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泄露內幕信息罪辯護詞范文是怎么樣?
尊敬的審判長、審判員:
XX市XX律師事務所田XX律師、楊XX律師接受被告人黃某某親屬的委托,擔任其辯護人。經過庭前示證和今天的法庭調查,本案的事實已經很清楚。鑒于被告人黃某某對起訴指控的基本事實均予認可,在事實的認定上,控辯雙方應該不會有太多的分歧,爭議的焦點更多在于認識的層面。就定性而言,對起訴指控的幾項犯罪,我們均有不同的意見:
一、關于非法經營罪
1、黃某某沒有實施換匯行為。
我們都知道,換匯中的非法經營罪最本質的要件是行為人實施了在非指定場所買賣外匯,即場外換匯的行為。如果行為人沒有實施場外換匯,則無論如何不能構成本罪。我們不否認黃某某往深圳賬戶轉入的人民幣最終兌換成港幣支付給了澳門的賭場,也不否認其中的換匯是在場外進行的,但問題是這里的換匯行為是誰實施的?是不是黃某某在換匯?
證人伍某某說的非常清楚:“深圳的賬號收到黃某某的人民幣后通知賭場就算收了相關的賭債,至于這些賬號的人民幣如何轉換成港幣換賭債的過程我并不清楚”。黃某某只是把人民幣打入深圳的賬號,他并沒有親自去換匯,不僅他沒有換匯,作為他的代理人的伍某某也沒有去換匯,換匯的事顯然與黃無關。
賭場的經營者證人連某某證實:“如果客人是內地人,又沒有港幣可以還時,我會安排一些香港的外幣找換店來幫我們接收賭賬”,“黃讓伍來找我,告訴我他們會以人民幣的形式來還,這樣我就會聯系一些經常和我們合作的地下錢莊,由地下錢莊將在內地接收人民幣的賬戶告訴鄭某某,鄭將賬戶交給我公司的陳小姐,由陳小姐告訴伍某某......”。連某某在這里證明了三個事實:1、黃某某要求用人民幣還賭債,連同意;2、賭場提供地下錢莊的賬號;3、地下錢莊幫賭場接收賭債。那么,既然賭場同意黃某某用人民幣還賭債,就意味著黃某某不需要自己去把人民幣換成港幣,只要支付人民幣就可以了。更重要的是,地下錢莊是在幫賭場接收賭債而不是幫黃某某還賭債。如果是幫黃某某還賭債,錢莊將人民幣換成港幣付到賭場才算完成還債,此時錢莊是在幫黃某某換匯,黃要對換匯的行為負責,但事實恰恰相反,本案中錢莊是在幫賭場接收賭債,既然是接收賭債,那么錢莊收到黃某某的人民幣之時,賭債就算還了,后面的換匯是在幫賭場換而不是幫黃某某換,因此,賭場應該對換匯的行為負責。
至此,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地下錢莊收到了黃某某的人民幣,相應的賭債就算歸還了,后面的換匯、付款等就不再是黃某某要做的事。正如地下錢莊的經營者證人鐘某某說的那樣:“賭場會從地下錢莊那里要來內地接收人民幣的賬戶提供給客人,客人會把錢打入這個賬戶,然后地下錢莊就會將相對應的港幣在香港支付給賭場,客人就不用管了”。
公訴人認為,賭場是以港幣結算的,收到港幣并以港幣核銷之后才算收到了賭債,進而認為黃某某支付人民幣的時候不算是完成還債,意在說明錢莊是在幫黃換匯。公訴人的這一理解顯然不能成立。賭場最終以什么幣種核銷與什么時候算是還了債,這完全是不同的兩回事。你賭場同意我以人民幣還債,那么你收了我的人民幣當然就算我還了債,不用說你以港幣核銷,你就是不核銷,我也是還了債。現實生活中有很多以物抵債的事例,我欠你錢,你同意我用車來抵債,你收了我的車,哪怕沒有過戶登記,我的債也是還完了。道理就這么簡單。
