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提示：行為人在行賄人和受賄人之間居間活動，促使行受賄得以實現的，構成何罪?

【要點提示】

行為人主觀上明知自己在行賄人和受賄人之間牽線搭橋，客觀上積極為行、受賄雙方溝通關系，引薦、撮合，并代為傳遞賄賂款，促成行賄和受賄得以實現，情節嚴重的，應當以介紹賄賂罪定罪處罰。

【案例索引】

一審：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區人民法院(2010)新都刑初字第398號(2010年12月23日)

【案情】

公訴機關：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區人民檢察院

被告人：黃-學

被告人：王*華

被告人：李某某

被告人：袁某某3

被告人：袁某某2

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區人民法院經審理查明：2009年9月底，被告人袁某某3因籌備其女袁某與被告人李某某10月5日的婚事，電話邀請袁某某(另案處理)時得知袁某某的兒子袁某1、袁某某1涉嫌開設賭場罪被成都市公安局新都區分局查處并羈押。電話中袁某某詢問被告人袁某某3是否有辦法幫其將兒子放出來，事后肯定會記情的。袁某某3答應幫忙找一下關系。之后袁某某3與李某某聯系，讓其想辦法。李某某答應幫忙問一下再說。被告人李某某隨后找到被告人王*華，讓其幫忙問。王*華找到成都市公安局刑偵局刑警黃-學幫忙。被告人黃-學答應幫忙，并先通過市公安局內網2009年9月19日關于該案的治安簡報了解到相關信息，后找到成都市公安局新都區分局錢某(另案處理)為袁某1、袁某某1開設賭場案打探消息，積極運作。然后，黃-學給王*華、李某某說要二三十萬元才放得出來，李某某說沒有問題。10月7日，李某某對袁某某3說，讓袁某某先準備20萬元。袁某某當天便準備了13萬元到袁某某3家，由于錢暫時不夠，袁某某3臨時從家里借了7萬元給袁某某(幾天后歸還了袁某某3)湊足，一起交給李某某并帶出門。李某某出門后給王*華打電話說錢已經準備好了，20萬元是否全部送過來?王*華隨后給黃-學打電話說李某某湊了20萬，問先拿多少過來，黃-學說先拿5萬元。于是，李某某回家放了15萬元后，由李、王一起把黃-學接上給付黃-學現金5萬元。之后黃-學將該款拿到新都送給錢某，但錢某未收，由黃-學自己得了這筆錢。被告人黃-學對收到這5萬元錢無異議，但當庭提出其在收這5萬元錢時在車上抽了4000元給被告人王*華。

成都市新都區人民檢察院指控：2009年9月至2009年12月期間，被告人李某某、袁某某3得知其親戚袁某某(另案處理)的兒子袁某1、袁某某1涉嫌開設賭場罪被成都市公安局新都區分局查處并羈押，袁某某3、李某某遂承諾在有代價的前提下能找關系幫袁某某將兒子放出來，繼后李某某通過被告人王*華找到成都市公安局刑偵局刑警黃-學幫忙。被告人黃-學答應幫忙并找到成都市公安局新都區分局錢某(另案處理)為袁某1、袁某某1開設賭場案打探消息，積極運作。期間，黃-學等四人先后收受袁某某賄賂共30萬元，其中黃-學個人實得22.1萬元，王*華個人實得2.9萬元，李某某和袁某某3兩人實得5萬元。案發后，黃-學退贓10萬元，王*華退贓5萬元，李某某與袁某某3退贓5萬元。

2010年4月22日，成都市公安局新都區分局以涉嫌詐騙罪對李某某等人立案偵查。被告人黃-學得知后多次組織李某某、王*華、袁某某3等同案犯以及被告人袁某某2等知情人商量如何對抗偵查，建立攻守同盟。被告人袁某某2作為該案的重要證人，在2010年7月12日公安機關對其進行取證時，為幫助黃-學、李某某等人逃避刑事處罰，故意作虛假陳述，隱瞞了黃-學牽涉該案以及李某某收取袁某某30萬元等重要情節，妨害了刑事司法活動的正常進行。

