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訊逼供之所以產生,我以為和法律制度、認識觀念有很大關系。
一、法律制度方面。
(一)“如實回答”義務的不合理。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三條規定犯罪嫌疑人對偵查人員的提問,應當如實回答。這句話明確規定了犯罪嫌疑人有“如實回答”的義務,同時也意味著他們如果不“如實回答”的話,就必須承擔相應的責任。但是“如實回答”的前提是犯罪嫌疑人開口說話,如何才能使其開口本身就是一個問題;即使犯罪嫌疑人對偵查人員的問話予以回答,也面臨著其回答是否“如實”的問題。如果偵查人員認為其沒有回答或者其回答并不“如實”,沒有盡到“如實回答”的義務,那么就意味著其必須承擔不盡義務的責任,并受到相應的懲罰。
然而對此我卻有幾點疑問:“如實回答”的合法性我們姑且不論(在1966年12月16日,第21屆聯合國大會通過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公約》,其中第14條就規定“任何人不被強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證言或強迫承認犯罪”,1998年10月5日,我國簽署加入了該公約,然而我國刑事訴訟法現在卻依然規定了“如實回答”的義務),就是按照權利義務相一致原則,犯罪嫌疑人如果盡到“如實回答”義務,那么他就應該獲得相應的權利,但是犯罪嫌疑人有何權利法律并沒有規定。此外,義務與懲罰也是相聯系的,不履行義務,就必須進行懲罰,否則就是對其他履行義務個人的不公正,但是這種懲罰是什么?是不是就意味著可以進行刑訊逼供呢?我國目前并沒有規定。而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絕大多數國家由于確立了“沉默權”制度,被告有權保持沉默,口供與定案失去了必然聯系,刑訊逼供也就大大減少了。
(二)偵查活動未受監督。
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偵查機關除了有偵查取證的職責外,還有對犯罪嫌疑人采取強制措施的權力,這使得對犯罪嫌疑人的訊問客觀上處于一種嚴密控制的不公開情形之下。這時候,不僅犯罪嫌疑人的親屬、律師無法與其見上一面,就是負有檢察職能的檢察機關也無法對此進行監督。所以,犯罪嫌疑人是否曾經遭到過刑訊逼供,外人根本無從而知。而遭到刑訊逼供的犯罪嫌疑人即使在法庭上以曾遭到刑訊當場翻供,他也很難提出證據加以證明。審判機關最終還是以證據不足為理由,認定犯罪嫌疑人在偵查機關曾做的供述是合法有效的(盡管事實上并不如此),從而做出不利于犯罪嫌疑人的判決。這客觀上為刑訊逼供的發生提供了有利條件。我認為我國可以借鑒其他國家的相關制度,將關押犯罪嫌疑人與提審分為兩個不同的部門,犯罪嫌疑人一旦從關押場所被提走,即開始全程錄音、錄像,在時間上不得有間斷。該錄音、錄像資料一式兩份,并交給犯罪嫌疑人一份留存。或者確立律師介入制度,規定訊問犯罪嫌疑人時必須有律師在場,如律師不在場,則所取得的口供視為非法證據予以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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