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怎么看待城鄉財產分布不平等導致的收入分配的問題？

1. 社會成員之間的收入差距擴大

國際上，經濟學家們通常用基尼指數來表現一個國家和地區的財富分配狀況。這個指數在0和1之間，數值越低，表明財富在社會成員之間的分配越均勻。國際上通常把0.4作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線”。而在中國基尼系數從1981年的0.31提高到2001年的0.45，2002年的0.46，2006年的0.50，到了2009年基尼系數又上新高，已達到了0.63，顯著超過通常所說的警戒水準(0.4)，并且差距有進一步拉大的趨勢。

2. 城鄉居民之間收入差距過大

國家統計局2001年的統計資料顯示，當年度我國農民農民手中用來購買消費的現金只有1500元左右。而當年城市居民人均收入是6860元，是農民可支配現金收入的近5倍。到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導致經濟下滑對農民收入的影響遠遠超過了城鎮居民，2009年城鄉居民收入比由2007年的3.33﹕1擴大為3.36﹕1，絕對差距首次超過1萬元。若將城鎮、農村居民所擁有的福利及其實物補貼，如公費醫療、財政補貼、養老金保障、失業保險等也計算內，那么，城鄉收入的差距則會更大。

3. 地區之間收入差距過大

我國地區收入差距的擴大，相當一部分表現在東部、中部、西部的地區間差距上。1980年，東中西部地區的人均GDP比是1.8﹕1.18﹕1，1990年擴大為1.9﹕1.17﹕1，2002年進一步擴大為2.63﹕1.26﹕1。這說明1990年的東部與中部、西部的地區差距比1980年分別擴大了5.9%和5.6%，2002年比1990年又分別擴大了28.4%和38.4%。而2009年東部、中部、西部地區的人均GDP比是2﹕1﹕0.86。地區間人均GDP差距的擴大，說明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水平也在日漸增大。

4. 行業之間收入差距過大

行業之間收入差距擴大主要表現為有些壟斷行業收入分配過分向個人傾斜，使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總體上呈擴大趨勢。資料顯示：1987年我國收入最高行業和最低行業的工資比是1.38﹕1，1991年行業平均收入最高與最低水平相差1.55倍，到2002年這一差距擴大到2.99倍。而到了2010年，平均工資最高與最低行業相差已超過10倍。這說明我國行業間收入差距已經處在一個較高的水平。從1978年起至今，電力、煤氣、金融保險、房地產、采掘、地質勘探、煙草等行業成為國有經濟中收入水平增長最快的行業。這類行業的收入要比其它行業的收入高出2~3倍。

通過上網查閱相關資料和進行走訪調查，不難看出收入水平與其貢獻價值背離，壟斷行業人員的收入偏高，在調查中有著這樣的規律正式員工的工資大于合同工的，合同工的大于臨時工的工資，并不是按其貢獻價值給予報酬。而收入差距的懸殊在網上也有許多例子，比如2010年1月6日，有12個人在餐館吃掉36萬元，而有些山區的孩子吃口飯都不容易。某女明星在這里作秀賣烤肉串，結果她烤出來還帶著焦糊味的五串烤肉串被一個老板以17888元的天價買走，但是山區里的一些孩子卻因幾百塊錢的學費不得不輟學回家，過早的肩負起了生活的重擔。

二、收入差距對中國社會的影響

1. 收入差距影響經濟運行

居民收入差距的變化會直接影響到經濟的運行。收入差距有正常的收入差距和非正常收入差距的區別。改革開放初期，收入差距的拉開給經濟增長注入了活力。某種程度上說，是正常的收入差距的拉開直接帶來了效率的提高，這也更多地體現在微觀上收入差距的拉開對效率的刺激作用上。

但非正常收入差距的拉大卻會直接損害經濟的正常運行。即使是勞動收入之間的非正常差別，由于其產生于機會不均等和機制不健全，收入差別和勞動差別的脫節，不但不能產生效率，更會損傷勞動者和企業經營的積極性，進而影響到經濟的運行。

