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人身權?人身權案例有哪些?人身權損害賠償有哪些標準?下文做了詳細的介紹：

一、對現有侵權法的功能的分析與歷史回顧

綜觀侵權法的發展歷史，無論在古代羅馬還是在古代中國，最初對侵權糾紛都采用刑事制裁的方式，經歷了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后，逐漸發展到民事規制和刑事制裁并用，可以說羅馬法對私犯(侵權)行為的制裁經歷了私人報復--協議贖罪金--(罰金和賠償)混合訴--損害賠償訴這樣一個發展階段[1].侵權行為法發展到近代，由于過錯責任原則和自己責任原則這兩大原則的確立，侵權行為法在制度設計上漸趨理性，更能體現社會的道德要求。到了現代，隨著機器大工業的發展，新能源、新材料的開發與應用，人們之間交往的日趨頻繁，一些新的侵權形式隨之出現。尤其是在人身侵權領域，人們對人身權利的保障出現了更多更高的訴求。這就要求侵權行為法對此作出積極的反應以保障人們的合法權益。對此，有學者在總結了侵權法的發展歷史后對侵權法的功能作出了闡述，認為侵權法的功能主要在于對受害人的賠償。依照侵權法的性質，保護受害人的合法權益和使侵害人對受害人作出充分、合理的賠償應該是侵權法的基本功能[2].但也有學者認為，侵權法除了具有補償功能外，還具有保護和創造權利、維護行為自由、制裁與教育、預防與遏制等多項功能[3]，亦有學者認為侵權行為法主要具有懲罰、預防與補償三個主要目的[4].

綜合諸位學者的觀點，我國理論界主要確認了侵權行為法具有補償、懲罰、遏制、制裁、預防、教育、保護權利、損失分配等功能。筆者在這里簡要對上述功能作一一分析。"根據行為的不同主體，法的規范作用可以分為指引、評價、教育、預測和強制五種作用。任何社會的法，都有這幾種作用。"[5]侵權行為法作為私法的重要組成部分。理應具有教育、預防、保護權利等功能，似乎并不需要再將其作為侵權行為法的功能一一列舉。至于有的學者指出的侵權行為法具有懲罰和制裁等功能，筆者也認為值得商榷。結合侵權行為法的發展歷史，早期的侵權法確實有通過對侵權行為人實施以人身處罰或罰金以實現侵權法的震懾效用。但隨著侵權法的逐漸發展，其中帶有濃重懲戒色彩的部分內容從侵權法體系中分離出去形成了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刑法，由刑法擔負著懲罰犯罪、保護人民的重任。而發展至今的侵權行為法作為私法，則主要是為了保護平等主體之間的人身權利和財產權利。如果再繼續強調侵權行為法的懲罰和制裁功能，似有將公權力滲入私法領域之嫌，不利于侵權行為的發展，影響侵權法甚至整個私法領域的獨立地位，壓縮私法的生存空間，也為公權力順利地干涉市民社會的私人領域披上了合法的外衣，這種發展的結果是十分危險的，應該引起我們的警惕。同時，我們也可以試想，即使有通過剝奪財產和人身自由權利甚至人的生命的刑法的存在，尚且有人殺人越貨，鋌而走險，那么僅僅讓侵權人負擔損害賠償金的侵權法又如何擁有震懾侵權人和潛在侵權行為人的力量來實現它的懲罰和制裁功能呢?

此法與彼法之間的調整對象不同，調整范圍不同，保護的法益也有所不同。因此法與法之間的分工和所要達到的目的也不同。不能期望侵權法擁有這樣或那樣眾多的功能，如果在實際操作中難以或者根本不可能實現，反而會損害法律的尊嚴。因此，筆者認為，侵權行為法作為全面維護人身權利和財產權利的個體化救濟機制，理應不斷完善和加強其預防和補償功能，并在此基礎上發揮其利益平衡和分擔損失的作用，在財產權保護領域自不待言，尤其在我國的人身權利保護領域，其補償功能更應該加強。

