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隨著現代機器化大工業的發展和環境公害的頻繁發生，人們越來越關注環境公共利益的訴訟保護機制問題。但在訴訟法學理論上，傳統訴權學說主要以保護私人利益為中心來構建，公共利益長期被漠視，環境公益訴訟制度的建立長期依賴存在不可逾越的理論障礙。為了建立科學的環境公益訴訟制度，就應當突破傳統訴權理論，深入探討環境公益訴權的內涵及其理論基礎。這種努力可以從多元的視角展開，訴的利益擴張、公共信托、創設新型的環境權和公眾參與理論等學說從不同角度為環境公益訴權的合理性提供了論證的基礎。【關鍵詞】訴權；轉型；環境公益訴權；理論基礎【寫作年份】2008年【正文】1968年，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加勒特·哈丁（GarrettHardin）教授提出了著名的公地悲劇理論”：公地是英國歷史上由封建主在自己的領地中劃出一片尚未耕種的土地作為牧場，無償提供給當地的牧民放牧的一項土地制度。由于是無償放牧，因此盡管牧民們明知草場上牛羊數量過多將導致草場質量下降，他們還是盡可能多地增加自己的牛羊數量。當每一位牧民都如此思考時，公地悲劇”就上演了——草場持續退化、直至無法放牧，最終導致所有牧民破產。[1]公地悲劇”昭示人們：私人利益總是個體優先考慮的對象并受到良好的保護，公共利益往往容易受到漠視和侵犯。當今世界，人類所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是遭遇公地悲劇”的重災區，人們也逐漸認識到環境公益訴訟是避免悲劇上演的有效途徑。問題是，當空氣、水源、草原等環境要素遭到破壞時，普通公民對此是否享有訴權？如果有訴權，它的理論根據是什么？探討環境公益訴權的內涵及其理論基礎就是本文研究的出發點。一、訴權理論研究的時代轉型研究環境公益訴權問題，不能不首先對訴訟法學上的訴權理論予以回顧和反思。在訴訟法理論上，訴權是解決原告提起訴訟的權利根據問題的一個命題。從歷史上看，訴權觀念最早出現在羅馬法中。在羅馬法初期，并非所有爭議都可以提交法院進行裁判，只有符合法律規定的具有訴”（actio）的可能性的案件才能提交裁判，即有訴才有救濟”（ubiius，ibiremedium）。所謂訴”（actio），在羅馬法中原意是指某人訴諸官廳的活動，不論他處于原告或被告的地位；又指訴諸官廳的權利即訴權。[2]羅馬法上的訴權觀念，構成了后來各種訴權理論的思想淵源。19世紀以后大陸法系學者提出的私法訴權說”、公法訴權說”、具體訴權說”等學說莫不以羅馬法上訴的觀念為先導，并隨著社會的發展而不斷豐富和完善。值得關注的一個問題是，在研究訴權基本理論問題時，無論是西方法學界還是中國法學界，其研究視角長期以來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著偏差。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首先，偏重于研究私益訴權，而在不同程度上忽視了公益訴權的研究。其實，早在2000多年前的古羅馬時期就有了私益訴訟和公益訴訟的劃分。羅馬法學家把法律分為私法和公法，訴訟相應地也分為私益訴訟（actionespublicaepopulares）和公益訴訟（actionesprivatae），以私人資格發生的訴訟，以保護私人權益為目的的，叫私益訴訟；以保護公益為目的的，就叫做公益訴訟。”[3]但這種私益訴訟與公益訴訟二元并存的現象長期以來被忽視了，私益訴權長期以來幾乎成為人們研究的唯一對象。其次，偏重于對訴權進行抽象的理論研究，而在不同程度上忽視了對各種具體類型的訴權的研究。由于實體法大致分為物權法、債權法、人身權法、知識產權法、環境法等領域，訴權也可相應地分為物權訴權、債權訴權、人身權訴權、知識產權訴權、環境訴權等具體類型，每種具體類型的訴權必然有其特別之處，但我們很少看到具體類型訴權的專題研究。因此，如何適應法律不斷細化、訴訟日益復雜多樣的時代發展趨勢，轉型訴權理論的研究思路已經成為具有時代意義的課題。