公訴人又認為,黃某某知道賭場從中加收了手續費,并且承擔了這部分的換匯成本,因此是黃某某在換匯。這一觀點更不能成立。賭場通常情況下接受港幣,現在黃某某以人民幣還債,賭場就需要將人民幣換成港幣,而換匯是需要人力,需要成本的,這部分成本的支出是黃某某造成的,因此理應由黃某某承擔。賭場換匯,黃某某多拿些手續費,天經地義。換匯的成本不必然由換匯的人承擔,承擔成本的人也不必然就是換匯的人。誰承擔成本誰就是換匯人,這樣的邏輯是錯誤的。
公訴人還認為,地下錢莊工作人員鄭某某換匯接單工作的筆記本上寫有伍某某的名字,因此換匯的主體是伍某某,伍某某是黃某某的代理人,因此是黃某某換匯。我們的認識是:鄭某某的筆記本上并沒有寫明是伍某某換匯,她只是在記下收到多少人民幣的同時記下了伍某某的名字,這一記載只表明鄭某某收到了伍某某的人民幣及數額,不代表其他任何意思,更不代表伍某某在換匯。
二、關于內幕交易、泄露內幕信息罪
1、股票交易是鵬投公司的單位行為。
公訴機關起訴認定黃某某購買中關村股票的行為構成內幕交易罪。在此我們暫且不論該行為是否構成犯罪,首先我們來看看這一行為究竟是黃某某個人行為還是單位行為。
我們都知道,單位行為與個人行為的本質區別在于意志和利益歸屬兩個方面。基于單位的意志而為,并且行為所得利益歸單位的就是單位行為。在本案中,作為鵬投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黃某某有權代表該公司做出一定的意思表示,從事一定的民事行為。因此我們沒有理由否定黃某某關于股票交易的意思表示就是該公司的意志體現。公訴人認為黃某某代表的是單位意志還是個人意志難以區分,我們認為,即便像公訴人說的那樣兩者之間難以區分,按照有利于被告人的刑事訴訟原則,也應該作單位意志的理解,何況從利益歸屬的角度上看,單位意志是非常明顯的。我們看一看利益的歸屬如何?
我注意到,在是否單位行為的問題上,控辯雙方爭議的焦點問題有二:一是買股票的錢是誰的?二是賣股票的錢去了哪里?
A.錢的來源。
無論是周某某、曹某某等人的證言,還是鵬投公司通過國美電器換現金的書證,都表明了這樣一個事實:打入79個股東賬戶的錢是從位于鵬潤大廈21層鵬投公司的金庫中拿出來的。公訴人認為,這些來自于鵬投公司金庫中的錢并不是鵬投公司的,理由是鵬投公司的賬上沒有記載。我們認為,判斷一筆錢的所有權屬有兩個標準,一是憑證,二是占有。憑證上記載是誰的,它就是誰的;沒有憑證記載,誰占有它,它就是誰的。在沒有其他證據能夠排除的情況下,一百元錢,放在公訴人的口袋里,就是公訴人的,放在辯護人的口袋里,那就是辯護人的。這一點恐怕沒有人會懷疑。賬目的記載不是作為種類物的貨幣權屬的唯一證明。賬上有記載,錢是鵬投的,賬上沒有記載,錢也可能是鵬投的。現在有若干證據證明現金是鵬投拿支票換的,換來的現金放在了金庫中,金庫又是鵬投的。至此,完全可以認定這些現金就是鵬投的。
公訴人又強調,來自鵬投的錢只是一小部分,絕大部分的炒股資金是從香港來的,而香港來的錢是黃某某個人的錢。公訴人的這一論斷與事實相悖。相關證據已經清楚地表明,來自香港的錢是由香港耀冠公司減持其在香港國美電器控股有限公司的股份而來,雖然耀冠公司是黃某某個人的全資公司,但作為一個獨立的企業法人,其減持股份所得款毫無疑問是公司的法人財產,而絕不是黃某某的個人財產。
至此,我們應該客觀地認定,本案中用于購買股票的錢來自于鵬投公司及香港耀冠公司。
