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是指國家工作人員財產或者支出明顯超過合法收入，差額較大的，且本人不能說明來源的犯罪。法律規定，每個人都有為自己辯護的權利，當涉嫌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時應當從哪些方面進行辯護?本文整理了一篇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辯護詞，詳情請看下文。

羅某受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案辯護詞

尊敬的審判長、審判員：

您們好!

我們受本案被告人羅某某的委托，受北京市權達律師事務所的指派，出庭履行法律賦予的辯護職責。接受委托后，我們多次會見了被告人，認真研究了相關的案卷材料。現根據本案的庭審情況發表代理意見如下：

一、偵查思維的局限性在本案中表現的比較突出，應當引起我們的重視，對本案證據要進行審慎審查和判斷，以準確量刑。

基于偵查的需要，偵查人員往往需要先假設一種事實，然后去搜索相關證據去印證這個事實，這是一種有效的偵查思路和方法。同時，這種偵查思維本身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在本案中，這種局限性表現的相當突出，不得不引起我們的重視。

(一)關于被告人的不明資產中關于消費支出部分的計算。

非常明顯，本案中，偵查人員首先認為“銀行卡支出總和就等于消費支出總和”。在這個立論下，偵查人員找到了所有他們認為“需要的證據”，有相關書證并且有被告人供述及相關人員的證言，形成了一個“完整的證據鏈條”。并且，在被告人和辯護律師提出質疑之后，馬上又進一步做了一個司法會計分析報告的所謂“鑒定結論”(實際上不管是從形式上還是內容都不符合鑒定結論的要求)進行“補強”。這充分暴露了偵查思維局限性，更為可怕的是對這種局限性的竭力掩蓋。

實際上，銀行卡總支出絕對不會等于消費總支出。即使如司法會計分析報告中將四筆整取又轉存的款項去掉，也決不科學。因為存在更多的其他可能性，比如：通過一張或幾張銀行卡取出錢款，部分直接消費，余款多次累積后，做成大筆款項再存入銀行。這種可能性根本無法排除，并且這種情況是肯定會頻繁出現的，這幾乎是常識，我們大多數人應該都有親身的經歷。

在本案中，這種常識性的錯誤卻能夠被所有證據所掩蓋，甚至于被告人供述也認可這種錯誤。這說明了什么?本案中的言詞證據要嚴格審慎地對待，要傾向于做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釋。

(二)關于起訴書指控受賄罪的第1、2、6、10項事實。

1、第1項事實的關鍵在于10萬元的性質是處理公務費用還是個人費用。偵查思維決定了筆錄中要按照處理個人費用記錄利于定罪，反映在被告人供述筆錄中就是被告人以處理公務招待費用為名，行處理個人招待費用之實。王仁信的證言卻寫成了被告人直接以處理個人招待費用為名索要10萬元，不能不說是一個“明顯的破綻”，充分反映了偵查思維是緊緊圍繞要將這筆費用定為被告人用于個人消費支出的“良苦用心”。

2、第2項事實的關鍵在于易初公司的50萬元款項性質是業務款、投資款，還是索賄款。從而在被告人供述筆錄中出現對50萬元性質的遞進式訊問，從而誘導性地“挖掘”到了被告人的“內心世界”，讓被告承認“其實就是要50萬元”。一旦結合本案其他事實，矛盾顯而易見。這樣的“內心獨白”當然不能作為定案根據。

3、第6項事實在辯護人歷次會見被告人，被告人都無法回憶該筆向陽公司受賄款的詳細情況，但基于“法律的威嚴”，被告人也不敢“翻供”。經過辯護人審查，被告人其他幾筆受賄款的來源和取向都非常清楚，唯獨這筆款項來源不清，去向存疑。并且卷中沒有關鍵證人(介紹人)的證言。被告人的供述筆錄中卻沒有關于本筆款項質疑的只言片語，當然是偵查思維“自動過濾”與己不利言詞的必然結果。

