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賄案件中罪與非罪的界限,歷來是法學理論界和司法實務部門關注、探討的熱點、焦點。筆者從事刑事審判十余年，收集總結受賄案件中不以犯罪認定的判例，經整理、歸納，認為可分為三種情形：第一種，受賄犯罪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依據刑訴法第162條第3項的規(guī)定，不以犯罪認定；第二種，按照受賄犯罪構成的四個方面的要件分析，或認為被告人主觀上沒有受賄的故意、客觀上沒有利用職務之便為他人謀取利益，或認為被告人受賄后又將賄賂款退還給行賄人而沒有實際占有等等情形，從而認為其不構成犯罪；第三種，依據刑法第13條的但書規(guī)定，以情節(jié)顯著輕微，危害不大，不認為是犯罪，或認為被告人的行為沒有社會危害性而宣告無罪，如借貸、合理報酬等。分析上述三種情形，第一種情形是因證據不足以認定犯罪而作出的存疑無罪，屬于證據法所探討的范圍；第二、三種情形則是依據我國刑法關于犯罪構成理論而作出的無罪判決，不同的是，第二種情形的依據是我國耦合式的犯罪構成體系（由犯罪主體、客體、主觀方面和客觀方面四個要件組合而成），第三種情形的依據是我國刑法理論關于犯罪應該具有三個特征（社會危害性、刑事違法性和應受處罰性，并且將社會危害性視為犯罪的本質特征）的規(guī)定。由此可見，我國現行刑法對犯罪構成采用了雙重評價標準，即犯罪構成標準和犯罪特征標準，二個標準相互獨立，互不轄屬，容易帶來理論上的困惑和實踐上的混亂。有鑒于此，不少學者主張引進大陸法系國家的遞進式犯罪構成體系，【1】其構成要件為該當性、違法性和有責任，來代替我國現行的四要件體系。按此理論，則第二種情形應當屬于考查構成要件該當性時所應解決的問題，而第三種情形則屬于違法性阻卻事由。【2】如此分類，使犯罪構成理論更符合邏輯順序，使定罪建立在更為嚴謹科學的基礎上。在遞進式犯罪構成體系中，凡是符合構成要件該當性，而且是違法、有責的行為，即成立犯罪，處以相應的刑罰。其中，違法性是評價性要件，在一般情況下，該當構成要件的行為就被推定具有違法性，推翻其推定而使其不具有違法性的事由，就稱為違法性阻卻事由。【3】違法性阻卻事由具有二個特征，第一，形式上具備某種犯罪的客觀要件；第二，實質上不符合該種犯罪的構成特征，不具備社會危害性，也不具備刑事違法性。【4】在受賄犯罪中，常見的違法性阻卻事由包括借貸、合理報酬、饋贈、職務行為等。【5】現列舉、分析如下：

一、合理報酬。行為人利用職務之便為他人謀取利益，從中收受錢物，是受賄罪最常見表現形式，但在司法實踐中，也存在著誤將行為人取得的合理報酬也認定為受賄的現象。（案例一）劉林山、劉春陽、肖康明、魏仁卿四人受賄案，檢察機關指控四人共同受賄4萬元。經審理查明，四被告人均屬田店糧管所工作人員。1992年9月，應城市糧食批發(fā)市場經理鄒瑾和魯建平等人到田店糧管所聯(lián)系購買稻谷。并于1992年9月17日至1993年1月16日共簽訂稻谷購銷合同5份，實發(fā)稻谷2776.68噸，總金額1561290.48元。合同規(guī)定運輸、裝卸、押運由交易市場負責。第一次合同簽訂后，鄒瑾到田店糧管所找到該所主任魏仁卿，提出本單

位人手少，請?zhí)锏昙Z管所組織運輸工具、裝卸、押運，魏同意并指派主管此工作的副主任劉林山具體落實，通知各糧店做好準備工作。劉林山、劉春陽、肖康明接受任務后積極組織運輸工具、裝卸，并由三被告人將稻谷及時押運到指定地點，使糧食得以按時發(fā)運，合同得到全部履行。鄒瑾認為三被告人在此工作中付出額外勞務和自理了部分費用，安排該公司副經理劉峰，先后四次以辛勞費的名義給被告等人人民幣4萬元，其中被告人劉林山、劉春陽、肖康明各分得款11500元，魏仁卿得款3000元。審理認為，四被告人在組織運輸、裝卸、押運過程中部分利用休息時間加班加點和支付部分招待費的事實屬實，應得到相應的報酬和補償，其行為不構成受賄罪。后檢察院將此案撤回起訴。分析認為，第一，四被告人為批發(fā)市場組織車輛人員，進行運輸、裝卸、押運，支出了費用，提供了勞務，按勞取酬是合理合法的；第二、四被告人私分4萬元辛勞費，屬于違反財經紀律。因為四被告人的行為系糧管所領導安排的，應視為單位行為，或亦可視為合同條款的變更。四人在提供勞務的期間，接受了對方4萬元的辛勞費，按理應當交給單位財務入賬，然后由領導決定分配方案。雖然是四被告人提供了勞務，鄒瑾的意思也是給四被告人的錢，但四被告人的行為仍然是一種單位行為，因此，四被告人私分的行為不當，應視為違反財經紀律。