處斷總不免顯牽強附會，訴訟中必然會導致許多不必要的控辯糾纏。首先，作此解釋明顯超越了“逃逸”的詞義范圍。法律解釋學在對“法律”的解釋中，必須以法律文本作基礎為限度——不得超越文本詞義之最大意域;這是任何解釋都必須遵守之基本規則，否則就不是“解釋它者”而是“自創新體”。其次，行政法規上的義務能否直接作為刑事法上的義務來源，不無疑問——畢竟兩者的指導原理并不相同。⑶再次，導致行為人對被害人之救助義務的先行肇事行為，能否包括犯罪行為——這在刑法理論上更是一個糾纏不清的問題;如果認為不包括犯罪行為，則后續的普適性義務又該如何形成⑷

由此可見，僅從逃逸本身而言無論將其視為“作為”抑或“不作為”，都有一定道理但也都有不能自圓其說之處。但其實若將視野放寬，把“逃逸”納入整個條文中作一種體系性的解讀，則完全可對其從字面上簡單理解為僅指“作為”;對肇事后的其他各種“不作為”，則可以統統視為同“作為”并列的“其他”。我國刑法第133條的規定，恰好為此提供了最為合理也更為簡便的解釋依據。

由于條文規定的是“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別惡劣情節的”——法律明確將“逃逸”同“其他特別惡劣情節”并列規定，顯然認為其性質相同;“逃逸”在邏輯歸屬上屬于“特別惡劣情節”之一，尚有與此同質的之二、之三、之四等情節。法條之所以對“逃逸”特別予以列示強調，其意義僅在于向社會作針對性的宣告警示(類似的規定在我國刑法中尚有若干，如第22條的“準備工具”同“制造條件”的關系，第114條的“放火、決水、爆炸”同“其他危險方法”的關系)。故此，完全可以將“逃逸”簡單理解為僅限于“為逃避法律追究而離開事故現場”的作為行為，再將上述三種情形均視為“其他特別惡劣情節”而予以加重處罰——恰到要害而在字面上并無任何抵牾。關鍵詞:交通肇事罪逃逸因逃逸致人死亡內容提要:從刑法解釋學之合理性與可行性的角度看，我國現行刑法第133條關于交通肇事罪的規定，其實已經具有很強的針對性與務實性——尤其是對“逃逸”的規定。若能就文本字面厘清其真實含義，即可基本應對司法實踐中出現的各

三、再加重處罰情節——對“因逃逸致人死亡”之解析

刑法第133條的第三罪刑單位為：“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對該條款中“逃逸”的理解，首先應保持與前述一致——對同一條文中的同一概念，不應出現兩種不同定義;即逃逸本身系一種逃離現場的作為行為，主觀上為一種泛泛的故意(僅對行為而非對行為之結果)。在此定式下才可能展開有意義成共識的分析。

(一)司法解釋的誤區

有關“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解讀，學界觀點繁多，主要集中于兩點：其一，“人”的范圍——是否包括逃逸過程中二次肇事的被害人其二，行為人的主觀罪過——對“致人死亡”是持間接故意還是過于自信過失的罪過對此，《解釋》第5條規定，“因逃逸致人死亡”是指行為人在交通肇事后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情形。然而，這一解釋忽略了“因逃逸致人死亡”在現實中的復雜表現——將“人”僅限縮為基本犯中的受害人;規避了矛盾焦點——沒有對“致人死亡”的主觀罪過作出界定;沒有全盤考慮新刑法增設這一條款之應有立法精神——解決訴訟的證-明難題、保持該條文中各罪刑單位的協調和盡量控制故意犯罪的規制面。

1.造成條文幾近虛設。根據《解釋》，“因逃逸致人死亡”僅限于交通肇事的被害人因行為人肇事后逃逸得不到及時救助而死亡的情形。將這一解釋落實到訴訟中，就必須證-明客觀上的“逃逸行為”與“死亡結果”之間，存在刑法規范意義上的因果聯系——即被害人在先前肇事行為中受傷未死，只是因行為人逃逸而不能得到及時救助才最終發生死亡結果;如果先前行為已經直接造成了死亡結果，盡管行為人同樣是逃逸但也不能適用該罪刑單位;并且，如果不逃逸而實施救助是否就一定能避免死亡結果的發生而對這種自然式、醫學式之因果關系的訴訟證-明(被害人死于何時、何病理因素)，在絕大多數逃逸并發生死亡結果的案件中，都是無法采證或即使采證也不可能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標準——只剩被害人受傷后因長時間得不到救助而致失血性死亡的一種情形能夠證-明。顯然，若嚴格依循這種解釋處理案件，則必然導致第三罪刑單位處于虛設狀態——在無法證-明被害人系因逃逸致死的情況下，對行為人都只能以第二罪刑單位追究刑事責任。

2.在邏輯上造成循環理解的混亂。對交通肇事罪第一罪刑單位(基本犯)的成立公式可簡縮表述為——違規+致死(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在此基礎上遞進為第二單位——違規+致死+逃逸(處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作為第三單位若按《解釋》為——違規+逃逸+致死(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事實上僅僅只是將第二單位的基本條件作了一種位置倒換。同樣的違規行為、逃逸行為及死亡結果，同樣的主觀惡性與客觀實害，其間真實的差別僅在于被害人死于何時——是死于逃逸前還是逃逸后(且難以證-明)。如此解釋之合理性值得質疑——何以適配七至十五年有期徒刑如此之高的法定刑

