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股份與紅利數額懸殊

《意見》第二條規定，股份登記轉讓或者實際轉讓的，應當按照股份價值計算受賄數額，所分紅利按照受賄孳息處理。但是，實踐中有部分干-股受賄案件，國家工作人員登記或者實際受讓的股份數量相對較小，從請托人處分取的紅利數額卻相當之大。例如，某建筑工程公司轉讓國家工作人員干-股，其股份價值為5萬元，每年支付紅利4萬元，國家工作人員5年共收取紅利達20萬元。如果機械地適用《意見》，只能將“小頭”(股份價值)計入受賄數額，排除“大頭”(紅利數額)，國家工作人員實施受賄犯罪的實際收益與其所受的刑罰嚴重不對等，顯然與罪刑相適原則相悖。

筆者認為，在國家工作人員登記或實際受讓的股份數額與分取紅利相差懸殊的情況下，除了應當按照股份價值計算干-股受賄數額之外，不能直接將全部紅利按照受賄孳息處理。檢察機關應當在紅利中辨識出具有孳息性質的部分與具有獨立賄賂性質的部分——根據公司年度利潤與干-股在公司股份所占比例分取的紅利，該筆數額屬于受賄孳息，不能計入犯罪數額;超出比例收取的“紅利”，雖具紅利之名，卻有賄賂之實，不能混同于受賄孳息，應當與股份價值一并計入犯罪數額。

二、受賄股份真實性缺失

國家工作人員業已登記或者實際受讓股份的，應當按照股份價值計算受賄數額。但受賄犯罪在司法實踐中，不僅有出資規范的公司提供干-股，而且存在較多空殼公司向國家工作人員“轉讓”干-股。這些空殼公司的股東在成立公司過程中通過虛報注冊資本或者墊資后抽逃出資等手段，逃避出資義務。因此，其轉讓給國家工作人員的干-股根本沒有實際資金對應，也就不存在可茲計算受賄數額的股份價值。然而，此類給付干-股賄賂的空殼公司經營情況正常、公司收益良好，定期根據公司章程的約定，按照國家工作人員登記或者實際轉讓所得的“股份”比例分配紅利。

若以靜止的視角解讀《意見》第二條，在行賄公司具有虛假出資而導致受賄股份真實性缺失的情況下，由于不存在股份價值，檢察機關無法計算受賄數額。國家工作人員通過股權轉讓并基于非真實性股份所收取的紅利，又屬于受賄孳息，同樣不能計入犯罪數額。但該種靜態解釋與受賄犯罪刑法原理并不相符。作為受賄罪的犯罪對象，干-股賄賂必須以財產性利益為內容，而并無實際出資的空殼公司給付國家工作人員的“股份”，沒有任何現實資金或者財產性利益對應。此類缺乏財產利益性質的行為對象，既不屬于賄賂，也不能稱其為股份，因而不存在登記轉讓或者實際轉讓的現實依據與法律效果。筆者認為，在受賄股份真實性缺失的前提下，所謂的股份只是給付國家工作人員高額紅利的借口，檢察機關應當直接將所分紅利計入犯罪數額;國家工作人員未分得紅利的，由于股份沒有對應價值，并未獲取財產性利益，不能作為受賄處理。股權轉讓登記或者實際轉讓的，按照股份價值計算犯罪數額，只能適用于股份真實的公司，不能適用于出資有瑕疵的空殼公司。

三、擴股過程中接受干-股

公司資本并不是絕對不變的，處于高速發展階段的增長型公司會通過擴股方式拓展規模。反貪部門查案過程中出現如下案例：國家工作人員A實際向B公司投入50萬元自有資金，B公司注冊資本500萬元，A即取得10%的股權，每年收取紅利5萬元。后B公司擴股，總股本增至1500萬股。國家工作人員A的股份價值按比例增長為150萬元，每年收取紅利15萬元。但是，國家工作人員A對增加的100萬元股份價值并沒有實際出資。是否應將該項干-股計入受賄數額?分取的紅利如何處理?

筆者認為，國家工作人員作為公司的合法股東，在公司擴股過程中接受干-股的，應當根據擴股性質判定受賄數額。如果屬于增資擴股，則所有公司股東應當根據其股權比例增加出資，國家工作人員A沒有出資卻實際獲取增加部分的股份價值，屬于干-股受賄，應將100萬元股份價值計入受賄犯罪數額，多收取的10萬元紅利屬于受賄孳息。如果屬于資本公積金轉增擴股，則公司股東無須按照股權比例增加出資，國家工作人員A獲取增加部分的股份價值由公司資本公積金派生而來，本質上是公司在擴股前未向股東分配的利潤積累，多收取的10萬元紅利亦是股東投資公司后合法利益，不能將之計入受賄數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