懸賞廣告是要約還是要約邀請

懸賞廣告，是不同于一般廣告的一種特殊廣告形式。它是廣告人以廣告的形式聲明對完成懸賞廣告中規定的行為的任何人，給予廣告中約定的報酬的意思表示行為。對于懸賞廣告的性質，我國理論和司法實踐多數意見都把懸賞廣告作為要約看待。因此，只要有人完成了約定的行為，合同即告成立，廣告人應依廣告支付報酬，否則應承擔違約責任及相應責任。

普通廣告屬于要約邀請，懸賞廣告屬于要約我們不妨通過以下比較著來說：

第一，含義上的區別：

要約是一方當事人以締結合同為目的，向對方提出條件，望對方接受的意思表示．辨證的講若對方變更了要約人的條件，則構成反向要約，原來的要約視為失效．

要約邀請是希望對方向自己提出要約的意思表示。可以這樣理解，要約邀請提出的不是具體條件而是意思表示（想法）。

第二，后果上的異同：

普通廣告基本上都是在價格數量質地都沒限制的范圍內希望對方購買（有意向則需要再談）屬于要約邀請。懸賞廣告一般是對指定行為的承諾，承諾的條件一定，要求對方行使特定的行為，對方只要完成則合同成立。

什么是懸賞廣告

“懸賞廣告者乃是以廣告方式聲明對完成一定行為之人給付報酬，而廣告聲明人對于完成此行為之人，有給付報酬之義務”。學界通常認為懸賞廣告有兩重含義：1．廣告聲明人做出了懸賞廣告的意思表示；2．不特定人或特定人按此意思表示做出了一定的民事法律行為。根據第二重含義，我們可以將懸賞廣告分為兩大類：

第一，對世性懸賞廣告：即廣告人對不特定人做出了懸賞廣告的意思表示。其典型特征是：廣告的相對方是不特定的或不確定的，而相對方也無法定或約定義務去完成該行為。人們之所以想去完成該行為，是為了獲得該懸賞或者是為了實現自我價值。如“賞10萬美金給首先游過英吉利海峽者”。不特定人看到此廣告后就可能有人為此做準備，而不論其目的如何。在此懸賞廣告中，其相對方是不確定的。

第二，對人性懸賞廣告：廣告人對某個特定人做出了懸賞廣告，盡管這個人可能并不會被廣告人所知悉，但他或他們卻是確定的。其典型特征是：廣告相對方是特定的或確定的，此時相對方有法定義務去完成該行為。生活中最典型的例子莫過于遺失物懸賞廣告，如：“有某年某月某日在某地撿到一個黑色皮夾者，內有銀行信用卡1張、本人身份證及工作證，酬金500元”。為什么相對方有義務去完成該行為呢？因為根據“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這一古老的原則，只要法律有明確的規定就應該受其約束。我國《民法通則》第79條第2款對此有明確規定“拾得遺失物、漂流物或者失散的動物應當歸還失主，因此而支出的費用由失主償還。”依一般法理，此條款為“應為模式”，且屬義務性規則中的命令性規則，即要求人們必須或應當做出某種行為，因此相對方有義務去完成該行為。另一方面，因為不可能每個人都同時占有遺失物，占有遺失物的人只可能是某個個體或某幾個人的共同體，因此能交還失主遺失物的只有一個，也就是說其相對方是確定的。

懸賞廣告的性質

關于懸賞廣告的性質，學界歷來就有爭議，大致主要有“契約說”和“單獨行為說”兩種理論。

“契約說”又稱之為要約說，它認為懸賞廣告人對于特定人或不特定人為意思表示為要約，相對人依此指定行為之完成為承諾，因此成立契約。相對人于此契約成立時，有報酬請求權。持此觀點者為臺灣學者胡*清、鄭*波以及大陸學者江-平等。