我們尤其要注意的是，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對經濟運行的影響。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如果一直擴大下去，必定會帶來城鄉發展的失調，必然會帶來經濟效率的損失，影響到整個經濟的正常運行。農業部最近做的一項關于沿海四省(廣東、江蘇、浙江、河北)的130個村、650戶的調查，在具有遷移意向的農民中，有78.8%的人愿意遷到城鎮去，只有13.5%的人愿遷到其他農村地區，另有7.7%的人愿遷往國外。而現在的政策卻壓制了農民普遍向往城市生活和到城市工作的愿望，使農民通過進城為自己找到生計的夢想難以實現。不少農民退而求其次，希望在鄉鎮企業找到工作。面對城市部門先進的裝備設備水平，鄉鎮企業只好在起步不久即采取資金密集策略與城市企業競爭，這就大大減少了其吸納農業剩余勞動力的可能。

2. 收入差距影響經濟增長

總體上說，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會對經濟增長產生一定的影響。微觀上收入差距的拉大，會帶來效率的提高，進而促進經濟的增長。而從宏觀角度分析，收入差距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主要通過其對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的影響體現出來。從目前情況看，一些人認為，收入差距的擴大抑制了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的擴大，造成了總需求的不足。有人則認為，收入越多，平均消費傾向越低，但這并不意味著消費絕對量的減少，消費絕對量是隨著收入水平上升而持續增加的。因此，平均消費傾向下降并不是由收入差距擴大所引致的，而是由收入水平上升所引致的。

3. 居民收入差距擴大影響社會穩定

保持基本的社會穩定是一個國家正常運轉和社會經濟正常發展的根本保證。就社會穩定本身的含義看，其是指社會要按既有的規則正常地有序地運行。我們還可以認為，社會穩定是經濟資源有效配置的重要條件;社會的穩定取決于許多因素，但經濟不平等往往會使社會上的一部分人或大部分人不滿，直至發生影響社會穩定的消極或越軌行為。

值得注意的是，城鎮居民中，下崗、失業人員等是城鎮低收入群體的重要組成部分。獲得就業機會以獲得收入，是保證生存下去的基本條件;在社會保障制度尚不健全的情況下，人們如果失去了就業機會，就會對基本的生存造成威脅。如果這種現象擴展下去，就會威脅整個社會的穩定。在“六城市問卷調查”中我們發現，下崗和失業人員、工人(包括非技術工人和技術工人)對生活狀況的滿意程度較低。從職業特征可以看出，具有消極社會心態人群的主體是一些社會弱勢群體及其高風險人群。

三、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收入分配政策發展

1. 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我國實行的是平均主義分配，這種收入分配格局無法對個人產生激勵作用，導致生產效率低下，而這反過來又制約了收入提高的可能性，結果導致了共同的貧窮。 甚至會發生大面積饑荒。

1978年，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第一次提出了要打破平均主義。鄧小平同志在1978年底提出：分配制度的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義的大鍋飯，要讓一部分人通過誠實勞動、合法經營先富起來。

2. 1984年召開了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在十二屆三中全會上，通過了一個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在這個決定中，第一次提出了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最終實現共同富裕。

3. 1987年召開了十三大，十三大報告指出：“我們必須堅持的原則是，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其它分配方式為補充，除了按勞分配這種主要方式和個體勞動所得以外，企業發行債券籌集資金，就會出現憑債權取得利息;隨著股份經濟的產生，就會出現股份分紅;企業經營者的收入中，包含部分風險補償;私營企業雇傭一定數量勞動力，會給企業主帶來部分非勞動收入，以上這些收入，只要是合法的就應當允許。”

關于分配制度和分配政策主要有兩點突破：第一次提出了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其他分配方式為補充。第一次提出了非勞動收入只要是合法的，都應當允許。

4. 1993年召開了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十四屆三中全會《決定》指出“個人收入分配要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體現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允許屬于個人的資本等生產要素參與收入分配。”

5. 1997年黨的十五大報告指出：“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允許和鼓勵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參與收益分配”。

6. 2002年召開了黨的十六大，在十六大報告里面，關于分配制度和分配政策主要兩個突破。

第一次提出了要確立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第一次提出了擴大中等收入的比重。

7. 黨的十七大上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創造條件讓更多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

以上就是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到現在，我國分配制度和分配政策的變化過程，從這個過程我們可以看出，從打破平均主義開始，到生產要素參與分配，我們分配的體制在一步一步地深化。其結果是打破了平均主義，調動了廣大勞動者生產經營積極性，促進了生產力的提高和人們生活水平提高。