4、第10項事實在辯護人會見被告人時，經過深入了解，才得知被告人與胡安平關系非常密切，胡安平的女兒是被告人干女兒，并且雙方還常有借款往來。但是，卷宗筆錄沒有任何反映，這是偵查思維“有選擇性”取證的結果。

本案定案的根據主要是言詞證據，而在本案中言詞的證據的質量存在重大缺陷，應當審慎對待，以對被告人準確定罪量刑。

(三)從一些案卷材料分析，被告人的部分供述存在重大疑點，充分暴露了本案中偵查思維的缺陷。

1、從案卷材料分析，被告人到案后對于自己的犯罪事實進行了詳實的供述?？梢钥闯?，被告人對于偵查機關的調查工作是積極配合的，態度也是認真負責的。但是，我們也發現部分供述與常理不符，對于這些供述的真實性，我們認為值得懷疑，這種情況的原因當然是由偵查思維的局限性所造成，值得審判人員慎重考慮。

以2007年9月25日被告人在漯河市舞陽縣看守所的交代為例(卷10第1—3頁)：

(1)當偵查人員問：你在銀行的存款有多少?被告人的回答涉及10個賬號上的存款。被告人不僅清楚地回答了每個賬號的存款額，其中賬號41190054582000014209上的存款為174267.92元，竟然精確到了角分。并且被告清楚地說出了每個賬號數字。這種極端良好的記憶力，已經超出常人的范疇。

(2)當偵查人員問：你家庭的房產價值是多少?被告人回答一共是2167650元。

(3)當偵查人員問：平時你在銀行消費的銀行卡都有哪些?被告同樣異常精確的說出了七個消費賬戶的賬號數字，同樣令人驚詫的是被告人將賬號4392268301927225的招商銀行卡上的消費數額精確到角分，為192929.29元。

上述被告人的供述何以如此準確，值得懷疑?被告人是在什么情況下作出的供述值得考察。由此，被告人的其他供述的真實性也需要法院慎重考慮!

2、根據辯護人會見被告人了解的情況，偵查人員每次提審基本上都制作筆錄，但案卷中的被告人的筆錄僅有41份，可見并沒有全部入卷。根據偵查思維局限性規律，可以想象，其他筆錄中肯定會有很多對被告人有利的信息，能夠反映被告人行為的情節。

二、本案中應根據被告人的供述與其他證據的關系，慎重對待被告人的供述。并且要去除言詞證據中的意見證據，綜合分析本案言詞證據的證明力。

由于被告人總是在一定的主觀意識的指導下作出供述，而當事人的主觀意識總是受到外在客觀條件和當事人主觀目的的影響。被告人可能基于盡快的結束漫長的訊問程序而在偵查人員偵查思維的引導下被動的進行供述，也可能為了爭取寬大處理而主動地迎合偵查人員的問題。凡此種種可能，就會導致被告人供述與客觀事實的不符合。就本案而言，被告人的部分供述是確實存在與常理根本相悖之處的，前面已有部分指出。因此，我們認為在本案中不能一概認為凡是被告人進行供述的，就予以確認。而應該具體分析被告人的供述與其他證據的關系確認其證明力。

就本案而言，被告人的供述與其他證據之間存在兩種情況：其一、被告人的供述與其他證據是相互印證關系，換言之，抽掉被告人的供述證據鏈條也是完整的。其二、被告人的供述與其他證據不存在印證關系，而是獨立證明證據鏈條的一個環節，如果抽去被告人的供述，證據鏈條就會斷掉。在第二種情況，如果被告人的供述虛假，整個事實的認定就可能是錯誤的。

就本案而言，被告人供述及其他言詞證據的意見證據部分還存在以下兩種情況：其一、去掉言詞證據中的主觀分析部分(主觀認為、推測等情況)，結合其他證據也能夠確定款項性質為受賄款的。其二、去掉言詞證據中的主觀分析部分就無法確定款項性質的。在第二種情況，整個事實的認定就可能是錯誤的。