盡管我國的侵權行為法有著悠久的歷史[6]，但現有的侵權法體系是從大陸法系國家繼受得來的，在體系的建構上，理念的更新上，內容的完善上值得進一步研究，在人身權利的保護領域上，我國侵權行為法是否實現了侵權法的補償功能，如何實現侵權法的補償功能，以及如何在體系外部與其他救濟機制相互配合，更好地實現侵權法的補償功能并積極拓展一些新的功能以適應社會的不斷發展，這些都將是本文下面所要討論的內容。

二、補償功能在侵權法人身權利保護領域中的體現

"解決私人之間的權利沖突的損害賠償是整個私法的核心內容。"[7]"損害賠償責任被認為是民事責任中最常用、最重要和最有效的責任形式。"[8]而侵權行為法作為民法的重要組成部分，就是通過對侵權行為人課以損害賠償責任，多數情況下讓侵權行為人以支付損害賠償金的形式來填補受害人的損失，通過讓加害人承擔過錯責任、公平責任甚至在一定情況下承擔無過錯責任，在加害人和受害人之間重新分配已經造成的損失，使受害人所受的損失轉嫁到加害人來實現法的實質正義和社會妥當性的目標。受害人在損失產生以后，最迫切需要的恐怕不是將加害人課以刑罰，而是力圖得到與損失大致相當甚或更高的補償來恢復到受害人以前的狀態以繼續個體的生活，對于人身損害來講，尤其是對那些重大殘疾之類的身體損害而言，不僅給受害人帶來巨大的生理和精神上的痛苦，而且也帶給其親屬無盡的傷害。在部分情況下，加害者的行為尚不構成被刑法懲罰之列。在這個時候只能讓加害人承擔損害賠償責任。盡管同受害者及其親屬的痛苦相比，金錢賠償永遠是不夠的，但考慮到資源的約束和身體組織和器官的不可替代性，面對現實，受害者選擇金錢賠償不愧為一種次優的選擇。由此可見，侵權法在保護人身權領域發揮著巨大的作用，侵權法補償功能實現的同時就意味著法律對人身權利保護的完整。

(一)人身權利的概念和性質

自然人的人身權，指自然人依法享有的與其人身不可分離、無直接財產內容的民事權利[9].從人身權利的性質來看，人身權沒有直接財產內容，是一種非財產權。盡管自然人的人身權沒有直接的財產內容，但它與財產權又有密切的聯系。在當事人的人身權利受到侵害后，通過侵權法讓加害人賠償當事人的損失，通常以支付一定數量金錢的方式。除此之外結合其他責任方式主要包括停止侵害、消除影響、恢復名譽、賠禮道歉等來共同實現侵權法的補償功能。由此可見人身權的非財產性對侵權法實現其補償功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我國現有法律對人身權利的保障

1987年1月1日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對侵權行為的定義、規則原則、侵權行為的構成要件、損害賠償責任等做出了相關規定。其中就有對人身權利保護的規定。由于我國迄今為止一直沒有制定出一部獨立的侵權行為法，民法典也還在制訂中，《民法通則》的相關內容就構成了保護人身權利的基本框架。繼《民法通則》之后，我國又陸續頒布了與侵權法有關的法律法規、司法解釋，其中最主要的包括《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產品質量法》、《道路交通安全法》、《醫療事故處理辦法》、《行政訴訟法》、《國家賠償法》、《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等等。這些法律法規和司法解釋在《民法通則》設定的總體框架下與《民法通則》共同構成了我國現行的侵權法的體系。因此這些法律法規、司法解釋有關人身權利保護的規定也同樣構成了我國侵權法關于人身權利的保障體系。與新中國成立之初相比，我國保護人身權利的法律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初見成效，以《民法通則》為主干構成了相對完整的體系。

