貪污是一種嚴重破壞國家經濟建設、嚴重敗壞黨、政府和國家工作人員形象的犯罪現象。在我國，自1952年《懲治貪污條例》中把貪污作為獨立的罪名規定以來，我國刑法雖然對《懲治貪污條例》中規定的貪污犯罪的內容有所調整，但貪污罪作為一種具體罪名還是保留了下來。公正客觀地說，對貪污罪進行獨立的規定，是一個頗具特色的刑事立法例。但是，也應該看到，該罪名使用至今，特別是開放以來，已很難適應貪污犯罪的現實，在其使用中甚至出現嚴重背離貪污罪立法主旨的現象。因此，筆者認為，分解貪污罪罪名，也許更能有效地打擊貪污這一類犯罪現象，也許更能有效地保證國家工作人員的廉潔，從而更有力地維持黨和國家的形象，并且也更能符合設立貪污罪罪名的本來目的。一貪污罪是由國家工作人員、集體經濟組織工作人員以及其他依照法律從事公務的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盜竊、騙取、侵吞公共財產的行為。貪污罪的這一特性，決定了它具有極其嚴重的性質。首先，它的犯罪主體一般都受到黨和國家較多的教育和培養，受到國家、人民和單位的信賴，從事管理性公務。這就要求他們廉潔奉公，管理好、使用好公共財產。但是，他們不但不盡職責，反而利用人民、國家對他們的信賴，利用人民、國家賦予他們的權利，利用其從事的職務之便，實施盜竊、詐騙、侵吞公共財產的犯罪行為。這就從主體身份上比普通公民所犯的盜竊、詐騙罪具有更大的道德邪惡性、欺騙性和危險性。其次，貪污犯罪是以社會主義的公共財產為犯罪對象，并且是上述犯罪主體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進行的。這就決定了這種犯罪具有犯罪數額大，犯罪更為隱蔽，更易于得逞，因而對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破壞更為嚴重的特點。近幾年的實際表明，在犯罪數額上，貪污犯罪比普通盜竊罪、詐騙罪等犯罪更為大得驚人。如，在普通盜竊案中，盜竊十幾萬、幾十萬者實屬比較罕見，而貪污罪中，貪污十幾萬、幾十萬的已是十分平常的案件，貪污數百萬、上千萬的案件卻經常見諸媒體，如北京市原副市長王*森案，如原貴州省**信托投資公司董事長閆*宏除受賄、挪用外，僅貪污一項就攫取國家財產65萬元人民幣和1.43萬美元，伙同他人共同貪污公款150萬元；原錦州市經濟技術開發區公安局副局長趙*利貪污1071萬元；原中國工商銀行海口市分行東風辦事處會計薛-根和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伙同其他犯罪分子，內外勾結，共同貪污公款3344萬元的中國最大貪污案，等等。僅1995年，人民法院審結貪污、賄賂、挪用公款等萬元以上的經濟犯罪案件14402件，其中，100萬元以上的案件296件。檢察機關在1995年查辦的貪污賄賂等經濟犯罪案件，為國家和集體挽回直接經濟損失達49億多元。因此可以說，普通的盜竊、詐騙、侵吞案件是難以望貪污罪之項背的。再次，貪污犯罪嚴重腐蝕黨、政府的機體，毒化黨風政風和社會風氣，嚴重腐蝕干部，妨害國家機關、集體經濟組織的正常活動，敗壞國家機關的廉潔形象，在人民群眾中制造對黨和國家機關的不信任情緒。總而言之，貪污犯罪從其犯罪本身及其影響、道德上的邪惡性而言，表現出極大的社會危害性，對它給予嚴厲的懲處是完全應該的，合情合理的。重懲官吏利用職務進行貪贓的犯罪，是中華民族優秀法律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歷代統治者為維護自己統治的鞏固，澄清吏治，總結歷代興亡更替經驗的產物。從歷史上看，作為現在理解的主要貪污行為之一的監守自盜，在中國古代立法中，其處罰是一直重于普通盜竊罪的。《唐-律》規定：“諸監臨主守自盜及盜所監臨財物者，加凡盜二等，三十匹絞。”很明顯，監守自盜比普通盜竊在同等數量的情況下加重兩個量刑等級。自唐-律以來，贓有所謂六贓之分。唐-律規定之六贓，指強盜、受財枉法、受財不枉法、竊盜、受所監臨財物、坐贓（其重輕依此次序排列）。顯然，在這里并未把監守自盜獨立規定為六贓之一。但到了明清律中，由于統治集團認識到官吏貪贓枉法對王朝的存續是一個致命的威脅，它會激起民變，造成革命，因而對六贓及其輕重次序作了重新規定。其從重到輕排序為：監守自盜、常人盜倉庫、受財枉法、竊盜、受財不枉法、坐贓。把監守自盜列為六贓之首，認為它的危害重于常人盜倉庫。在處罰上，清律規定，常人盜五兩者，笞八十，而監守自盜一兩以下，即笞八十。常人盜八十兩者，罪止絞，而監守自盜滿四十兩者，斬無赦。這就使監守自盜成立犯罪的起點及同等數額下的受刑量大大高于普通盜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