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法學科研論文，欲創新法學理論，首先是要提出新問題，即研究者除了要“從經驗事實”中發現問題外，還要提出理論上的假設命題。真正意義上的法學科學研究，需要研究者從紛繁復雜的事實、材料和樣本中提煉出新概念、新命題、新理論等，使法學研究走向“概念化”。然欲此，必須從大量的數據、材料、現象、事實發現規律性的認識，必須考察個別事物及其關系和秩序，從事實材料中得出概念，即從個別事物中抽象出它們共有的特征，經過綜合，形成概念。歸納出抽象程度不同的理論。

在法律實務研究中，一些實證研究者通常用圖表、數據把公、檢、法等機關的現狀分門別類地羅列出來，讓讀者清楚地了解了這些部門的基本情況和存在的問題，但由于文章既沒有提出新概念、新假設，更沒有實質上的理論推進，當然只能算是法學研究中的半成品。其原因主要是沒有從感官和特殊事物歸納抽象出一般性的公理，從而在此基礎上最后達到認識其他現象的目的。曾經第一個把歸納法同實驗和科學緊密相結合，并把它看作從事科學研究、獲得新發現的主要工具而被人們譽為“近代歸納學說之父”的培根，要求從某一類對象的眾多個別事物的觀察和實踐中，推斷出關于這一類對象的一般結論，從而實現認識由個別到一般的過渡，以求得對對象的原因和形式的認識。培根認為，借此可以保證演繹推理大前提的確實可靠性。培根的歸納法把他提出的經驗論認識原則具體化為科學的發現方法。

在培根之前，人們很容易為羅馬法，即民法體系的推理過程找出理論上和邏輯上的根據，那就是演繹推理，卻無法解釋普通法的推理方法，并為其發展前景提供方法論上的支持。培根極其重視方法，其對英國的普通法的發展所做的貢獻，主要在于他對普通法提供了歸納推理的方法，為普通法的生存找到了理論依據。經驗歸納推理方法的問世使普通法獲得了新生。如果沒有歸納推理支撐著普通法，普通法可能早就被淹沒在歐陸法律羅馬化的大潮之中。他說他自已并不想創立什么新哲學，只是完成了方法論的革命。培根把科學方法看作“心靈的工具”。一如機械工具對徒手工作的輔助一樣，理智要正確認識自然也必須有心靈工具的幫助。培根認為，一旦掌握了心靈工具，即使中等資質的人也可以利用它對科學發展作出貢獻，否則，雖然才智出眾也難以在科學上有所成就。

這種從個別到一般的推理方法，可使研究者一開始即關注法律實踐和經驗事實，懂得立法、司法中存在的缺陷，發現真正的問題，大膽地提出假設，即研究者“小處入手，大處著眼”，然后才“小心求證”。羅馬法曰：“理論的例外構成了新的理論，原則的例外構成了新的原則”。通過發現例外，揭示其內在機理，提出新理論。再用新理論試著解釋新問題，觀其是否具有普遍的解釋力，進而驗證新理論。籍此，足見歸納方法在法學理論創新中的基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