我們發現，對現代訴權理論研究的轉型起重大推動作用的正是發端于美國的環境公益訴權理論，下面就結合兩大法系的傳統訴權觀念和環境公益訴權誕生的歷史背景對此加以分析。兩大法系傳統的訴權理論，從某種意義上說都屬于私益訴權的范疇。對訴權背后的利益展開分析，是建立在19世紀中期德國法學家耶-林（Jhering）創立的利益法學思想基礎之上的。利益法學認為，某人提出某種要求，是因為它所要求的東西對他自己有利，某人提出訴求，是因為他的利益被剝奪。在特定的權利義務關系里，義務是為權利而設立的，所有的義務都是為了促進某個人的利益。離開利益，權利就空無所有了。”[4]利益法學派的思想對訴權學說的構建產生了重大影響，無利益即無訴權”（Sansintteretpasdiaction）已經成為大陸法系重要的訴訟原則，換言之，當事人向法院起訴必須具備訴的利益，否則將被法院以訴不合法為由予以駁回。何謂訴的利益？通常認為，作為訴權前提條件的訴的利益”，是指當事人對訴訟標的享有的法律上正當的利益”。《法國新民事訴訟法典》第31條明確規定：對某項訴訟請求之勝訴或敗訴有合法利益的人均享有訴權。”傳統上，這種法律上的正當利益”往往被理解為個人的直接利益”和現實存在的利益”。法國學者認為，個人僅為保護其本人的利益而進行訴訟……訴訟資格就在‘進行訴訟的本人的、直接的利益’中……個人利益終究是與總體利益（即公共利益——筆者注）相對立的，因此，原則上任何個人如果在其中沒有任何個人利益，便不得‘唯一為了讓人遵守法律’而行使訴權、提起訴訟”。[5]英美法上雖然不存在抽象的訴權概念，但法律對原告提起訴訟的資格也有明確的限制。例如，美國聯邦憲法第3條要求，聯邦法院只有在存在事實和爭端”（CaseorControversy）的情況下才能對案件行使管轄權。美國的判例指出，原告資格的獲得以其受到事實上的直接損害為前提，[6]并且這種損害還被狹窄地界定在經濟損害的范疇。[7]綜上可見，盡管兩大法系的訴權理論有所差異，但在要求起訴者對訟爭案件具有直接的個人利益”方面是相同的。毫無疑問，傳統訴權理論在對社會公共利益進行司法保護方面是具有嚴重缺陷的。私益訴權理論只是適應了特定歷史時期社會需求（當時人類社會科學技術還不十分不發達，社會生產關系相對單純，個人尚不具備對社會公共利益造成嚴重損害的能力），以保護私人利益為中心的訴權理論在實踐中不會遭遇嚴峻的挑戰。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和科學技術的日益發達，個體對社會公共利益造成損害的能力大大增強了，這類大規模損害首先就發生在環境污染領域。在西方發達國家，自18世紀60年代蒸汽機的發明引發的工業革命以來，人類對自然資源進行了掠奪式的開發利用，大規模的開墾土地，采礦、砍伐森林，使得局部的自然環境受到嚴重破壞，同時，人類將環境作為天然垃圾場，肆無忌憚地向自然界排放廢棄物，造成了嚴重的城市和工業區的環境污染。到了20世紀60年代，環境污染成了西方發達國家面臨的最棘手的社會問題，在工業化程度最高的美國尤為嚴重。但與此同時，人們發現政府機構在環境保護方面卻經常無所作為，看來僅僅依靠行政力量難以有效遏制環境污染問題——這一方面是因為政府機構掌握的資源和信息有限，不能對環境污染行為作出及時和有效地反應，并且容易受到政治壓力；[8]另一方面，政府機構本身也可能違反法律規定，或者與特殊利益集團形成利益同盟，而實施錯誤的行為。[9]在這種情況下，要求建立一種作為行政執法的監督機制和補充機制而存在的環境公益訴訟制度的呼聲越來越高，人們在實踐中也開始嘗試用提起訴訟的方法迫使政府機構履行職責或者判令污染者停止污染。但是，起訴者經常會遭遇訴權問題的尷尬，因為按照傳統訴權理論，個人對社會公共利益因無訴的利益”而不能享有法定起訴權。20世紀60年代，美國學者對公共利益的訴訟保護機制問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一種新型的訴權制度即環境公益訴權制度由此誕生。1970年美國《清潔空氣法》率先規定：任何人可以以自己的名義對任何人包括美國政府、政府機關、公司或個人等提起訴訟。”受美國的影響，西方各國相繼確立了環境公益訴權理論和環境公益訴訟制度。