(三)我國現有法律對人身權保障范圍的反思

隨著社會生產力的不斷發展，一些新的領域也出現了較為廣泛的侵權形式。我國立法機關也制定了一些相關的法律法規來規制這些行為。但是由于法律的規定存在諸多問題，受害人在受到侵害后，損失無法得到相應的補償，侵權法的補償功能沒有能夠很好地實現。同時，由于目前人們的物質生活得到較大的滿足，人們對個體存在的價值有了更多更新的認識，已經開始逐漸理性地關注和認識個體的人格權益等非財產性權益。這些權益遭到侵害后往往會導致受害人的社會評價降低，造成受害人精神上的緊張和痛苦，由此帶來的負面效應比受害人財產上的損失更大。但由于我國傳統的侵權法忽視對人格權益的保護，或者只規定一些一般性的條款，用語模糊不利于實踐操作，或者重視規定義務條款，忽視責任條款，造成法律雖然要求侵害人應該對其侵權行為承擔責任但由于責任條款尤其是如何賠償等條款的缺失使得受害人往往得不到合理的補償，尤其在傳統的人身權保護領域此種情況更是屢次出現。下面逐一對這些出現的侵權領域以及人身權的保護進行探討，初步指出我國法律在這些領域保護人身權的不足之處以及改善措施。

1.產品侵權責任領域

在我國，對產品責任進行規制的法律主要有《產品質量法》和《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早期頒布的《民法通則》也就產品責任作出了簡要的規定，但在一些問題上存在偏差[10]，縮小了產品責任的保護范圍。在實際生活中出現了許多侵權行為得不到法律的規制，消費者因產品質量侵權所遭受的損失得不到補償。隨后頒布的《產品質量法》在一定程度上糾正了《民法通則》在法律規定上的疏漏，并且引入了"缺陷"這一概念，將那些雖然符合產品制造者所設定的標準，但在實際上已經造成他人人身、財產傷害的產品納入侵權法的管轄范圍內，使受害人得到合理的賠償，同時《產品質量法》增加了訴訟期限，使受害人能夠在更加寬余的時間內充分行使權利，這無疑增加了受害人得到補償的可能性。但是，《產品質量法》尚未明確規定產品缺陷的內涵、外延以及缺陷的判斷標準，由此導致"產品"的范圍過于狹窄，當事人在受到侵害后無法援引《產品質量法》保障自己的權益。鑒于此，筆者認為應該擴大產品范圍，從廣義上理解"產品"的含義，以此更好地將侵犯消費者的案件納入到《產品質量法》的調整范圍，切實落實侵權法的補償功能。

2.醫療事故中的侵權行為

"醫療事故是指在醫療過程中，由于醫護人員的過錯，造成意外的事故或災禍，其結果是造成病人的死亡、殘廢、組織器官損傷或功能障礙。"[11]對于由于醫療事故引起的相關醫療責任的性質，目前主要存在兩種觀點。一是法條競合說，認為債務不履行即違約責任只是違反權利不可侵犯之一般義務的一種，只發生契約上的請求權。二是請求權競合說，認為醫療事故發生后，受害人可以就違約請求權和侵權請求權選擇一種來行使。筆者認為醫療責任是違約責任和侵權責任的競合責任，在我國目前的法律體制下，受害人選擇侵權請求權能更好地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12].

除了產品侵權和醫療事故領域侵害人身權利外，尚有工傷事故、道路交通事故等領域侵害人身權，并且規制上述領域的法律法規都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但將這些問題綜合起來看主要存在這樣相同或相似之處，筆者認為，一是補償范圍過窄，此處的"范圍"主要應該包括接受補償的主體的范圍和補償受損權益種類的范圍。二是補償金額偏低，往往達不到全面、充分地補償受害人的標準。對此，筆者認為，應該擴大補償范圍與額度，變現有法律的一次性賠償為一次性賠償與定期賠償相結合的方式，擴大因侵權行為造成的可期待的間接損失的范圍。除此之外，還有一個重要問題就是人身權利受到損害后的精神損害賠償問題。

3.與保障人身權有關的精神損害賠償問題

精神損害賠償問題一直是困擾我國立法和司法界的重要問題，圍繞應不應該確立精神損害賠償制度，以及在哪些領域適用精神損害賠償，精神損害賠償的標準和金額，專家學者們展開了激烈的討論。同時，隨著社會文明程度的提高，法律意識的增強，人們對自身精神利益的自我保護意識也在不斷增強，所以近年來，在人身損害賠償案件或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中，經常有受害人提起精神損害賠償的要求，要求賠償的數額也逐漸增大。由此也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盡管法學界對于精神損害賠償制度一直存在爭議，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達成了共識：給予適當的精神損害賠償是完全有必要的[13].對此，我國的有關司法解釋對精神損害賠償作出了一些規定。