三、本案中第1、2、6、10項受賄事實認定所賴以依據的證據存在疑點，如果抽掉被告人的供述，認定這些案件事實的證據鏈條就會斷掉。如果去掉言詞證據中主觀分析的意見證據部分就無法確定款項性質為受賄。對于這些犯罪事實的認定，懇請審判機關予以查證，避免出現錯案。

具體分析如下：

第一、關于被告人索取10萬元賄賂問題，我們認為該筆款項用于“個人消費”的證據不足，拋開被告人的承認、王仁信、黃永莉在偵查階段對該筆款項性質的意見，根本無法認定該筆款項屬于個人消費。

1、被告人在任職中國農業銀行信陽地區分行期間，其公務應酬開支遠遠高于其單位給予包干報銷總額。

被告人在庭審中供述其調任中國農業銀行信陽地區分行副行長期間的公務應酬費用在15萬元左右，而其單位采用的是應酬報銷包干，每年為為4萬元。

2、鑒于被告人剛剛到任，并且出任副職，無法通過帳外資金解決自己的公務應酬費用問題。

對于不能報銷部分通過帳外資金報銷屬于官場的潛規則，但是當時的實際情況是被告人出任的分行副行長，不分管財務問題，并且是剛剛到任，人脈關系淡薄。無法通過帳外資金處理其大量公務應酬費用。

3、被告人公開打電話給王仁信希望處理公務招待費用，以及王仁信帶著會計從單位小金庫中拿來10萬元給羅某某的事實，都說明他們均沒有認為這是行賄受賄。

4、盡管被告人在偵查階段承認用于“個人消費”，屬于受賄，但是我們認為被告人對性質的認定，不能簡單的視為法律認定。就本事實而言，應該結合公務應酬的現實、帳外資金處理公務應酬的潛規則、王仁信帶著會計公開送來10萬元的事實，客觀的認定被告人收到10萬元的性質。

第二、關于被告人索取北京易初電子技術有限公司50萬元問題，我們認為不能僅根據被告人在偵查階段的承認和證人的猜測來認定50萬元的性質，而應該根據案件的客觀事實來確定。

1、被告人并非易初電子技術有限公司中標項目的主管者，一個重要的事實是被告人的兒子出面試圖承攬該項目中的一些低端小項目，都沒有成功。

2、如果是索賄被告人就不可能在有很多人的飯桌上提出。對此，我們要強調兩點：其一、“當時吃飯的人多”，(見卷9第16頁)，而不僅是被告人、耿堅、羅天、呂淵四個人;其二、

3、易初公司也不愿意出錢，自始至終易初公司都沒有送錢的意思，耿堅一直在謀求合作，而公司的其他主管人員則認為是借款。

4、淵天公司羅天只占49%的股份，公司主要由呂淵掌握管理，被告人不可能冒風險索賄，而將錢款交由他人控制。給淵天公司50萬，決不同于給羅天50萬。

5、50萬元一直是作為合作資金來被各方認可的。被告人希望耿堅投資給淵天公司，“你加入他們公司中，不就是幫助他們了”(卷9第3頁);耿堅多次找呂淵商量合作;呂淵也向耿堅提出了呼和浩特市公安局三警合一指揮系統工程合作問題。

6、淵天公司時有自己業務的公司，曾至少做過三筆業務，而每一筆業務的標的額都遠高于50萬元。

7、被告人明確要求羅天和呂淵如果合作不成，就讓他們退還50萬元。

被告人是希望易初電子技術有限公司以合作的方式或者投資的方式支持淵天公司。根據2007年6月5日被告人的交代：

8、從取得的物證看，易初電子技術有限公司的財務賬上的記載50萬元屬于借出款(卷9第64頁，記賬憑證);也確實存在一份《策劃顧問服務合同書》，證明確實存在合作的問題，至于呂淵根本不具備合作能力，那是呂淵的問題，不能認為被告人沒有希望他們進行合作的意圖。