二、環境公益訴權的基本內涵何謂環境公益訴權？目前并沒有統一、明確的定義。從西方國家來看，其中以美國為代表的英美法系有只重視實踐操作、而不重視抽象概念界定的傳統，因此并不存在明晰的環境公益訴權的術語。大陸法系受傳統的概念法學的影響有重視概念厘定的傳統，但由于他們主要局限于對訴訟法上抽象的訴權展開研究，從目前資料看未見界定環境公益訴權的著述。我國民事訴訟法學界的通說認為，訴權是指當事人在民事權益受到侵犯或與他人發生爭議時，請求法院進行審判以強制實現其民事權益的權利。”[10]目前國內研究公益訴訟和環境公益訴訟的著述已為數不少，但專門對環境公益訴權的內涵詳加研究和界定的亦不多見。我們認為，在界定環境公益訴權時，應當注意區別環境訴權和環境公益訴權兩個概念。事實上，環境訴訟可以分為環境私益訴訟和環境公益訴訟；[11]相應地，環境訴權也可以分為環境私益訴權和環境公益訴權。同時，在界定環境公益訴權時也不能忽視環境公益訴訟特殊的功能定位：首先，在環境保護方面，政府始終被假設發揮主導作用；其次，當政府怠于履行保護環境的職責時，應當允許特定的國家機關和普通公民提起行政訴訟來監督政府勤勉執法，也應當允許公民直接對污染者提起民事訴訟以填補政府職能的缺位。也就是說，環境公益訴訟并非保護環境的首要機制，而是作為政府履行保護環境職責的監督機制和補充機制而設置的。基于此，可將環境公益訴權界定為：國家機關、普通公民或公益團體依據法律的特別規定，在環境受到或者可能受到污染或破壞的情況下，為了保護環境公共利益，以有關侵害主體或行政機關為被告向法院提起訴訟的權利。環境公益訴權是公益訴權的一種，與傳統的私益訴權相比具有如下鮮明的特點：第一，環境公益訴權的主體具有廣泛性。環境私益訴權的主體總是特定的和相對的，即僅僅限于直接受到環境污染損害的單位或者個人，且他只相對于某個案件享有訴權。而在環境公益訴訟中，由于不要求原告以直接受到環境污染損害為起訴條件，訴權主體就呈現出廣泛性和多元化的特點。比較來看，各國享有環境公益訴權的主體主要包括三類：即檢察機關、普通公民和公益團體。其中，檢察機關作為政府的代表和公共利益的維護者，在各國都是最主要的環境公益訴權的主體。除檢察機關外，普通公民在一定條件下也可以直接提起環境公益訴訟。例如，美國存在一種叫做公民訴訟”（CitizenSuits）的制度，即普通公民依法對違法排放污染者或者未履行法定義務的聯邦環保局提起訴訟，要求違法者消除污染、賠償遭受污染損害公民的損失，或者敦促聯邦環保局履行法定義務、加強環境監管的一項訴訟制度。公民訴訟權在美國被視為一箱‘禁止權’（即禁止非法排污權）或強制措施；公民則被視為‘私人檢察官’，與政府的職能相對應而存在，在實施環境法規中發揮著重要作用。”[12]所謂公益團體（Non-ProfitOrganization），一般理解為持續性地從事福祉事業、保護環境、促進國際合作等各種社會活動的社會團體。在美國，公民訴訟的主角不是普通公民，而是一些全國性的公益團體，[13]這對我國環境公益訴訟的構建來說無疑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第二，環境公益訴權的目的具有公益性。事實上，賦予特定國家機關、普通公民和公益團體訴權的目的，正是為了為保護環境公共利益。所謂公共利益”（publicinterest），是一個與私人利益相對應的范疇，其典型特征就是具有社會共享性，這可以從兩個層面來理解：第一，所謂社會性，是指公共利益的相對普遍性或非特定性，即它不是特定的、部分人的利益。第二，所謂共享性，既是指共有性”，也是指共同受益性”，并且這種受益不一定表現為直接的、明顯的正受益”；公共利益受到侵害事實上也是對公眾利益的潛在威脅。[14]而環境，則是指影響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各種天然的和經過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總體，包括大氣、水、海洋、土地、礦藏、森林、草原、野生生物、自然遺跡、人文遺跡、自然保護區、風景名勝區、城市和鄉村等（《環境保護法》第2條）。