2001年2月頒布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確認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在一定程度上對精神損害的構成要件以及賠償范圍和賠償標準作出了規定。對此，我國的一些學者對該解釋持贊揚態度，認為該解釋從立法上確認了我國的精神損害賠償制度[14].筆者對此表示同意，該解釋確實開創了我國精神損害賠償制度的先河，但該解釋仍有不少缺陷，如其規定的賠償范圍仍然過于狹窄，賠償的金額太低，對于因行政行為或司法行為造成的精神損害也沒有規定是否應該予以精神損害賠償;致人死亡的，只以死亡賠償金的方式予以精神損害賠償，而結合社會實際情況，當地的死亡賠償金的最高金額仍然偏低。并且該司法解釋以及隨后2003年12月實施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確認案件若干問題的解釋》都沒有對國家賠償案件中是否適用精神損害賠償作出規定，由此可見我國國家賠償案件中欠缺精神損害賠償的適用。由于這一規定上的欠缺已經有受害人的合法權益沒有得到很好的維護(比如2005年湖南發生的佘*林案)，因此，應盡快加強立法，彌補這一制度規定上的缺位，更好地實現侵權法的補償功能。

誠然，在中國目前的立法中，精神損害賠償偏低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但筆者認為，在目前中國社會的發展情況下，補償金額不足是比較正常的現象，它是與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聯系在一起的。至于有學者主張應該學習西方發達國家將補償額度定得很高，筆者認為是不足取的。因為那樣會造成新的心理沖擊和不良的社會影響，從而導致新的社會公正的失衡，進而破壞社會的穩定，因此是不可取的。目前應該采取的首要措施是擴大精神損害的賠償范圍，使在大多數情況下受害人精神利益的損失都能得到賠償，并在此基礎上適當提高賠償金額。通過以上對我國保護人身權法律領域的梳理，我們不難發現，盡管我國已經初步建立人身權保護的法律體系，但仍然不能很好地保護受害人的合法權益。這一方面表現在侵權法在現有的制度設計上存在問題，一旦出現侵害人身權的行為，要么因為目前的法律沒有明文規定而無法要求侵權者承擔責任，要么因為賠償標準偏低以致無法完全補償受害人的損失。這些問題的解決主要在于侵權法內部的不斷完善。另一方面表現在侵權法沒有很好地和其他救濟機制(如社會保險、社會保障)相互配合。這些問題的解決主要在于侵權法從外部的不斷拓展。下面重點探討這一問題。

三、侵權法與社會保險等救濟機制的關系

如前文所述，傳統的侵權法在保護人身權利方面存在著當事人雖然遭受損失但無法通過侵權法獲得完全補償的問題。并且如果社會個體在社會生活中并非因為過錯而給他人造成損失，但根據自己責任原則也應該承擔賠償責任，就會限制社會個體的活動自由，不利于人的全面發展。同時，作為市場主體的企業如果動不動就需要承擔雇主責任，工傷事故、產品質量等責任，并為此支付高昂的賠償金，也將會使企業在經營中畏首畏尾，或者干脆從某一生產領域退出甚至關門大吉。這些都最終將影響到社會經濟的發展。

(一)社會保險制度的產生

正是基于上述的原因，將單個企業的責任分擔到整個社會而不是企業內部的責任保險制度出現。這樣，雇主向保險人繳納保險費，一旦出現了工傷事故，就直接由保險人向受害勞工賠付，省卻了雇主的事故處理成本，減少了雇主的事故費用支出。雇主就可以集中精力和財力發展生產了。這種制度出現后逐漸盛行，并成為20世紀處理工業事故的主要方式。同樣，產品責任和保險制度的建立，減輕了產品責任給企業帶來的巨大有時甚至是致命的經濟壓力，因為中小企業會因一兩次產品責任的承擔而倒閉。對于消費者來說，面對一個倒閉的企業，再大數額的賠償判決也只能是一紙空文。產品責任保險制度的建立就可以將這種損失分攤于全社會之中而不是單個的受害者，又可將保險分攤于制造者、銷售者之間。同時在道路交通安全領域，駕駛員也可以繳納一定數額的保險金，交通事故出現以后直接由保險人向受害者提供賠償從而免除了駕駛員的賠償責任。由此可見，責任保險的目的就是解決因侵權行為產生而侵權法卻不能很好解決的社會問題。我國在2003年4月頒布的《工傷保險條例》，填補了我國在工傷保險領域的法律空白，該條例規定，我國對各類企業均實行強制的工傷保險制度，一旦發生工傷事故，即按照該條例的規定由工傷保險金對受害職工進行相應的補償，在獲得保險賠償之后，其仍然可以單獨提起侵權之訴請求獲得賠償。另外《道路交通安全法》也規定了保險條款。社會保障制度也是由西方福利制度發達的國家最先提倡，意圖通過建立龐大的資金來源網絡來救濟受害者或者為潛在的受害者提供一筆數量可觀的資金為可能發生的損害做好準備。