綜上所述，如果抽掉被告人在時候對該筆款項性質的承認，根本無法認定該筆款項屬于受賄。另一方面認定該筆款項屬于公司之間的業務往來的證據則非常充分：耿堅多次找呂淵商量合作事宜，呂淵提出以呼和浩特市的“三合一工程”進行合作，該項目確實存在，而且呂淵的父親是呼和浩特市市長。

第三，關于南陽向陽房地產公司向東升行賄20萬元問題，我們認為缺乏關鍵證人的證言、巨額款項出處不明，并且被告人也始終記不起該筆款項。

1、關鍵證人吳金印的證言缺失。

根據向東升的證言，其與被告人并不熟悉，其之所以能夠認識被告人并貸到貸款，是因為吳金印的介紹，因此，吳金印是這筆貸款和所謂“受賄”問題的關鍵證人，但是，奇怪的是，卷中竟無吳金印的證言!

2、巨額款項出處不明。

應該說，本案的偵查人員的偵查工作是非常細致縝密的，對每筆涉嫌受賄事實的款項來源、去處均能夠清晰地反映在卷中。但是向東升行賄20萬，這樣一筆巨款，其來源竟然沒有證據來說明，不能不令人懷疑?？胤降囊庖娛悄详柗康禺a公司屬于民營公司，財務記錄出現缺漏是正常的。但是卻無法說明，本案中的受賄款項基本都來自民營公司，但是行賄款項均能查清來源，何以向東升的這筆款項來源成為例外?

3、被告人始終記不起這筆款項。

被告人到案后認罪態度是非常好的，對于每筆款項軍認真地進行了供述和說明，但是唯獨對于該筆款項，其一再強調記不起來。

綜上所述，關于向東升行賄20萬的事實，存在諸多疑點：關鍵證人確實，巨額款項竟無任何財務記載，認罪態度良好始終配合調查的被告人，卻始終記不起有這筆行賄款項。因此，我們認為，該筆行賄款項的事實并未查清。

第四，關于被告人收受鄭州歌億房地產公司董事長張淑云40萬問題，只有胡安平的證言說明是行賄，被告人稱是借款，張淑云也否認指示行賄的事實。

1、根據張淑云的證言，并未安排胡安平去行賄被告人。

據張淑云所說，因為胡安平總是以貸款為名，向其索取報銷款，為了避免陷入這個無底洞，就提出給胡安平60萬元的勞務報酬。該勞務報酬是給胡安平的，而不是讓胡安平給羅某某的(見卷5第24-25頁)。并且張淑云也從未過問過60萬元的去向。

2、胡安平的證言明顯含有虛假的成分，并且不能自圓其說。

據胡安平稱，張淑云主動提出愿意出資60萬元跑貸款(見卷5第16頁)。而事實是張淑云為了避免胡安平總是以貸款為名索取報銷款(見卷5第24-25頁)。

據胡安平稱，是因為張淑云問起60萬元給了被告人沒有，他才從工程款的賬上提了40萬元給被告人(見卷5第17頁)。但張淑云的證言稱他從未過問過60萬元的去向，也從未要求胡安平送錢給被告人(卷5第25頁)。

據胡安平稱，因為張淑云問道60萬元給了被告人沒有，他才“趕緊從公司帳上取出了40萬元現金，送給了羅某某”(卷5第17頁)。但是胡安平公司的財務賬上根本沒有提出40萬的紀錄。

最值得懷疑的是，胡安平稱，2006年9月中旬，張淑云問及60萬元款送給被告人沒有，他才“趕緊從公司帳上取出40萬元”。也就是說胡安平取款的時間應該是9月中旬，取款的數額是40萬元。但是胡安平承認并被檢察機關認定的取款時間卻是2006年9月5日，取款的數額是48萬元。如此矛盾不知如何能認定胡安平取出40萬元并行賄被告人了呢?(見卷5第18頁)