環境具有不可分割性、相互影響性，當環境要素受到污染和破壞時不僅會損害個別人的利益，也可能對每個人、整個國家乃至整個人類的生存利益構成威脅，因此就具有了公益的色彩。保護環境公共利益，正是建立環境公益訴訟的目的之所在。第三，環境公益訴權的客體具有特殊性。權利客體是指權利主體的權利義務所指向的對象。傳統訴權的客體總是指向直接的侵權行為，但環境公益訴權的客體不僅包括環境污染和破壞行為，而且還包括政府環境保護機關的行政不作為。前者屬于環境民事公益訴權，后者屬于環境行政公益訴權，或者說前者對應環境民事公益訴訟，而后者對應環境行政公益訴訟。在大陸法系國家，環境公益訴訟甚至主要就是環境行政公益訴訟，一般不允許公民提起環境民事公益訴訟。英美法系雖然允許公民提起環境公益訴訟，但是往往實行訴前通知”前置程序。例如，在美國起訴人必須在起訴前將書面的起訴意愿通知”送交被主張的違法者及行政機關，在該等起訴通知送交之日起滿60日，起訴人方可向法院提起訴訟；多數州的環境法規還規定當政府部門在已在法院對違法者進行勤勉的追訴時，公民無權起訴。美國學者指出，訴前通知制度的目的是為了給政府部門和污染者一個糾正其違法行為的機會，從而排除公民訴訟，以減少法院的訟累。[15]環境公益訴訟制度的這種程序設計，是任何私益訴訟中都不曾出現的特有現象。三、環境公益訴權的理論基礎任何一種新型權利和新型法律制度的創建，不僅要有現實的迫切需要，還需要有足夠的理論支撐。在環境公益訴訟制度創建的過程中，各國先后提出了多種重要的理論學說，這些學說對于深化我國環境公益訴權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1.訴的利益擴張理論當事人是訴權的主體，只有適格的當事人才能享有訴權。在訴訟法學上，當事人適格理論的主要功能就是用來識別正當當事人，以保障訴訟在與訴訟標的有利益關系的法律主體之間展開，避免司法資源的浪費。傳統的當事人適格理論從實體法的角度出發，把當事人適格的基礎歸于原告對訴訟標的的管理權，認為凡實體法上的權利主體，就訴訟標的所涉及的權利或法律關系有管理權，都可以成為本案正當當事人……一般而言，私法上的權利或法律關系的主體，對于以其權利或法律關系為訴訟標的的訴訟，都具有訴訟實施權”。[16]反之，非實體權利主體不享有訴訟實施權。我國民事訴訟法第108條和行政訴訟法第41條將原告限定為直接利害關系人”，正是這一理論的體現。按此理論，檢察機關和公民因對空氣、水等環境要素不享有民法上的權利，因而也就無法享有和行使訴權。為破解檢察機關和公民提起環境公益訴訟的難題，學者們紛紛轉向了訴的利益理論。根據訴的利益理論，當事人對向法院提出的權利請求雖然沒有管理權，但只要具有訴的利益，仍然被認為是正當當事人。訴的利益雖然在早期一度被界定為私人利益，但也為其擴張到公共利益領域提供了理論支撐。例如，雖然美國早期的判例將原告的資格限定為現實的經濟利益受到直接的損害”，但美國聯邦第二巡回法院在1965年哈德森風景保護協會訴聯邦能源委員會（ScenicHudsonPreservationConferencev.FederalPowerComission）一案中指出：經濟利益上的損害并不是起訴者獲得原告資格的必備條件，起訴者如果能夠證明其在美學利益、環保利益以及娛樂利益上的特殊利益受到侵害，則就可以享有原告資格。[17]大陸法系的學者也有類似的觀點，例如西班牙訴訟法學家Calamandrer就認為，訴訟程序的實質目的，并不是事后去實現規范所首要保護的利益，而是首要實現那些相同規范所欲調節的生活利益。”[18]這樣，通過對訴的利益進行擴張解釋，就為檢察機關和普通公民提起環境公益訴訟消除了理論障礙。歐美國家的這一思路頗值得我國借鑒，我國完全可以以訴的利益擴張為理論基礎，對民事訴訟法和行政訴訟法相關條文略加修改即可建立環境公益訴訟制度。2.公共信托理論破解環境公益訴訟困境的第二個努力，是試圖直接從實體法上尋找理論根據。由于傳統民法理論認為，不能為人力支配的物（如水、空氣、日光等環境要素）不能作為所有權的客體，屬于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自由財產或無物主物，任何人無權對無主物均無權提出權利要求。