另查明，2010年8月26日，被告人王*華以信件的形式，向成都市公安局紀律檢查委員會寄去了《關于李某某一案的事實真相》，交代了其伙同黃-學等人受賄的犯罪事實。

【審判】

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區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人黃-學、王*華的行為構成受賄罪，被告人李某某、袁某某3的行為構成介紹賄賂罪，被告人袁某某2的行為構成偽證罪，成都市新都區人民檢察院指控被告人李某某、袁某某3犯受賄罪不成立，應當依法予以變更。理由如下：

《刑法》第388條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本人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索取請托人財物或者收受請托人財物的，以受賄論處。依據庭審查明的現有事實，被告人黃-學的行為構成受賄罪。其理由在于，其一，被告人黃-學系成都市公安局刑偵局偵查員，屬于國家工作人員，符合受賄罪的主體構成要件。其二，被告人黃-學以“撈”一個人15萬元，兩個人30萬元的代價為前提下，先是通過公安局的內網查閱與請托事項相關的內部信息，為請托事項的實現做前期準備工作。之后又利用其系市局警察的身份通過區公安分局刑警錢某為請托人謀取“撈人”之事。并前后獲款共計22.1萬元用于賭博和日常開支。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全國法院審理經濟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的規定，“刑法第388條規定的‘利用本人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是指行為人與被其利用的國家工作人員之間在職務上雖然沒有隸屬、制約關系，但是行為人利用了本人職權或者地位產生的影響和一定的工作聯系，如單位內不同部門的國家工作人員之間、上下級單位沒有職務上隸屬、制約關系的國家工作人員之間、有工作聯系的不同單位的國家工作人員之間等”。故其行為符合“利用本人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的要件。其三，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國法院審理經濟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中明確：為他人謀取利益包括承諾、實施和實現三個階段的行為，如國家工作人員收受他人財物時，根據他人提出的具體請托事項，承諾為他人謀取利益的，就具備了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要件。明知他人有具體請托事項而收受其財物的，視為承諾為他人謀取利益。由此看來，只要具有其中一個階段的行為就具備了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要件。本案中被告人黃-學在明知請托人具體、明確的請托事項的前提下，不但承諾了請托人的請托事項，還利用自己的職權便利條件具體實施、運作請托事項，屬于為請托人謀取利益。同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在辦理受賄犯罪大要案的同時要嚴肅查處嚴重行賄犯罪分子的通知》規定，謀取不正當利益，是指違反法律、法規、國家政策和國務院各部門規章規定的利益，以及要求國家工作人員或者有關單位提供違反法律、法規、國家政策和國務院各部門規章規定的幫助或者方便條件。本案中請托人的請托事項為以錢將涉嫌犯罪的人放出來，其利益明顯違反刑事法律的規定，其利益顯然屬于不正當利益。故被告人黃-學的行為系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其四，受賄罪的本質系“權錢交易”的行為，即是國家工作人員基于其具有某種職務而收受了他人的財物，此財物與行為人的職務具有關聯性和對價性，行為人不應當收受卻收受了這種利益。本案中被告人黃-學基于其職務伙同他人共收受請托人現金25萬元，系非法收受請托人財物。綜上所述，被告人黃-學身為國家工作人員，利用其職權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實際收受請托人財物22.1萬元，其行為完全符合《刑法》第388條關手受賄罪的規定。被告人黃-學的行為構成受賄罪。成都市新都區人民檢察院指控被告人黃-學犯受賄罪成立。

被告人王*華明知被告人黃-學利用職權為他人謀取不正當利益，而與被告人黃-學相互勾結，共同非法收受請托人財物25萬元，并實際分得贓款2.9萬元，屬于共同受賄。成都市新都區人民檢察院指控被告人王*華犯受賄罪成立。