B.錢的去向。
根據中國證監會“關于北京鵬潤投資涉嫌‘中關村’股票內幕交易犯罪線索的移送函”中的記載,2007年9月,各股東賬戶的資金轉入陳某某的賬戶,10月至11月,從陳某某賬戶轉入杜某賬戶,2008年3月22日,從杜某賬戶轉入鵬投公司民生銀行賬戶,金額為23500萬元。周某某、曹某某證實:轉回來的這些錢用于公司經營了。
公訴人認為,證監會的“移送函”只是其向公安機關的舉報線索,不能作為認定股票款去向的證據。我們認為,“移送函”中明確表述了股東賬戶資金的流轉過程,時間、金額、賬戶等都非常具體明確,這說明證監會依據的是相關的財務及銀行憑證,絕非憑空杜撰。現偵查機關已將相關賬目扣押,公訴人如果不能拿出相反證據否定“移送函”,就應該依據該函認定股票款的去向。
公訴人又認為,證人杜某曾證實 23500萬元中有一部分是其用于理財的錢,因此不能認定此款全部是涉案股東賬戶資金。我們認為,杜某證言存在這樣幾個疑問:23500萬元中有多少是她自己的理財款?她的理財款來自哪里?為什么她會將自己的理財款轉入鵬投公司?在這些疑問不能解決的情況下,其證言尚不足以認定23500萬元中有她的錢。退一步講,即使其中有一部分款是杜某的,其余的款仍然是股東賬戶上的資金,仍然可以認定股票款最終回到了鵬投。
在不能否認買股票的錢來自于鵬投和香港耀冠的情況下,公訴人質問辯護人本案中買賣股票的行為是哪個公司的行為。對此,辯護人的回答是:買股票的錢來自于鵬投和耀冠,賣股票的錢回到了鵬投,且用于鵬投,因此應該認定本案中的股票交易是鵬投的行為。
2、關于價格敏感期的認定。
起訴認為2007年8月13日至2008年5月7日為中關村收購鵬潤地產股權這一內幕信息的價格敏感期,依據之一是公安部關于敏感期的認定意見及證監會的認同意見。我們認為,在價格敏感期的認定上,現行法律沒有授權任何單位為鑒定機構。無論是公安部還是證監會,他們都不是敏感期的鑒定機關,這也就決定著他們所做出的認定意見僅僅是他們自己的一種觀點,只能是法院定案的一種參考,不能直接作為定案的依據。對價格敏感期的認定還需人民法院根據具體情況做出判斷。
那么,價格敏感期究竟應該從什么時間開始計算?
我們的理解是,有了內幕信息才有價格敏感期,如果內幕信息尚未形成,則不存在價格敏感期。因此,價格敏感期應該從內幕信息形成之日計算。那么,內幕信息又是從什么時間開始形成的呢?
根據證券法62、69條的規定,對于尚未實施的意向性行為而言,內幕信息包括:公司的重大投資行為和重大的購置財產的決定;公司減資、合并、分立、解散及申請破產的決定;公司訂立重要合同。從這里的“決定、訂立合同”的文字表述中我們可以看出,內幕信息必須是上市公司內部已經決定了的事情。如果只是在醞釀、討論中,尚未決定下來的事情,則不是內幕信息。醞釀討論之時,內幕信息尚沒有形成。
內幕信息是已經決定的事情,內幕信息的形成就應該始于上市公司對相關事項做出決定之日。
這里的邏輯關系是:價格敏感期始于內幕信息形成之日,內幕信息始于公司決定之日,價格敏感期始于“決定”之日。辯護人相信,這樣的推理是成立的。本案中公安機關、證監會對第一個內幕信息(資產置換)的價格敏感期是從中關村與觀韜律師事務所就代理資產置換事宜簽訂委托合同,即決定資產置換之日起計算,而不是從資產置換這一想法尚在醞釀中,與觀韜律所的委托合同尚在起草中開始計算,似乎也說明了這樣的邏輯。
那么,本案中的鵬潤地產置入中關村是什么時間決定的呢?