如何突破傳統民法理論，建立環境公益訴訟的實體法根據呢？在英美法系歷史上長期孕育的信托理論適時登上了歷史舞臺。在英美法上，信托是一種以財產為核心、信任為基礎、委托為方式的一種特殊財產管理制度，同時形成了由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三方構成的信托法律關系。信托一旦有效設立，委托人轉移給受托人的財產就成為信托財產，信托財產上存在雙重所有權”：受托人對信托財產的權利被稱為普通法上的所有權”（LegalTitle），而受益人的權利則被稱為衡平法上的所有權”（EquitableTitle）。正是信托財產上奇特的雙重所有權”理論，催生了環境公益訴權的另一理論基石，即公共信托理論。1970年，美國學者**夫·薩克斯教授（JoseghSax）在《密執安法律評論》上發表了題為《自然資源法中的公共信托理論》的論文，在自然資源法領域創造性地提出了公共信托理論”（PublicTrustDoctrine）。他認為，水、空氣等人類生活須臾離不開的環境要素不是無主物，而是全體國民的共有財產。國民為了管理他們的共有財產，可以委托政府管理，此時國民與政府之間形成了委托人與受托人的法律關系，政府應當為全體國民包括當代人及其子孫后代管理好這個財產。[19]于是我們看到，根據公共信托理論，空氣、水等環境資源之上存在著雙重所有權”：首先，國家或政府作為受托人取得普通法上的所有權，同時負有為全體國民及其子孫后代的利益而管理、保護環境的義務。如果環境公共利益受到侵害，作為公共利益代表的國家檢察機關有權提起訴訟。（2）全體國民作為委托人和受益人享有衡平法上的所有權。如果國家或政府濫用權力、未盡善良管理人義務損害委托人利益時，國民作為受益人得提起環境公益訴訟要求政府履行義務；作為環境要素的所有權人，國民也可以要求侵害環境的人承擔責任。總之，公共信托理論的提出，在英美法上較為妥善地解決了公民環境公益訴權的實體權利根據問題。英美法上基于信托而產生雙重所有權的理論，與深受大陸法系影響的我國民法上一物一權”的觀念格格不入。但是，如果從理論研究的角度來說，公共信托理論在我國也并非完全不能引入。我國民法學界也有人主張突破一物一權”的傳統觀念，例如在國有資產的所有權問題上，王*明教授就認為存在雙重所有權”，即國有企業法人所有權與國家所有權并存，其依據是所有權排它性的核心并不在于同一財產的所有權主體是多少，而在于主體之間享有的權利是否相互排斥、矛盾，否則共有關系就無法解釋。在股份制企業中，股東與企業間共同享有同一財產的所有權的理由在于他們的權利之間并不是排斥矛盾的，而是共有。”[20]這種觀點使我們看到了我國引入公共信托理論的一絲曙光。3.創設環境權的理論與英美法系運用信托理論解決環境公益訴訟的思路不同，大陸法系國家遵循傳統的概念法學的思維，主張在法律上直接創設一種新型的帶有公益性質的實體權利——即環境權，來破除公民提起環境公益訴訟的理論障礙。通常認為，環境權是伴隨著環境危機的出現而產生的一種新型權利。呂*梅教授認為，環境權是指公民享有在不被污染和破壞的環境中生存及利用環境資源的權利。[21]從世界范圍內來看，有關環境權的討論始于20世紀60年代初。1960年，原西德一位醫生向歐洲人權委員會提出控告，認為向北海傾倒放射性廢物的行為違反了《歐洲人權條約》中關于保障清潔衛生的環境的規定，從而引發了是否要把環境權追加進歐洲人權清單的大討論。1970年，在日本東京舉行了有13個國家參加的公害問題國際座談會”，會后發表的《東京宣言》建議：我們請求，把每個人享有其健康和福利等要素不受侵害的環境權利和當代人傳給后代的遺產應是一種富有自然美的自然資源的權利，作為一種基本人權，在法律體系中確定下來。”1972年聯合國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召開了第一次人類環境會議，會議普遍接受了環境權的觀點，并在會議所發表的《人類環境宣言》中加以明確確認：人類有權在一種能夠過尊嚴和福利的生活環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條件的基本權利，并且負有保證和改善這一代和世世代代的環境的莊嚴責任。”