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送功”,在實踐中一般由兩種情形:一種是同監人員將自己知悉或自己所犯重大犯罪活動的情況告訴他人,后者再向監管部門檢舉的情形;另一種是罪犯的親友在會見罪犯時將可構成重大立功的案件情況告訴罪犯,再由罪犯檢舉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主流觀點認為,在排除立功線索系賄買、暴力、威脅或違反監規等非法手段獲取的以外,一般情況下可以認定為重大立功。最高院認為,立功反映的是罪犯改惡從善、爭取早日回歸社會的愿望,同時,罪犯的立功行為對國家和社會有利的,能夠促使司法機關及時發現犯罪,查證犯罪,打擊犯罪。所以,罪犯在不違反監規的情況下,將從親友或其他罪犯處聽來的能構成重大立功的情況向監管部門或司法機關檢舉的,在查證屬實后,應認定為重大立功。對于罪犯親友在監獄會見罪犯時,將可能構成重大立功的情況告訴罪犯,罪犯再檢舉的,是否屬于違反監規而不應認定為重大立功?最高院傾向于認為,由于監獄法及相關的法律法規并沒有禁止服刑人員與親屬會見時談論案情的規定,所以在排除親友以暴力、賄買等非法手段獲取立功線索再告訴罪犯的情形下,上述情況可以認定重大立功。
對于“買功”,實踐中存在有的罪犯為獲取財物將知道的重大立功線索賣予他人,其他罪犯為立功從他人處買來重大立功線索,也包括其親友從他人處買到立功線索告訴罪犯,再由罪犯檢舉以期獲取重大立功表現的情形。對于“買功”,能夠成立立功或重大立功,2010年12月22日起實施的《自首和立功意見》第四條就立功線索來源問題作出了具體規定:“犯罪分子通過賄買、暴力、脅迫等非法手段,或者被羈押后與律師、親友會見過程中違反監規,獲取他人犯罪線索并“檢舉揭發”的,不能認定為有立功表現。犯罪分子將本人以往查辦犯罪職位活動中掌握的,或者從負有查辦犯罪、監管職責的國家工作人員處獲取的他人犯罪線索予以檢舉揭發的,不能認定為有立功表現。”所以,凡是“買功”的情況,不論是通過什么渠道、向誰買到的重大立功線索,均不能認定為重大立功表現。
對于“代為立功”的情形,《自首和立功意見》第四條也作了規定:“犯罪分子親友為使犯罪分子‘立功’,向司法機關提供他人犯罪線索、協助抓捕犯罪嫌疑人的,不能認定為犯罪分子有立功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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