公訴人認為,黃某某在2007年8月12日簽署了一份文件(報告),該文件中寫明了鵬潤地產要進行“重組上市”,這里的“重組上市”即指“地產置入中關村”,此份文件表明鵬潤公司在此時已經決定將旗下地產置入中關村。真的是這樣嗎? 這里“重組上市”四個字真的就是指“地產置入”嗎? 我們向法庭提交的北京國美置業有限公司的一系列重組文件資料已經非常清楚地告訴我們,“重組上市”是先對鵬潤地產內部進行重組,然后上市,具體的做法是對北京國美置業公司進行股權調整,將鵬潤旗下的各地產項目整合到該公司名下,然后以某種方式上市。事實上,在2007.9.29日,北京國美置業完成了內部重組,2007.11.26更名為北京鵬潤地產控股有限公司。這就是“報告”中“重組上市” ,與“地產置入中關村”完全是兩回事。
2007年8月12日,黃某某簽發“報告”的時候,還提出了重組后的公司未來上市的三種方案。周某某在2009年2與17日的證言中證實:“黃某某當時提了三個方向,分別是境外上市、國內A股獨立上市,或者是借殼上市,一般的上市也就這三種情況,需要對鵬潤地產的內部結構進行調整、重組和上市的方案匹配……”;在這一時間,借殼上市還只是備選方案之一,至于借誰的殼更沒有確定,中關村僅僅是在考慮之列而已。一切都在討論、考慮、醞釀中,一切都還沒有確定。對此,為鵬潤提供中介服務的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的楊某、王某證實得十分清楚,自中金公司2007年9月6日介入鵬潤地產上市業務之后,各方一直就鵬潤地產以哪種方式上市進行論證、研究,在同年9月28日的中介機構見面會上,杜某某宣布將鵬潤地產注入中關村,9月30日,鵬投才與中金公司簽訂“業務合作協議”。
由此可見,2007年8月12日黃某某簽署這份文件時,關于鵬潤地產置入中關村的事情還沒有決定下來,最終的決定時間是2007年9月28日(中介機構見面會)。
公訴人認為,自2007.8.13起,黃某某大量買進中關村股票,這一行為也表明此時黃某某已經決定將地產置入中關村。公訴人的這種推論是不周延的。是否買入股票有諸多參考因素,決定地產置入了可以買,未決定地產置入,只要大盤走勢良好、資金充足也可以買,甚至大盤走勢一般但企業具有發展的潛力仍然可以買。在邏輯上,決定地產置入者必然買入股票,買入股票者未必已經決定地產置入。在沒有其他證據的情況下,僅憑大量買入股票,既判定黃某某已經決定地產置入是沒有道理的。
地產置入是2007年9月28日決定的,相關的價格敏感期應該從這一時間開始計算。如是,此前買入的股票因不在價格敏感期內,就不是內幕交易。
3、關于本罪的構成。
刑法180條的內幕交易罪是否以知情人員利用內幕信息買賣股票為構成要件?這是控辯雙方爭議的焦點問題。公訴人認為刑法180條關于內幕交易罪的罪狀描述中沒有“利用”二字,因此,只要行為人是知情人員,在內幕信息期間購買股票即構成本罪,而不問是否利用內幕信息。從文字的表面上看,這種理解沒有問題,但深入研究后,我們發現并非如此。
在罪狀的描述上,盡管刑法180條對內幕交易罪進行了一定的描述,但由于其中沒有揭示“知情人員”“內幕信息”“內幕交易”等定罪所需要的概念,因此仍屬于簡單罪狀。在簡單罪狀及空白罪狀的情況下,不能僅憑罪狀本身的文字表述對罪的構成作片面的機械的理解,而應該借助于相關法律法規全面把握本罪的構成要件。比如詐騙類的犯罪都要求行為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但除了合同詐騙罪、貸款詐騙罪、集資詐騙罪外,刑法在其他各種詐騙犯罪的罪狀中,都沒有“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的表述,但我們不能因此就認為其他的詐騙犯罪不需行為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可見,僅憑法律條文文字表述的本身判斷罪的構成是遠遠不夠的,否則就是望文生義。
