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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認為中國刑法過嚴，尤其是死刑的存在。我們知道死刑是當今世界上最嚴厲的一種刑罰,又被稱為極刑。隨著我們社會文明的加速發展,死刑的廢止問題存在很大爭議。很多人對此有著疑問，現在，請跟隨律霸的小編的腳步一起來了解一下相關的內容。

一、死刑的產生及發展

死刑的產生與原始社會的同態復仇有著緊密的聯系，正如馬克思所說，“死刑是往古的以血還血、同態復仇習慣的表現。”所謂同態復仇，即只允許被害人的家人向仇人復仇，并且報復的程度須與侵害的程度相等同。死刑產生的經濟根源是原始社會末期生產力的發展，因為此時隨著物質財富增多出現了私有財產，而死刑的威懾力又使其有了保護私人財產的現實需要;而死刑產生的社會根源則是國家的出現和階級的產生，統治階級需要死刑來維護自己的特權和統治地位。

縱觀死刑制度發展史便可發現，當一個國家社會安定時，法律中與死刑相關的規定相對較少，實際執行的也很少，而且執行方法也比較人道;而當一個國家社會動蕩時，情況便與此相反。我們正處于一個以和平與發展為主題的時代，所以世界范圍內死刑制度發展的現狀為：死刑立法數量不斷減少，死刑執行數量大幅下降，死刑執行方式更加文明、人道。隨著一些國家相繼廢除死刑，死刑的廢除似已成為一種必然的趨勢。

二、死刑廢止的必然性表述

廢除死刑最堅實的法理基礎在于人道主義。正如貝卡里亞所說：“死刑并不是一種權利，我已經證明這是不可能的;而是一場國家同一個公民的戰爭，因為，它認為消滅這個公民是必要的和有益的。然而，如果我要證明死刑既不是必要的也不是有益的，我就首先要為人道打贏官司。”

人道主義的核心在于人權，即基于人的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而具有的不可剝奪的權利。人權是人之為人的權利，是必須予以保障的權利。如果連人權都不能得到保障，那么其他權利的行使根本就無從談起。所以，任何一個國家，無論其制度、發展水平如何，其進行刑事訴訟的目的都是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而且以在不侵犯人權的基礎上準確的追訴和懲罰犯罪人為一國刑事司法活動的最高理想。所以，當在追究犯罪人與保障人權兩者之間出現沖突而必須做出惟一選擇時，必須毫不猶豫地選擇保障人權，這也是現代人權觀的必然要求。

有人以“趨利避害是人們衡量利弊得失時的本能反映和選擇，故死刑對可能犯罪之人具有巨大的威懾作用”為由反對廢除死刑。但是，如果說在野蠻落后的古代社會通過嚴刑苛罰而獲得刑罰的威懾效果被認為是正當的話，那么，社會文明發展到今天，人道主義已不允許用這種方法去追求刑罰的威懾效果，否則就是不正當的。因為人道是人生存于社會的基礎，它是超越功利的，也是人類的必然選擇。“正是在這樣一個社會歷史背景下，死刑從過去的天然正當演變為如今因其野蠻殘酷而即將退出歷史舞臺。”?

除人道主義外，社會契約論也為廢止死刑提供了法理基礎：訂立契約的人們只是各自讓出一部分權利來組成國家的最高權力，但他們不可能將處分自己生命的權力讓渡出來參與到契約中去。故而，國家無權剝奪其社會成員的生命。但是，有持所謂“絕對社會契約論”者認為，犯罪行為是犯罪者對其所參與訂立的社會契約的公然違反，犯重罪而受到死刑處罰是其對社會應盡的責任和義務，因而死刑是符合社會契約本意的。筆者認為，這一結論并不能成立。其一，契約絕對的理論本身就不符合契約正義的要求;其二，即使是契約的參與者違反契約，其所應承擔的違約責任也不應無限擴張至其生命。因為倘若如此的話，就沒有人會參與原初契約的訂立(只要他還是一個理性人的話)，而一旦契約的基礎因此而喪失，就談不上什么違約責任了。

三、死刑存置的實然性解說

死刑廢止論，是從刑罰人道主義出發所得出的必然結論，但從實然性上來說，死刑的廢止是一個在國家社會歷史狀況背景下進行的曲折漫長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死刑作為理念是應當廢除的。然而抽象地論述死刑是保留還是廢除，沒有多大意義。關鍵在于重視歷史的社會的現實，根據該社會的現狀、文化水平的高下等決定之。” 那么，目前中國是否具備廢除死刑的社會條件呢?答案是否定的。

從社會物質現實狀況來講，第一，我國尚未達到廢除死刑的物質文明程度。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物質條件相對落后，犯罪對社會所造成的危害比較大。因為經濟越發達的社會對于犯罪越具有容忍性——同樣是盜竊2000元，在貴陽和在廣州所造成的危害程度是不同的。同時我們知道，防范犯罪要優于懲罰犯罪，但懲罰犯罪的成本遠比防范犯罪低。因此，在物質文明程度較低的社會，人們往往將懲罰犯罪放在第一位，而死刑則又被視為一種成本最低的懲罰手段。當一個社會的物質文明程度尚未達到一定程度時，統治秩序的維護者是不可能舍棄死刑的。第二，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時期，社會狀況復雜，各種刑事犯罪層出不窮，而死刑又是應對特定惡性犯罪的必要手段，在這種狀況下，廢除死刑恐怕會對遏制犯罪帶來負面影響。

就社會精神文明狀況來說，我國廢除死刑的條件亦尚未成熟。首先，國人深厚的報應觀念在短時間內無法淡化。“殺人償命”之類的報應觀念源遠流長，已經成為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和中華民族社會心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對死刑的廢止起著強烈的阻卻作用——因為就目前來說，死刑的適用可以在較大程度上撫慰受害人及其親朋好友的心靈，平息他們的仇恨，避免“私人司法”的出現。其次，“基本權利不可通約”的法理也為廢止死刑帶來了障礙。所謂基本權利不可通約，也叫基本權利不可切換，具體到廢止死刑的語境中，即指生命權和自由權這兩個基本權利是不可以相互切換的。這是因為：第一，刑罰的種類相互之間不可互換。從來沒有刑法明文規定司法機構可以和罪犯等達成人身財產互換的“協議”，倘若真能如此，則必然導致法制的極度敗壞——因為這意味著一個人可以肆無忌憚地進行犯罪活動，只要他有足夠多財產的話。第二，基本權利的基本程度不同。從財產刑到自由刑再到生命刑，反映的是刑罰的不同嚴厲程度，同時又說明從財產權到自由權到生命權，它們的基本性和重要性在逐漸遞增。財產以自由為基礎(古羅馬奴隸所取得的一切財物歸奴隸主所有即為極好例證)，自由又以生命為基礎(一個失去生命表征的人還能有自由可言在目前亦屬不可想象)，這一道理決定了基本權利之間是不可通約的。在一個有理性的人看來，廢止死刑無異于說法律承認一個人可以用自己的自由去換取他人的生命，這在目前還是無法從法理上予以突破和接受的。最后，客觀地講，我國目前許多公民思想中的感性成份遠比理性成份為高，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廢止死刑的觀念群眾基礎的牢固程度。

綜上所述，我們很容易可以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死刑的廢止是人道主義發展的必然趨勢，但是，我國目前尚不具備廢止死刑的條件。中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推行法治,重視人權,死刑的廢止是必然趨勢,但不是現在。在現在這種情形下,可以限制但還不能廢止。中國刑法過嚴問題隨著法治的不斷發展完善會解決的。若還有其他疑問，可以咨詢律霸的律師們為您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