3、被告人與胡安平關系密切，并且經常發生借款往來。

被告人與胡安平是老鄉，很久以來交情一直很好，胡安平的女兒還是被告人的干女兒，被告人經常從胡安平那里借款。據被告人稱，在胡安平送給被告人40萬元之前，因為買房問題被告人曾經給胡安平打電話讓籌一筆錢，但是當時胡安平沒有辦成。后來被告人籌到了相關款項，但是胡安平怕得罪被告人后送來40萬元，被告人本來要歸還，但是因為要捐出出書的錢，就臨時用了這40萬元。

4、從現有物證來看，張淑云給付胡安平的60萬屬于工程款，胡安平給張淑云出具了材料票。

如果是張淑云安排胡安平行賄被告人，那么依據常理分析，斷不會要求胡安平出具發票，胡安平也沒有理由會同意出具發票。

綜上所述，在該筆受賄案件事實中，涉及的三個人行賄人張淑云、受托行賄人胡安平、受賄人羅某某。張淑云否認行賄的事實，羅某某當庭指出是借款，只有胡安平的證言稱是行賄。而胡安平的證言又與物證事實相矛盾，因此，我們認為該筆受賄事實難以認定。

四、對于被告人巨額資產來歷不明的數額計算方法應當為：存款+家庭房產+根據河南省統計的人均消費數額計算家庭消費總額-被告人家庭的合法財產-受賄財產總額。

根據案卷分析，控告機關對于被告人家庭總資產的計算采取的方法是：存款+家庭房產+給羅天的錢款+銀行卡消費。

這里存在的問題是，家庭購房、子女消費本身就屬于消費的范疇，因此其必然存在與銀行卡消費的重復計算。

1、關于家庭購房與銀行卡消費

家庭購房屬于家庭的消費支出，這種金錢的消費極可能來源于家庭的現金支出，也可能直接來源于銀行卡或者存款賬戶的支出。當然這種區分是相對的，因為家庭的現金，也可能來源于以前從銀行卡或者帳戶支出，以現金的形式留在家庭，并在購房時使用。對于家庭購房款與銀行卡消費之間的關系，如果是一次性大額取出，并直接用于購房，這之間的關系是可以清楚查明的。如果屬于分次去處，部分消費，余額部分與其他款項一起用于購房，那么這之間的關系就很難查清楚。但是如果因為查不清楚就否定銀行卡消費和購房款之間所存在關聯性，將購房款與銀行卡消費進行重復計算，則是不尊重客觀事實的做法。

2、關于給羅天的錢款與銀行卡消費

給羅天的錢款與銀行卡消費同樣存在重復計算的問題。也就是說，不能排除從銀行卡取出錢款用于其它消費，其中的余額連同其他款項一起湊成一筆相對較大的款項給與羅天的可能性。既然存在這種可能性，那么將給羅天的錢款與銀行卡消費并列結算，就是不科學的，導致重復計算。

3、關于銀行存款與銀行卡消費

存款與銀行卡消費的關系則至少存在以下兩種可能性：第一、直接發生銀行賬戶之間的轉存，即從一個銀行賬戶或銀行卡進入另一個銀行賬戶。在這個賬戶上是消費，在另一個銀行卡則是存款。第二、通過一張或幾張銀行卡取出錢款，部分直接消費，余款多次累積后，做成大筆款項再存入銀行。

對于第一種情況，由于存取款之間存在對應關系，是否重復計算很容易判定。對于第二種情況，由于存取款之間在數額上不存在對應，并且時間也可能存在大的間隔，認定起來就很困難?？胤剿峤坏乃痉〞媹蟾妫@然忽略了第二種情的存在，迄僅僅排除了第一種情況的重復計算，但是沒有排除第二種情況的重復計算，因此，其結論是不科學的。