被告人袁某某2作為刑事訴訟中的重要證人，對與案件有關的重要情節，故意作虛假陳述，隱匿罪證，其行為構成偽證罪。成都市新都區人民檢察院指控被告人袁某某2犯偽證罪成立。

被告人李某某、袁某某3在行賄人袁某某和受賄人黃-學等人之間進行溝通、撮合，并代為傳遞賄賂款，使行賄和受賄得以實現，其行為構成介紹賄賂罪。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李某某、袁某某3犯受賄罪罪名不當，本院依法予以變更。理由是，作為行賄受賄案件，必然存在受賄一方和行賄一方，直接構成受賄的必須具備國家工作人員的主體身份要件，非國家工作人員只有與其相互勾結才能以共犯的身份以受賄罪論處。本案中，行賄人為袁某某，受賄人為黃-學。兩者之間的王*華、李某某、袁某某3三人當中，被告人王*華與黃-學明顯相互勾結，共同分贓，構成受賄罪共犯。但對于被告人李某某與袁某某3，一方面，二被告人雖然明知被告人黃-學利用職權為他人謀取利益而非法收受財物，但是二人主觀上自始并無參與分配贓款的故意，即在主觀上，二被告人無受賄取財的意圖。雖然在事實上收受了行賄人袁某某30萬元，但其中25萬元都是轉送給了王*華、黃-學。對于剩余的5萬元也多次提出全部抱過去，用于繼續“撈”袁某某1，其在主觀上具有牽線搭橋、代為保管、轉交受賄款的故意。在客觀上，二人實施了在行賄人袁某某和受賄人黃-學、王*華之間牽線搭橋、引薦撮合、聯系溝通、傳遞賄賂款的行為。另一方面，客觀上講被告人袁某某3、李某某與黃-學、王*華并不熟悉，特別是與受賄人黃-學更不熟悉，在袁某某找到袁某某3幫忙找關系時，還想不到找黃-學，僅僅是讓女婿李某某努力找關系，將事情辦好，其目的主要為逞能耐、掙面子，事后還可能得到好處。但達不到與黃-學相互勾結并謀取利益的程度。相反，其幫助行賄方送錢出去以達到“撈人”目的，為行賄人尋找受賄目標的目的更為明顯。同樣，對于李某某來說，不僅礙于老丈人的強硬請求，而且由于想在老丈人面前顯示自己的能干，努力為其尋找受賄人或者尋找能夠幫助找到受賄人的人，還故意編造一些假象，使行賄受賄更容易成功，其行為符合介紹賄賂的特征。故被告人李某某和袁某某3的行為相對于被告人黃-學、王*華的行為具有獨立性，應當予以區分。因此，本院認為二被告人的行為應當以介紹賄賂共同犯罪定罪處罰。

被告人黃-學的辯護人提出被告人黃-學沒有從請托人袁某某家人手中收受過財物，從而否認被告人黃-學收受過請托人財物的辯護意見。本院認為，《刑法》規定的“收受請托人財物”在于明確受賄人收受財物的所有權人是請托人，而并不強調受賄人必須是直接從請托人手上收受財物。因此辯護人的該辯護意見本院不予支持。被告人黃-學的辯護人還提出被告人黃-學沒有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的辯護意見。本院認為，《刑法》規定的不正當利益包括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提供不符合法律、法規、國家政策和國務院各部門規章規定的利益，即利益本身不正當;二是提供不符合法律、法規、國家政策和國務院各部門規章規定的幫助或者方便條件，即為請托人謀取利益的手段不正當。而從本案來看，通過被告人黃-學幫助“撈人”的利益本身不合法，而其為請托人提供相關辦案信息等幫助或者方便條件，手段也不符合法律規定。因此辯護人的辯護意見本院不予支持。被告人黃-學辯解自己受賄實得金額是17.1萬元，而不是22.1萬元，與庭審查明的事實不符，本院不予采納。被告人黃-學稱其有自首情節的辯解意見，本院認為，雖然被告人黃-學在采取強制措施之前如實供述了案件事實，但之后又在公安機關、檢察機關作了不同的供述并當庭翻供，故其自首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納。