(二)社會保險制度對侵權法補償功能的積極影響

由于保險賠償的迅速性、舉證責任的簡單性、補償功能的明顯性，以及社會保障制度救濟的廣泛性，都恰恰切中以過錯責任為主導的侵權行為法存在的時弊。于是，一些學者高呼侵權行為法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危機，責任保險制度大大削弱了侵權行為法的功能。有學者認為責任保險直接對侵權法的原則及功能造成沖擊，責任保險制度對整個侵權法造成了功能性損傷[15].所謂侵權法的危機，指的是20世紀70年代出現的侵權法的部分領域被其他制度所替代的現象[16].而筆者認為，侵權行為法并沒有出現上述學者所說的危機，侵權行為法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體系龐大，內容豐富，任重而道遠[17].侵權行為法不但沒有沒落的跡象，而且正處于巔-峰狀態，扮演著空前重要的角色[18].責任保險制度的出現，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一些侵權行為法的傳統功能，比如制裁、抑制等功能，但正如前文所述，這些并不是侵權行為法的主要功能。即使沒有責任保險制度的出現，侵權法為了適應社會的發展而逐漸淡化這些帶有公法色彩的功能也在所難免。筆者認為，侵權行為法主要的功能應該是補償，是使受害人在遭受損失后能夠迅速有效地得到賠償，這才是侵權行為法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

保險制度的出現，不僅沒有削弱侵權法的補償功能，反而應該將其看做是對侵權法補償功能的加強。這是因為保險制度具有天生的寄生性，使得其不可能脫離侵權法制度而獨立存在，因而不可能削弱侵權法的功能，并且從保險責任的運作來看，責任保險是建立在侵權責任的基礎之上的，保險人是否賠償以及賠償多少都取決于被保險人是否構成侵權。沒有侵權法做基礎，就不會有保險責任。正因如此，這種保險本質上是寄生的，在投保人侵權責任得到證明以前，任何賠償都得不到支付[19].而且并不是所有潛在的侵權人都參與了保險，在他們沒有參與保險的情況下，受害人仍需根據侵權法有關規定要求加害人承擔賠償責任。至于社會保障制度，同樣也是對侵權法功能的實現起到輔助作用。社會保障是針對全體社會成員的，由于資金的有限，它只能維持較低的保障水平，很難完全補償受害人的損失，并且社會保障能夠發揮作用的領域也是極其有限的，比如社會保障制度對侵害名譽權、隱私權等人格權利就無能為力。

四、侵權法調整范圍的拓展和一種新體制的建立

綜觀20世紀侵權法的發展，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逐漸加強對人身權利的保護[20].侵權法的發展也應不斷適應社會經濟的發展，只有一方面從內部不斷加強制度建設，另一方面與其他保障制度相互配合協調，拓展自己的調整領域，才能應對所調整的領域被其他救濟體制占領的危機。如上文所述，侵權法最重要的功能是補償功能，通過補償功能的實現將因侵權產生的損失在侵害人、受害人以及潛在的侵害人和受害人以至整個社會之間合理地分配。但侵權行為法也應以補償功能為基礎適當拓展其調整領域，并且為更好地實現補償功能，應謀求建立一種更加科學的救濟與保障體制。