四、縮小收入差距對策

1. 充分重視初次分配和再分配

許多外國專家認為，初次分配是由市場決定的，政府只能在再分配領域通過稅收和轉移支付縮小收入差距。然而，我國的實際情況是：即使在初次分配領域，政府的干預仍是顯著的，市場的作用是有限的。雖然經過30多年的改革，我國勞動力市場的行政性分割仍非常突出。例如，國企的工資形成機制很難說是市場化的，工人很少有通過談判進行博弈的權利;企業高管也不是競爭上崗的，他們的收入水平與其說是市場競爭的結果，還不如說是既得利益者自我決定的結果。因此，減少和弱化政府的干預是初次分配領域改革的重要任務。

再分配領域也有許多地方需要改革。首先是要進一步解決逆向再分配的問題，堅決杜絕“抽瘦補肥”現象，使收入再分配真正成為政府“抽肥補瘦”社會政策的有力工具;另外，在政府財力容許的范圍內，應加大再分配的力度，特別要在社保、醫療、教育等領域對貧困人群、農村地區和西部地區加大轉移支付的力度。

2. 關注收入分配和財產分配

30多年來，我國在收入分配領域發生了從平均主義盛行到收入差距過大的變化;同時，在財產分布領域則發生了從幾乎沒有個人財產到個人財產高速積累和顯著分化的演變。根據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課題組的研究，我國在2002年全國居民財產總額的基尼系數已達到0.55。財產分布的不平等越來越成為收入不平等的一個重要因素。這也是國家要求官員不僅要申報收入而且要申報財產的原因。

3. 實現相關信息的公開化和透明化

實現相關信息的公開化和明細化，這是進行監督的前提。比如，可把財政預算公開化和明細化，這樣，各項消費中的公、私界線比較容易劃分，預算外開支、“三公消費”(公務用車、公款吃喝、公款出國)問題能較容易解決，長期存在的工資制和供給制并存的局面也較易于克服，真正實現收入貨幣化的改革目標。

4. 杜絕權錢交易和官商勾結

我國已形成了一個高收入階層，對于那些通過權錢交易和官商勾結而富起來的人，除了觸犯刑律追究法律責任以外，則應通過改革割斷他們利用權力獲取收入和財富的途徑。除了杜絕官商勾結外，目前值得注意的一個新問題是如何對待官商之間的角色轉換問題。根據國際經驗，官商之間的角色轉換是可以的，當官之后可以當企業家，反之亦然，但有一條，就是不能同時具備兩種身份，也不能利用當官期間形成的利益鏈條隨后謀取商業利益。換言之，即使不同時具備兩種身份，也必須割斷兩種身份之間的利益鏈條。應該說，我國在這方面的運行機制是很不健全的，亟須規范化

5. 通過各種稅收縮小收入差距

目前社會上討論得最熱鬧的是房產稅、遺產稅和資源稅。這三種稅收各國的做法并不一樣，我們應根據國情加以考慮。遺產稅有利于解決財產和收入差距的代際傳遞問題;房產稅有利于遏制住房的投機和囤積行為，而且也有利于地方政府從難以持續的土地財政轉向可以持續的稅收財政;資源稅有利于克服相關管理部門把管理權變為所有權的行為，而且資源所在地的稅收分成有利于縮小收入分配上的地區差別。引進這些稅種，既要克服技術上的困難，更要克服既得利益的阻礙，也許后者比前者更為艱難。

6. 加強對壟斷行業的監管

解決壟斷行業的高額利潤問題：①對壟斷的范圍和壟斷價格等等加以限制;②提高一些壟斷行業的市場準入程度，引入競爭機制，縮小國家壟斷性行業的范圍，減小壟斷行業與非壟斷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 例如，電信業務;汽車工業③充分發揮《反壟斷法》的作用。

在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和年均9%以上高速經濟增長，中國經濟總量已經發生了顯著變化。但隨著CPI系數的增長，我國居民的實際收入卻呈現出負增長的趨勢。出現了社會成員間、城鄉居民間、不同行業間、不同地區間收入差距日益擴大的現象，使得國民收入分配格局陷入了一個困難的局面，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已成為一個凸顯的社會矛盾。過大的收入分配差距會引發一系列的經濟、社會問題。因此縮小我國居民收入差距，構建和諧社會勢在必行。政府應從法制、體制等多方面加強改革和監管，逐步縮小差距，實現共同富裕。

對于收入分配差距是一個國家在發展道路上必經的一個坎坷，而我們的國家和政府在這件事情有著一定的解決辦法，但是這個辦法實施起來需要時間，而不會馬上有效，是個循序漸進的過程，我們要相信國家和政府會解決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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