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與此同時，土地管理法在頒布實施過程中仍存在許多問題有待完善。2004年8月，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一次會議通過了《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的決定》第二修正案，進一步完善了有關規定，總體立法存在滯后性，特別是對批準的界定而地方國土部門的監管職能，耕地數量嚴重下降，監管不力。土地管理法頒布實施過程中存在哪些問題？如何改進？

首先，地方政府是區域土地的管理者和審查者，也是土地征用的使用者和申請人，導致土地審批、隨意審批、占用耕地過程中的監管制度存在嚴重缺陷，但同時，他們擁有完備的土地使用權，地方政府的審批程序層出不窮。現行《土地管理法》對區域土地管理部門的經營權沒有明確的界定。國土資源管理部門隸屬于政府。干部任用由地方領導說了算。國土資源管理部門不能對同級政府的征地、用地進行監督，也不可能查處政府的違法行為。司法機關管理范圍廣、范圍廣，對政府征地行為的監督不夠（楊高玲、朱玉碧，2005）。只有把立法和監管放在同一個位置，建立一整套自上而下的土地監管機制，才能規范各級管理部門的行為。第二，《土地管理法》第三十一條指出：“國家實行占用耕地補償制度。經批準非農業建設占用耕地的，由占用耕地的單位按照“占多墾少”的原則，負責開墾相當于占用耕地數量和質量的耕地；耕地不能復墾或者不符合要求的，由單位按照省、自治區、直轄市的規定繳納耕地復墾費，專項資金用于復墾新增耕地。”即“占一補一”原則。在現實中，我們可以肯定，“占一補一”原則的直接后果是占用優質耕地，糧食產量絕對下降。由于土地肥力與區域質量存在較大差距，優質耕地的開發已經足夠深入。如果只按數量來衡量占用耕地的補償，特別是其他地方的補償，耕地的補償基本可以確定，單位面積土地的產量高應該比原來的耕地少。如果是公益性開發，原則上可以考慮“占一補一”，但如果采用相同的補償標準，則屬于非公益性開發，特別是商業開發，如房地產開發、高爾夫球場建設、商務區建設等，開發商在利益驅動下，很容易形成不可抗拒、無法彌補的優質耕地占用。目前，我國耕地數量嚴重下降，人均占有量和總規模均落后于世界100。作為一個人口大國和農業大國，耕地的異常減少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信號，直接關系到我國的糧食問題和國防安全。面對我國土地資源稀缺的現狀，更為嚴厲的土地征收政策和法律應該盡快實施，應該盡快頒布實施。第三，《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條規定，“被征收土地的，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給予補償。耕地征用補償包括土地補償、安置補助、地上附著物和苗木補償。耕地征用補償費為耕地征用前三年平均年產值的六至十倍；安置補助標準為耕地征用前三年平均年產值的四至六倍。但被征收耕地每公頃最高安置補助標準不得超過征用前三年平均年產值的15倍。土地補償和安置補助的總和不得超過征地前三年平均年產值的30倍。”問題是，因耕地流失造成的生產損失，難以按照上述補償標準的最高補償金額及時補償農民，使失地農民難以維持原有的農業收入。特別是在“政府定價”和“協調定價”中，沒有規定用哪一個標準來估算房屋的價值，農民應該得到的補償就大大減少了。據浙江省有關部門測算，按照目前杭州市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每人每月300元計算，現行的合法征地補償標準只夠農民維持8年的生活；如果他們參加社會保險，就不是保險費用的一半（李培軍，2004）。補償的初衷是維持農民原有的生活水平，但隨著社會經濟生活的發展，農民的收入也在不斷增加。以目前的靜態標準來估計未來的動態壽命，并不是一種發展和進步的策略。

第四，我國對土地占用造成的環境和資源問題的輿論和社會監督不夠。對于土地建設中的不規范甚至違法行為，媒體的報道僅限于披露，而忽視了進一步的跟蹤調查和監督。土地征收的利益驅動巨大，難以對違法者形成實質性的監督威懾。在整體管理中忽視了群眾資源，特別是與征地直接相關的農民參與。《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六條指出：“國家征用土地的，由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照法定程序批準后公告實施。”第四十八條“征地補償安置方案確定后，有關地方人民政府應當公告，聽取被征地農民和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意見，“這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農民的參與。但征地補償方案只有在公告通過后才告知當事人，補償方案確定后才征求農民意見，這否定了農民參與討論、協商和實施的全過程。因此，只有賦予公民特別是直接利益相關者足夠的決策權和監督權，實行多渠道、多形式的監督體系，才能從根本上防止亂象的發生。法制建設是一個逐步完善和發展的過程。對于處于快速發展期的農業大國中國來說，與土地建設相關的法律法規建設顯得尤為重要和艱巨。因此，要積極應對建設過程中遇到的諸多問題，盡快完善和完善現行法律中存在的各種問題，加快土地管理法的建設，加快法律制度特別是征地制度的創新和改革，才能真正加強土地管理，維護社會主義土地公有制，保護和開發土地資源，合理利用土地，有效保護耕地，促進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你知道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