3.造成對故意殺人罪、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等故意犯罪的濫用。依《解釋》，當行為人在逃逸過程中再次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亡時(二次肇事)，顯然不能適用“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加重處罰條款。但若再用交通肇事罪進行同種數罪的評價，似乎又不足以涵蓋該行為方方面面的社會危害性，于是實踐中便時常出現對二次發生的慘重事故定性為故意殺人罪、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等故意犯罪的判例。

但是，成立故意殺人罪、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等故意犯罪，必須證-明行為人是在“故意”(對結果)支配下實施行為。一般而言，行為人在交通肇事后逃逸對再次肇事造成的死亡結果，不可能持希望發生的態度;而對于間接故意的“放任”，司法實踐往往通過推定的方法認定。盡管對推定的概念爭議不決，但存在一個基本共識是——待證事實與基礎事實之間存在常態的因果聯系;且這種因果聯系必須是人們普遍承認的蓋然性極高的經驗法則，蓋然性程度很低的經驗法則不能成立有效的推定。⑴而這一點，恰好是認定行為人對逃逸后再次發生交通事故中的死亡結果持放任心態，最受質疑之處。逃逸過程中的再次肇事，客觀上雖然造成了死亡結果，但行為人通常在事后表現出極大的悔悟，故基本可認為其在主觀上對危害后果持反對態度;并且，行為人在造成他人傷亡的同時自己往往也會受傷，基于正常理性人對自己生命的合理關切，常態下行為人不會置自己生命于不顧而實施危害行為。因此，除非有非常明顯的例外證據，否則難以推定間接故意的成立。目前司法中出現的一些以故意犯罪處理的重大惡性交通肇事案件，在證據上均存在較明顯的瑕疵。

(二)對“因逃逸致人死亡”的重新詮釋

從字面上看，“因逃逸致人死亡”可以完整地包涵兩種情況：一是“因逃逸”而“致”先前肇事的被害人“死亡”(單次肇事)，二是“因逃逸”又“致”其他的被害人“死亡”(二次肇事)——兩種解釋均未超出文本詞意之范圍。由于前一種情況在性質上基本等同于第二罪刑單位且在訴訟中難以證-明，故為保持三個量刑單位的邏輯遞進關系，在解釋學上便只得將其剔除(發生該情況時應按第二罪刑單位處理)。于是，“因逃逸致人死亡”應該僅僅是指——在逃逸過程中又致新的被害人死亡;由于是兩次肇事，情節更惡劣于第二量刑單位，故應處“七年以上十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在這里，就案件自身的事實狀態而言，已經存在前后兩次交通肇事行為，似應評價為兩個交通肇事罪而數罪并罰(同種數罪)。但此時若對二次肇事僅定性為交通肇事罪的基本犯，顯然是對犯罪人的輕縱(對兩個交通肇事罪進行數罪并罰，其實際執行刑期也往往不會超過十年);但若以故意犯罪論處，又常常無法達到證-明要求。鑒于該種情形出現幾率較高且危害極大，于是在解釋學上應當視為條文對此已作出專門性、針對性的加重處罰規定——將其擬制規定為犯交通肇事罪后逃逸的一個再加重量刑情節;在定罪上只定一罪，在罪數論上屬于事實上的數罪而“法定的一罪”。由此便可對刑法第133條在整體理解上，建立起一種非常嚴格的依次加重處罰的邏輯遞進關系，即：

第一罪刑單位：違規+致死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第二罪刑單位：違規+致死+逃逸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三罪刑單位：違規+致死+逃逸+二次致死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將“因逃逸致人死亡”作此理解并處斷，具有如下合理性與可行性：

1.避免條文虛設的解釋困境。如前所述，一方面囿于當前的司法能力，《解釋》的規定事實上導致了“因逃逸致人死亡”條款的虛設。但另一方面，司法對實踐中頻頻發生的二次肇事致人死亡案件該如何處理，又因沒有針對性的法條規定而無所適從——有作為交通肇事罪處理的，也有作為故意殺人罪甚至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處理的;“同案不同判”的巨大差異，使得刑法規定的科學性與司法的公正性備受質疑。其實，跳出《解釋》所帶來的慣性思維，用“因逃逸致人死亡”條款專門處理該種情形，即可方便高效地解決該司法難題;由于對再次肇事中新的死亡結果之原因力極易證-明，故條文虛設的問題也就能夠避免。

2.回避司法證-明難題，保證罪刑相適應原則大體實現。毋庸置疑，在實際案件中并不能完全排除行為人對二次肇事中發生的死亡結果持放任心態，但只要其沒有實施更進一步的行為，此時都只須適用該罪刑單位處理——既免去定性為故意犯罪的繁瑣證-明，又不致輕縱犯罪人。因為，我國刑法對過失犯罪的配刑，一般都不超過七年有期徒刑(過失致火車傾覆或飛機墜毀，最高也只能處七年有期徒刑);而刑法第133條的法定最高刑已達十五年有期徒刑，遠遠重于大多數故意犯罪的法定刑。故此在解釋學上可以認為：刑法在對“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評價上，事實上已經考慮了行為人可能會存在的放任性故意心態，但為了簡化并切實完成訴訟證-明過程，便只要求證-明基本犯中的過失和再加重處罰條款中的逃逸及死亡結果即可，而后再從法定刑上進行實質性的匹配(客觀上仍然有利于被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