被告人王*華提出自己不是共同受賄的主犯的辯護意見。本院認為，依照《刑法》的規定，非國家工作人員不能單獨構成受賄罪，但是可能會作為共犯而構成受賄罪。根據《刑法》總則關于共同犯罪的規定，認定共同受賄要求雙方具有共同受賄的故意和行為。被告人王*華明知黃-學系國家工作人員，且利用其職權為他人謀取利益，而相互配合，從中分贓，其行為構成受賄罪的共犯，在共同犯罪的過程中，二被告人所起作用相當，不分主從。被告人王*華在犯罪后以信件的形式主動投案，如實供述自己以及同案犯的罪行，屬自首，本院對被告人王*華依法予以減輕處罰。五被告人均系初犯，被告人王*華退清了個人所得的贓款、被告人黃-學退出了部分贓款，被告人李某某、袁某某3交出了尚未送出的行賄款5萬元，均有悔罪表現，本院酌情對五被告人從輕處罰。被告人袁某某3主觀惡性較小，在偵查階段檢舉黃-學、王*華的犯罪行為并親筆寫信給被告人李某某，勸導其主動交代犯罪事實，使案件的偵查取得重大突破，屬于有立功表現;被告人袁某某2犯罪情節較輕，對被告人袁某某3、袁某某2適用緩刑不致再危害社會，本院依法對二被告人適用緩刑。被告人李某某在介紹賄賂犯罪中所起作用較大，情節嚴重，社會危害性較大，不宜適用緩刑。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條、第三百八十六條、第三百八十三條第(一)項、第二十五條第一款、第六十七條、第三百九十二條、第七十二條第一款、第七十三條第二、三款、第三百零五條、第六十四條之規定，作出如下判決：

一、被告人黃-學犯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一年六個月。

二、被告人王*華犯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五年。

三、被告人李某某犯介紹賄賂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年。

四、被告人袁某某3犯介紹賄賂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緩刑一年六個月。

五、被告人袁某某2犯偽證罪，判處有期徒刑六個月，緩刑一年。

六、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六十四條之規定，被告人黃-學、王*華違法所得的贓款25萬元，以及被告人李某某、袁某某3尚未送出的行賄款5萬元全部予以追繳，上繳國庫。

【評析】

介紹賄賂是在行賄人和受賄人之間居間活動，客觀上也確實對行賄與受賄起到了幫助、促進作用，因此介紹賄賂行為構成行賄、受賄罪的幫助犯還是獨立的介紹賄賂行為，就成了理論界有爭議的一個難題。

有學者認為介紹賄賂罪實際上就是行賄受賄的幫助行為，在行賄受賄之間總是傾向性地幫助某一方或者幫助行賄方或者幫助受賄一方進而或者成立行賄罪的共犯或者成立受賄罪的共犯。

也有學者認為介紹賄賂行為的目的本身不是行賄也不是受賄，而是旨在幫助行賄、受賄雙方建立賄賂聯系，其結果是不僅對行賄的實現起促成作用，同時對受賄的實現也起促成作用。即介紹賄賂的行為不僅指向行賄人和行賄犯罪，而且指向受賄人和受賄犯罪，既不能單純地看成行賄罪的幫助犯、教唆犯，也不能單純地看成是受賄罪的幫助犯或者教唆犯。由此可見，介紹賄賂人既不同于行賄人主觀上具有行賄故意，以圖受賄人利用職務便利為己謀取利益，也不同于受賄人主觀上具有受賄故意，企圖收受他人賄賂。介紹賄賂人主觀上具有獨立的故意即介紹賄賂的故意，客觀上具有獨立的行為即介紹賄賂行為。因此，對于行為人與行賄人、受賄人沒有形成共同故意的，即使行為人因介紹賄賂得逞而從行賄方或者受賄方接受一定中介費用也只能以介紹賄賂罪論處而不能以行賄罪或者受賄罪的幫助犯或教唆犯論處。

