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成搶劫罪的行為是否包括逼迫債權人交出欠條的行為

案情：2006年5月18日，個體戶李某因到批發商肖某處調貨，而欠下肖某7000元貨款。由于此前雙方并不熟悉，原不打算賒銷的肖某考慮生意難做，加之李某一再表示可以隨他的車一起到他家去取款，在李某出具欠條后,便答應了李某的要求。路上，肖某提出自己回去時只能坐班車，而隨車前往取款是為了方便李某，對他來說是多余的，要求李某另付給他回去的車費。李某認為當初交易時，雙方并沒有談及此事，肖某已經通過銷售賺了錢，返程的車費自然應該由肖某自付，肖某現在突然提出，無疑是敲竹杠。便暗地與司機商量不但不付車費，所欠貨款也不給了，肖某人生地不熟的，出了事也不知道到哪兒找人。當車行到無人之地，李某與司機故意找茬同肖某發生爭執，而后對肖某施以暴力，強行將欠條搶回并撕毀，還逼迫肖某寫下收到7000元貨款的收條。經法醫鑒定，肖某傷情為輕微傷甲級。

該文認為,李某之舉已構成搶劫罪。

筆者認為，李某與肖某之間的行為是民事糾紛，只須承擔民事責任，不構成犯罪，理由如下：

原文認為，搶劫罪所侵犯的對象包括具有財產權利的債權性證明文書，包括欠條。刑法規定的搶劫罪所侵犯的對象是公私財產的合法所有權，即不僅僅是有形的實實在在的財物，也包括具有財產權利的債權性證明文書。筆者認為，這種觀點實際上是混淆了財產所有權與債權之間的關系。從民法角度來看，所有權這一概念通常在三個層面上使用：1、財產所有權法律制度;2、財產所有權法律關系;3、所有人對其所有物依法享有的權利。作為一種民事權利，所有權是所有人享有的獨占的支配權，屬于對世權。作為一種民事法律關系，所有權是由特定大所有人與不特定的義務人在特定的財產上形成的權利義務關系。而債權則是權利人與特定的義務人之間的一種權利義務關系，權利的指向明確而具體。

欠條是一種債權債務關系的載體，它證明借貸合同的存在，其意義在于證明債權人與債務人之間這種權利義務關系的存在，在糾紛產生后，它將起到證據的作用。根據民事訴訟法的規定，合同關系在不存在書面合同的情況下，經兩個無利害關系人的證明，依然是可以被證明的。也就是說，債權債務關系如果客觀存在，而欠條被毀，所導致的結果將是債權人在舉證上的困難，并不必然導致債權的無法實現。也就是說，毀滅欠條，并不必然導致他人財產權的喪失。

此外，從現行法律、法規的規定來看，我們也無法得出欠條可以作為搶劫罪的犯罪對象的結論。目前對于搶劫罪的犯罪對象，法律、法規、司法解釋并沒有做出包括財產性利益的規定。涉及債權債務關系憑證的刑事司法解釋只有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盜竊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但即使是根據該解釋來分析，我們也不能得出欠條可以成為搶劫罪的犯罪對象的結論。在該解釋中，有價支付憑證(如存折)被認為是盜竊罪的犯罪對象，但該解釋并未將盜竊罪的犯罪對象擴大到一般債權債務關系的憑證。而且，根據該解釋第5條第2款第2項的規定，“不能即時兌現的記名有價支付憑證、有價證券、有價票證或者能即時兌現的有價支付憑證、有價證券、有價票證已被銷毀、丟棄，而失主可以通過掛失、補領、補辦手續等方式避免實際損失的，票面數額不作為定罪量刑的標準，但可作為定罪量刑的情節。”這里強調的是有價憑證所記載的財產性利益實現的可能性與造成的權利人的實際損失。而欠條作為一種普通的債權債務關系憑證，它的被毀棄或者被強立，并不必然導致財產的積極增加或者消極減少。

李某用暴力逼迫肖某寫下假收條，此收條只能證明雙方之間曾發生過“給付”與“收取”錢款的事實，但不能證明“給”與“付”的行為必定在當事人之間存在債的關系的事實。因為收條既可以是收取債權人錢款的證據，也可以是接受債權人贈與、委托轉交、收到原債務人的還款及收回委托購物款等方面的證據。因而，僅憑李某提供的肖某被迫所寫的假收條而無其他證據予以佐證不能確定雙方之間存在債權債務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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