但由于環境權具有內涵模糊性等缺陷，國際社會雖一度承認了環境權的存在，但是對其含義、內容等卻始終難以達成共識，另外對于法院直接根據環境權受到侵害而作出裁判存在很大爭議。因此，20世紀90年代以后的國際環境文件一般都不再提環境權，而是強調公眾在環境問題上有知情權、參與權和獲得法律救濟的權利，公眾參與理論從此開始進入人們的視野。4.公眾參與理論公眾參與理論跳出了公民起訴的資格或實體法根據的傳統思維模式，而是另辟蹊徑，從公民有權參與國家和社會公共事務的角度，以政治學上的民主理論來論證公民提起環境公益訴訟的正當性。民主（democracy）一詞最初來源于古希臘語demos和Kratia，前者的意指人民”，后者指統治”，合在一起意即人民的統治”。[22]盡管西方的各種民主理論都或多或少地論及公眾政治參與之于民主的重要性，但真正將參與作為民主的核心概念，強調參與對民主實現具有彌足珍貴作用的，當推以帕*曼和**弗森為代表所提出的參與式民主理論”。參與式民主理論以參與作為民主理論構建的切入點，他們認為國家與社會之間界限是模糊的，國家不可能永遠是受約束的不偏不倚的力量。事實上，就公共權力的本質而言，其具有自我擴展的傾向，權力應該受到限制。同時他們認為，由于國家不能與社會相分離，而要確保公民主體價值的實現，就必須建立有效的保障機制，而參與是這一機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參與式民主論者立足于現實的社會生活去闡釋民主，他們認識到了參與性社會”對于民主實現的重要價值，認為對自由的平等權利和自由發展只有在參與性社會中才能實現”。[23]公眾參與環境保護正是參與式民主理論在環境管理和保護事務中的延伸。按照參與式民主理論，環保領域應該容納公眾的參與，公眾參與是對政府環境監管權力行使的有效監督和補充。實際上，很多國家正式意識到了政府在環境保護中可能違法濫用權力的事實，才決心建立環境公民訴訟制度的。例如，在1943年紐約州工業聯合會訴伊*斯案中，美國第二上訴法院首創了私人檢察總長理論”，認為在出現官吏的違法行為時，為制止這種違法行為，國會可以授權一個公共官吏，例如檢察總長主張公共利益提起訴訟。同時，國家也可授權私人團體提起訴訟，制止官吏的違法行為；這象檢察總長的情況一樣，也有一個實際的爭端存在。憲法不禁止國會授權任何人，不論是官吏或非官吏提起這類爭端的訴訟，即使這個訴訟的惟一目的是主張公共利益也可以。得到這樣授權的人可以說是一個檢察總長。”[24]該判例為后來美國聞名世界公民訴訟”（citizensuits）制度鋪平了道路。作為英國民事公益訴訟制度的開拓性判例，丹-寧勛爵在麥可懷特案”（McwhirterCase）案中正是從這個角度論證的，如果有充分證據證明政府機關或權力機關濫用法律，致使數千人的臣民受到侵害，那么最終這些受害人中的任何人都有權訴諸法院要求執行法律，我認為這是一個重要的憲法原則問題。”[25]在當今世界，環境保護領域的公眾參與理論已經得到很多國家和一些列國際環境法律文件的承認。1992年，世界環境與發展大會通過的《里約宣言》宣告：環境問題最好是在全體有關市民的參與下，在有關級別上加以處理……各國應通過廣泛提供資料來便利及鼓勵公眾的認識和參與，讓人人都能有效地使用司法和行政程序，包括補償和補救程序。”完全有理由認為，公眾參與理論正在成為各國環境公益訴權理論最為重要的理論基礎。公眾參與環境保護的民主理論與我國的國家性質相符，與我國人民依法享有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的憲法精神亦能契合。我國憲法第2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環境保護法》第6條規定：一切單位和個人都有保護環境的義務，并有權對污染和破壞環境單位和個人進行檢舉和控告。”上述規定表明，在建立環境公益訴訟制度方面，我國并不缺乏憲法和實體法層面的法律依據，作為環境公益訴訟制度重要理論基礎的公眾參與理論，完全可以直接引入中國而不存在法律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