在我們注意到的范圍內,幾乎所有的刑法條文釋義中對內幕交易罪的解釋均為“利用內幕信息買賣證券”,均明確本罪中的股票買賣是知情人員利用所掌握的內幕信息進行的。不僅刑法上有此學理解釋,更重要的是《證券法》等相關證券方面的法律法規也都將內幕交易明確為是行為人利用內幕信息進行的行為。
《證券法》第73條在關于內幕交易的禁止上規定為:“禁止證券交易內幕信息的知情人和非法獲取內幕信息的人利用內幕信息從事證券交易活動”;
《禁止證券欺詐行為暫行辦法》第四條規定:“本辦法所稱內幕交易包括下列行為:(一)內幕人員利用內幕信息買賣證券或者根據內幕信息建議他人買賣證券”;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辦法》第四條規定:“在內幕信息依法披露前,任何知情人不得公開或者泄露該信息,不得利用該信息進行內幕交易”;
《關于規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關各方行為的通知》第三條規定:“......在上市公司股價敏感重大信息依法披露前,任何內幕信息知情人不得公開或泄露該信息,不得利用該信息進行內幕交易”。
《證券市場內幕交易行為認定指引》(試行)第二十條規定:下列行為不構成內幕交易行為:(一)證券買賣行為與內幕信息無關。
可見,內幕交易行為是指知情人利用內幕信息進行交易,如果行為人沒有利用內幕信息買賣股票,而是基于對企業發展前景及對證券市場的判斷分析進行買賣股票,則不是內幕交易。
證券法上要求內幕交易必須是“利用”,刑法上沒有這樣的表述,對此我們應如何看待?
從另一個角度分析,在所有的法律救濟手段中,刑法是終極的,是最高層面的,只有當某一違法行為的社會危害程度嚴重到民法、行政法等法律不足以懲治的時候,才會由刑法來調整。可見,刑法救濟的是嚴重的違法,其他法律救濟的是輕微的違法。如果一個行為在相關的其他法律上不構成違法,在刑法上就一定不構成犯罪。比如說,稅法上不認為是逃稅的行為一定不是逃稅罪,海關法上不認為是走私的行為一定不是走私罪。同樣的道理,在證券法上,沒有利用內幕信息買賣股票的行為不構成內幕交易,那么在刑法上該行為就不構成內幕交易罪。
“利用內幕信息進行證券交易”,是本罪行為的本質特征。沒有“利用”,則不構成本罪,這是我們基本的辯護觀點。
4、黃某某及鵬投公司沒有“利用”內幕信息進行股票交易。
我們不否認黃某某是相關內幕信息的知情人,也不否認鵬投公司在相關信息未公開前進行過股票的交易,我們強調的是他們沒有利用這些內幕信息。
任何一個知情人進行內幕交易都無外乎兩個目的,一是獲利,二是避損。利好的信息會帶來股價的上揚,利空的信息則會導致股價的下跌。根據這一規律,任何一個思維健全的人,如果是為了獲利,一定是在利好的內幕信息尚未公布之前買入股票,待該信息公布后股價上揚時賣出股票,從而獲利;如果是為了避損,一定是在利空的內幕信息尚未公布前賣出股票,以避免公布后股價下跌造成損失。本案中的資產置換和地產置入兩個信息對中關村公司來說無疑都是利好信息,這一信息一經公布,將可能使股價上揚。這一點,黃某某十分清楚。因此,如果黃某某要利用這兩個利好信息買賣股票從中獲利的話,他一定是在信息未公布的時候,即在價格敏感期內買入股票,并且一定會在信息公布后股價上揚的時候賣出股票。如果他不這樣做,我們就有理由認為他不是在利用該等內幕信息。那么,黃某某是如何操作股票的呢?根據偵查機關提供的各股東賬戶交易情況,我們統計出這樣一組數據:
第一個敏感期共買入中關村股票 9764936股,其中在該敏感期內以低于買入價賣出972600股,虧損408492元;在信息公布后(第二個敏感期內)低價賣出137700股,虧損564866元,高價賣出5082552股,盈利2116848元;剩余3572084 股一直持有到案發。
第二個敏感期共買入股票104071167股,在該敏感其內低價賣出 803800股,虧損1200244元;高價賣出41944652股,盈利82211517元;剩余61322715股一直持有到案發。
概括起來看,本案所涉股票的操作有四種情況,一是敏感期內賣出;二是信息公布后低價賣出;三是信息公布后(第二個敏感期內)高價賣出;四是一直持有。
第一種情況(敏感期內賣出),由于內幕信息還沒有公布,無論股價是漲是跌,完全是市場因素所致,均與內幕信息無關,黃某某在此時賣出股票而沒有等到信息公布后股價上揚再賣出股票,這說明他不是要利用內幕信息;
第二種情況(信息公布后低價賣出),內幕信息公布后,中關村股價確實有所上漲,但是黃某某卻沒有在股價上漲的時候賣出股票獲利,而是在漲期過后股票下跌的情況下賣出股票,這說明他不是要利用內幕信息。
第四種情況(一直持有57%),兩個內幕信息相繼公布后,股價幾經上揚,黃某某完全可以在這幾個上揚之中賣出股票獲利,但是他沒有這樣做,他沒有趁機獲利,而是一直持有,這說明他不是要利用內幕信息。
第三種情況(信息公布后高價賣出),此種敏感期內低價買入,信息公布后高價賣出的情況,看上去似乎符合利用內幕信息交易獲利的特征。但值得注意的是,此賣出股票之時恰好是在第二個敏感期內,如果黃某某要利用內幕信息獲利,他完全可以再等一等,等到第二個內幕信息公布后,股價更加上揚的時候賣出股票,以求更高的利潤。但他沒有等,這似乎也說明他不是要利用這些內幕信息。在這種情況下,認定他利用內幕信息,進而認定內幕交易的理由并不充分。
辯護人認為,黃某某的前述行為表明他沒有利用內幕信息(至少在第一、二、四種情況下,他沒有利用內幕信息進行股票交易)。也表明他買中關村的股票是基于對企業未來發展前景的判斷,意在長期持有而非短線炒作。
綜上,本案中的股票交易是鵬投公司的單位行為,該公司買入股票后一直持有及敏感期內賣出股票、信息公布后低價賣出股票的行為均不是利用內幕信息而為,因此不構成內幕交易罪。
我們還注意到,起訴書中并沒有認定單位行賄罪中的自首,但經過庭前示證后,公訴人在今天的法庭上明確認定自首的成立,在此,我們代表黃某某對公訴人這種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表示衷心的感謝!
辯護人:XX市XX律師事務所律師
田XX
楊XX
二〇XX年X月XX日
綜合上面所說的,泄露內幕信息就是利用不合法的手段進行泄密,這種行為也會使他人的利益受到很大的損害;但同樣也是可以為自己與辯護詞來減輕刑法,因此,在寫的時候就要按法律規定的條款來,這樣才能更好的保障自己的合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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