綜上所述，根據疑罪的處理原則，應當避免重復計算可能導致被告人被錯誤的加重罪責問題，應當避免可能損害被告人家屬的合法財產問題。我們認為，不應該簡單的將銀行卡消費數額計入被告人的家庭總資產，可以考慮按如下方式計算被告人家庭財產：存款+家庭房產+根據河南省統計的人均消費數額計算家庭消費總額。

據此，被告人的不明資產應當為：存款+家庭房產+根據河南省統計的人均消費數額計算家庭消費總額-被告人家庭的合法財產。

五、被告人到案后主動交待未發現的犯罪事實，真誠悔過，應認定為自首;積極揭發他人犯罪事實，有立功表現。

第一、被告人被雙規后，如實供述了紀委為掌握的犯罪事實，對于該如實供述部分應認定為自首。

據辯護人向被告人了解，其被“雙規”后第七天主動向紀委辦案人員申請拿來他全部經手辦理的九十多筆貸款，逐筆回憶交待。同時，被告人揭發了他人犯罪事實。被告人的行為受到紀委辦案人員的肯定，并明確告知被告人他們會將上述事實向檢察機關反映，建議認定為自首和立功。

在偵查階段和起訴階段初期，辯護人也向偵查人員和公訴人核實過上述情況，得到的是肯定的答復。但檢察機關的起訴書中僅認定了被告人“揭發他人犯罪行為且已查證屬實”，對于其自首行為則未予認定。在庭審中，公訴人主張被告人巨額財產來歷不明數額沒有全部供述，因此不能認定自首。我們認為公訴人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其一，辯護人認為自首應當是主要犯罪情節，被告人基于認識原因，難免會有所疏漏。其二，自首是對于如實交待司法機關未掌握的犯罪事實部分認定為自首，對于未交待部分則不認定為自首。但不能以沒有全部交待犯罪事實，就對已經交待的部分也不認定為自首。

在本案中，被告人在紀委對受賄數額的自首供述幾乎與后來沒有多少差距，而不明資產數額的認識差距在庭審中也反映無遺(被告人認為禮金、母親遺產等都不應當定位不明資產)，并且如前文所言，本案不明資產數額的計算本身存在致命缺陷，決不能由此不給予被告人自首情節的認定，懇請法院向紀委核實被告人的自首事實，并在尊重事實的基礎上加以認定。

第二、被告人舉報金融系統重大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實，根據相關司法解釋應該認定為重大立功。

檢察機關認定了被告人舉報原河南省信用聯社主任張鐵良的犯罪事實，但沒有認定為重大立功，我們認為是不正確的。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七條規定，根據刑法第六十八條第一款的規定，犯罪分子有檢舉、揭發他人重大犯罪行為，經查證屬實;提供偵破其他重大案件的重要線索，經查證屬實;阻止他人重大犯罪活動;協助司法機關抓捕其他重大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對國家和社會有其他重大貢獻等表現的，應當認定為有重大立功表現。

對于何謂“重大犯罪”、“重大案件”、“重大犯罪嫌疑人”，該司法解釋指出了兩種情況：其一、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處無期徒刑以上刑罰;其二、案件在本省、自治區、直轄市或者全國范圍內有較大影響等情形。

就本案而言，被告人所舉報的張某某犯罪事實無疑是在河南省甚至在全國都有著較大影響的案件，符合重大立功的條件。

六、被告人長期在金融系統工作，對于金融系統的發展和改革是有著很大貢獻的，尤其是在河南信用聯社工作期間，領導并成功完成了河南信用聯社的改制工作，實現了信用聯社系統的首次扭虧為盈。同時，被告人也屢有捐款和助人情節，懇請法院考慮被告人的一貫表現，本著治病救人的角度考慮量刑。

以上意見，請法庭考慮，在查清事實的基礎上，綜合被告人的一貫表現、到案后的自首和立功表現，作出一個量刑適當的判決。

辯護人：

××××年××月××日

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認定規則

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非法所得的數額怎么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