“單獨行為說”認為懸賞廣告是因廣告人一方的意思表示而負擔債務，在相對方則無須承諾，僅以一定行為之完成為停止條件。換言之，懸賞廣告人為意思表示并非要求相對方之承諾，其效力之發生僅以一定行為之完成。臺灣學者史*寬、王*鑒、梅*協等持此觀點。究竟是哪一種學說更能從“實質”意義上去解決現實生活中的問題呢？筆者不揣淺陋，試作如下分析。

若依“契約說”，按一般法理，訂立契約雙方之間必須有合意，即雙方之間必須有共同的意思表示。那么，沒有看到此懸賞廣告之人完成了廣告中所指定的行為，是否有權獲得報酬呢？“契約說”無法解釋這個問題，因為未看到此廣告之人與廣告人之間沒有合意。又依“契約說”之一般法理，締約雙方必須具有民事行為能力，那么無民事行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完成了廣告中所指定的行為，他是否有報酬請求權呢？“契約說”同樣無法解釋這個問題。而依“單獨行為說”，則能從根本上很好地回答上述問題。“單獨行為說”僅要求相對方做出一定的行為，而此行為的做出可以是在相對方不知情的情況下做出的，也可以是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做出的。事實上，“單獨行為說”還有以下優點：

第一，有利于維護交易安全。

任何民事法律行為，其最終要旨即為了維護交易安全，防止發生風險。依“單獨行為說”，懸賞廣告效力之發生依一定行為之完成，無須其它要素。“其關系明確，合于社會通念，對于交易安全實有助益”。

第二，有利于維護當事人的利益。

公平正義乃法的最基本價值，而保護弱者利益，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亦為當今世界各國法律所追求的價值趨向。若依“單獨行為說”，可以使不知有廣告之存在而完成一定行為之人、無民事行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因完成一定行為而享有報酬請求權，從而廣告人的目的可以更快地予以實現。反之，若依“契約說”，行為人完成一定行為于廣告知曉之前，因為不知有契約的存在而無法承諾，此時廣告人的目的無法實現；再者，若相對人行為能力欠缺，不具有締約能力，更無法發生債之關系，此時廣告人的目的亦無法實現；更有特殊情況，某些懸賞廣告的應征對象本身就是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如：幼兒繪畫大賽）。也許有學者提出此時可由其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代為承諾，然而“一定行為的完成”與“承諾”的主體畢竟不同，筆者以為不能依此方法為之。

第三，有利于吸收立法經驗。

依一般法理，法律繼承是新事物對舊事物的揚棄，它實際上是“一種批判，即有選擇的繼承，即在否定舊法固有階級本質和整體效力的前提下，經過反思、選擇、改造，吸收舊法中某些依然可用的因素，賦予它新的階級內容和社會功能，使它成為新法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如《大清民律草案》第879條所稱之立法理由便在繼承之列。

第四，有利于吸收國外經驗。

眾所周知，我國的立法體系采納大陸法體系，德國民法典乃大陸法系國家的重要模本。事實上，該法典將懸賞廣告單列一節，并與居間、互易、買賣、無因管理等債的關系并列，“從體系上免去了因被列于契約之內，而將懸賞廣告作為契約看待之滋擾。”該法典第657條規定：“以公告方式對實施一定行為，特別是對促成一定結果的行為懸賞的人，有義務向實施此行為的人給付報酬，即使此人系未顧及此懸賞廣告而行為的，也不例外。”由此可見，德國民法典將懸賞廣告性質認定為“單獨行為”當屬無疑。

第五，司法實踐中承認單獨行為說。

假使一個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或者一個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或者某人根本不知有懸賞通緝令的存在而予以舉報協助破案，那么他們對懸賞金是否有請求權呢？司法事務給予此一個明確的答復：只要行為人完成此舉報行為，則懸賞金請求權則盡歸行為人行使而不問行為人是否為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也不問行為人是否知道此懸賞廣告的存在。可見，司法實踐中是承認單獨行為說的，或者說是自覺或不自覺地應用單獨行為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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