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隨著環境法管制政策導向的變化,市場機制成為各國解決環境問題的主要手段,其中環境稅正在被各國所重視并加以使用。在環境管制政策市場化的背景之下,我國學界對于環境稅也給與了前所未有的研究,但是我國的環境稅研究卻存在諸多缺陷,即對環境稅應有的有效性和合法性缺乏深入的探究。
【關鍵詞】環境稅,有效性,合法性
【正文】
環境稅逐漸成為稅法研究者和環境法研究者熱衷的熱門話題,但是根據現有的環境稅研究文獻來看(截至2006年12月20日,筆者在中國期刊網上以環境稅作為篇名檢索到146篇相關的文章(1979-2006),以環境稅作為關鍵詞檢索到423篇相關的文章(1979-2006)。),我國環境稅的研究存在不足,學界未能深入挖掘環境稅制度的有效性和合法性,具體表現如下:
1.“庇古稅”的精髓
從筆者掌握的現有文獻來看,幾乎所有的環境稅文獻在論述環境稅的理論基礎時,都會提到“庇古稅”,但是遺憾的是幾乎所有的研究文獻都毫無例外的遺漏了“庇古稅”產生實效的核心要素。
根據“庇古稅”的產生背景及其欲克服的問題來看,“庇古稅”旨在化解由于私人成本和社會成本存在差距所導致的社會不公,進而實現社會資源財富的最優分配。簡言之,“庇古稅”就是通過稅收的手段使得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盡可能相等,將社會行為產生的負外部性成本予以內部化。可見,有效的“庇古稅”包含著兩個重要的范疇和一個重要的前提假設,兩個重要的范疇分別是,一是私人成本,二是社會成本;一個重要的前提假設是只有在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相等的前提下,“庇古稅”才能產生最佳的制度效應。
按照“庇古稅”的前提假設所隱含的邏輯,最優的“庇古稅”定價應該等于私人成本和社會成本之間的差額,只有此種情況下,“庇古稅”才能夠將行為的負外部性成本完全予以內部化。如果“庇古稅”定價小于私人成本和社會成本之間的差額,那么“庇古稅”的內化功能及其激勵效應將被弱化,比如環境稅保護環境的效果就大大折扣;相反,如果“庇古稅”定價大于私人成本和社會成本之間的差額,其往往誘導違法行為的發生,比如過高的環境稅可能導致環境污染物的非法處置。
因此,就環境稅制度的具體設計而言,必須將“庇古稅”的兩個重要范疇和一個前提假設與現實生活有機結合,比如,針對我國環境稅制度的建設就不能一味的主張提高環境稅的稅率,合理的做法應該是環境稅定價應該等于私人成本和社會成本之間的差額,制定相應的環境稅稅率應該以此為指導原則,否則環境稅要么不能起到預期的調整社會行為保護環境的功效,要么導致破壞環境的秘密違法行為。遺憾的是我國現有的環境稅研究對此并未給與應有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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