第三，4萬元不屬于賄賂款，但也不是純粹的勞務費。鄒瑾證實他們跟我搞事，是個很辛苦的事，跟我搞得好，沒有誤車皮，我賺了錢，一個考慮是他們吃了虧，有些額外開支，再一個人有惻隱之心，哪個姓肖的家庭雖困難，所以我就多給了幾個錢”。四被告人則認為：我們起五更睡半夜的搞了半年，額外開支和補助費都沒有在所里報，我們認為這個錢應該得。”事實表明，四被告人在1992年10月至1993年3月期間，分別從田店糧管所下屬的田店、店坡、草山、榨陳四個糧站里調運糧食共計27760噸稻谷，勞務量是很大的。在此期間支付部分招待費和沒有在糧管所領取補助也是事實。根據權利、義務相對等的原則，四被告人理應取得相應的酬勞。但由于四被告人是基于本單位簽訂的合同并在單位負責人指派下提供相應勞務，不可避免地要占用工作時間和利用本單位的便利條件，本單位應該獲得一部分利潤。四被告人將鄒瑾支付的報酬沒有上交單位而私分，帶有侵犯集體利益的性質。但兩相權衡，1992年糧食滯銷，田店糧管所庫存積壓三千萬斤糧食，由于四被告人積極履行合同的行為，將滯銷的大批糧食銷售并創(chuàng)造了利潤，田店糧管所銷給交易市場的價格還高于本地區(qū)某些地方的價格，資金全部按合同結算到位，有利于經濟的發(fā)展和商品流通。因此，四被告人提供了勞務，應取得勞務費應該占主要地位。根據法益權衡說的理論，在法益沖突的情況下，應當進行法益比較，保全重要法益而犧牲次要法益。（案例二）楊治新受賄案，一審認定其任黃麥嶺磷化工公司動力設備處處長、設計室主任、副總工程師期間利用職務之便，在該公司電力線路安裝變壓器和電機設備修理、購置電力設施等工程業(yè)務中，先后14次收受、索取承建、銷售單位和個人人民幣和物資共計人民幣33200元。楊治新上訴提出，收受廣水電力安裝公司、孝感市建筑公司現金各二千元的原因是為對方提供了技術服務，是勞務報酬，并不是賄賂。二審審理認為，原判認定楊治新利用職權接受廣水市電力安裝公司和孝感市建筑公司賄賂款各二千元的事實，經查，此四千元系楊治新為上述二公司提供了技術服務而獲取的辛勞費，雖磷化工公司明文規(guī)定科技人員不得擅自對外提供技術服務，而上訴人擅自為上述二公司提供技術服務，屬于違反公司紀律的行為，所獲得的四千元辛勞費不應認定為受賄。分析認為，第一，根據國務院科學技術干部局《聘請科學技術人員兼職的暫行辦法》規(guī)定，科學技術人員在完成本職工作前提下，經所在單位同意，可以憑自己的技術專長，接受外單位的臨時聘請，或在其他單位兼職，并取得合理報酬。兩高《關于當前辦理經濟犯罪案件中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答（試行）》要求，把合理報酬與違法所得區(qū)分開來。如經本單位領導批準，為外單位提供業(yè)務服務，按規(guī)定得到合理獎勵的”。楊治新利用自己的專業(yè)技術知識，接受外單位臨時聘請，提供技術服務，收受勞動報酬的行為基本符合上述規(guī)定。第二，楊治新為對方提供技術服務，不在其工作責任范圍之內，同時其利用個人所掌握的專業(yè)技術知識，在業(yè)余時間為對方提供技術服務并獲取報酬，與其副總工程師的職務行為無關，不屬于權錢交易。第三，楊治新違反本公司關于科技人員不得擅自對外提供技術服務的規(guī)定，私自為二公司提供技術服務，違反了所在公司的規(guī)定。《國家科委負責人就實施技術法涉及的技術成果評價和權屬問題的說明》明確指出：個人在本職工作中掌握和積累的技術，包括科技知識、經驗、信息。既不屬于職務技術成果，也不屬于單位技術權益。利用這些知識為經濟建設服務，不侵犯單位的技術權益和經濟權益”。因此，楊治新的行為不具有社會危害性。綜上，初步認為，構成合理報酬應具有下列特征：第一，合理報酬的基礎必須是行為人有確實的勞動付出；第二，行為人的勞動付出必須是以自己的體力、經驗、專業(yè)技術知識等誠實勞動為基礎，而不以職權的行使為基礎。如果是以職權的行使為主要因素而獲取報酬，則屬于權錢交易，不阻卻違法性；第三，對方主觀上須是基于等價有償的原則而支付報酬；第四，行為人為對方提供的勞務不在自己的工作職責范圍之內，如有侵犯本單位權益的情形，則從全局角度考察，其行為所帶來的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必須明顯大于本單位的損失，否則不阻卻違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