我們傾向于第二種觀點，介紹賄賂罪是單獨的一種犯罪，與行賄罪、受賄罪的共犯是有區別的。根據《刑法》的精神，應當根據主客觀相統一原則來區分介紹賄賂罪和行賄罪、受賄罪的幫助犯。

首先，從主觀方面來看，行賄罪、受賄罪的幫助犯認識到自己是在幫助行賄一方或者受賄一方，而介紹賄賂的行為人認識到自己是處于第三者的地位，是在居間介紹賄賂，自己并不具有行賄或者受賄的故意。

其次，從客觀方面來看，行賄罪、受賄罪的幫助犯的行為只是幫助行賄人或受賄人一方，即客觀上積極策劃進行索取、收受賄賂或者向他人行賄，而介紹賄賂的行為人不是單純幫助某一方，而是在幫助行賄或受賄的雙方，并且這里的“介紹”限于在國家工作人員與行賄人中間起牽線搭橋的作用，沒有實施行賄、受賄以及為行賄人謀取利益的具體行為。在介紹賄賂人提供“有償”介紹的情況下，其非法所得是通過自己的介紹行為所得，而不是賄賂的財物。

在司法實踐中，對于介紹賄賂的行為應當根據具體情況認定：

(1)在行賄人、受賄人構成犯罪的情況下，對介紹賄賂人應當根據其犯罪具體情節來處理。如果介紹賄賂人實施的是為他人行賄、受賄提供便利居間介紹的行為則其應當認定為介紹賄賂罪，如果介紹賄賂人不僅僅是居間介紹，在主觀上和客觀上還實施積極幫助行賄方或者受賄方的行為，并從中非法獲利的，應當認定為行賄罪或者受賄罪的共犯。

(2)在行賄人、受賄人一方構成犯罪或者雙方都不構成犯罪的情況下，介紹賄賂人實施向國家工作人員介紹賄賂的仍然可以構成介紹賄賂罪。對此有學者持否定觀點，認為當行賄罪與受賄罪均不成立的情況下，不宜認定介紹賄賂罪成立。這種觀點值得商榷，其理由是：(1)從理論上講，介紹賄賂行為并不是行賄或者受賄的幫助行為，二者并不是共犯關系，其成立自然不以行賄罪或受賄罪的成立為前提。(2)從刑事立法上講《刑法》第392條以及司法解釋都沒有規定要求介紹賄賂必須達到使行賄、受賄犯罪得以實現的條件，而只是要求使行賄、受賄得以實現，也就是說介紹賄賂只要使行賄、受賄得以實現即可而不是必須要以行賄、受賄都構成犯罪為條件。因此，行賄人或受賄人的行為雙方均不構成或者一方不構成犯罪的情況下，介紹人的行為仍有可能構成介紹賄賂罪。

本案中，被告人李某某、袁某某3主觀上明知是在為行賄人袁某某和受賄人黃-學等人之間進行牽線效勞，客觀上實施了溝通關系、引薦、撮合，并代為傳遞賄賂款，促成行賄和受賄得以實現，其行為符合介紹賄賂罪的犯罪構成要件。二人主要是以中間人的身份，對行賄、受賄雙方進行撮合，主觀上自始并無參與分配贓款的故意。被告人袁某某3、李某某與黃-學、王*華并不熟悉，二人與黃-學等無共同收受賄賂的故意。相反，其幫助行賄方尋找受賄目標送錢“撈人”的目的更為明顯。同樣，對于李某某來說，不僅礙于老丈人的強硬請求，而且想在老丈人面前顯示自己的能干，努力為其尋找受賄人或者尋找能夠幫助找到受賄人的人，還故意編造一些假象，使行賄、受賄更容易成功，其行為符合介紹賄賂的特征。故被告人李某某和袁某某3的行為相對于被告人黃-學、王*華的行為具有獨立性，應當予以區分。因此，法院對公訴機關指控的受_罪罪名予以變更，以介紹賄賂罪定罪處罰是恰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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