(一)侵權行為法調整范圍的拓展

進入21世紀以來，網絡信息技術和生物技術隨之出現并且其發展呈現出日新月異的趨勢，由此產生了一些新的人身權益需要侵權法的保護，比如隨著人類基因圖譜的破譯，個人的基因信息是否屬于隱私，如果受到侵害侵權法應當如何予以保護。隨著網絡世界的來臨，利用網絡侵害他人人格權的例子已經屢見不鮮，現有的侵權法在規制這些行為時已顯得力不從心，急需侵權法進一步完善，進一步擴大其調整范圍和功能。

(二)一種新的綜合救濟體制的建立

綜合全文對我國侵權法保護人身權領域的考察，我國現有的體制主要由侵權行為法的賠償條款、社會保險(主要存在于工傷保險、醫療保險、道路交通保險領域)、社會保障組成。綜觀本文在侵害人身權的幾個典型領域的論述可知，我國法律在侵權行為的事后救濟上，受害人的損失得不到及時、全面的賠償，侵權法的補償功能沒有很好地實現。

在我國現行保護自然人個體的體制中，當因某種事故發生人身傷害時，如果最終被法官認定為侵權行為，加害人就需要賠償受害者的損失，主要以向受害人支付金錢的方式。如果出現了一些類型化的事故，比如工傷事故，就通過責任保險制度，使受害者的損失分擔于潛在的加害者群體(如雇主)，但賠償額一般較抵，如果受害者在上述三種情況下都得不到賠償，那么損失最終只能由受害者個人分擔。由此可見，在已經類型化的侵權制度補償領域，受害者可以得到補償，在沒有設立的領域，受害人很有可能由于加害人的無力給付而無法得到補償。同時，由于一般損害賠償、社會保險、社會保障制度并存，各制度之間會出現給付不平衡的現象，主要是指遭受同樣傷害卻因應受哪種制度的給付不同而產生給付內容上的差異。

由于以上種種問題的存在，為了更好地實現侵權法的補償功能，筆者建議應采用日本學者加藤雅信教授提出的綜合救濟體制[21].加藤教授這一理論的主要內容是：設立"綜合救濟基金"，以基金的積累來對社會中所有遭受侵權行為的受害者進行救濟。基金主要有機動車賠償保險金、工傷事故保險金等潛在的加害者群體籌措的危險行為征收金，醫療保險金等受害者群體籌措的款項、受害者基于損害賠償金請求權向加害者求償的款項組成。由于設立了這樣的基金，給付可以一體化地進行，既可以避免某些事故的受害人得不到救濟，也可以消除制度之間給付上的不平衡。除特殊場合之外，損害的負擔被分散，因此不會產生負面效應[22].綜合救濟體制主要將焦點放在受害者的救濟這一點上，因而傳統的侵權法的制裁等功能并沒有得到重視，但這符合侵權法的發展趨勢。綜合救濟體制的提出很好地解決了現有的損害賠償制度無法很好實現侵權法的補償功能的現狀，將對受害者的補償完全納入基金涵蓋的范圍，可以說是一種很大的突破。當然，隨著綜合救濟體制的提出，一些批判也紛沓而至。如有學者認為這種制度的運作需要消耗巨大的成本，受害者可能因為基金的存在而喪失追討加害人的積極性，也有學者認為基金的建立可能會使侵權的責任意識更加單薄等等。但筆者認為，綜合救濟體制是針對現有單純的損害賠償制度的不足而提出的，是一種對未來體制建立的設想，或多或少帶有一定的終極色彩。因此，以現存制度的理論缺陷為前提來判斷理解綜合救濟體制是不能很好地探究其真意的。綜合救濟體制的構建正是使得侵權行為法具有較強的前瞻性以更好地應對未來侵權領域的不斷擴大，并且首先確保受害人的損失能夠得到彌補，更好地實現侵權法的補償功能。

五、結語

通過對我國人身權保護領域的考察，盡管侵權法的補償功能在我國侵權法體系中有很大的體現，較之以往也有了很大的進步，但是仍存在不少問題，補償功能沒有很好地落實。對此，我國侵權法應同時從內部不斷完善和從外部與其他救濟機制相互配合，以充分實現侵權法的補償功能。最后，一種綜合救濟體制的建立是對侵權法在保護人身權利方面的發展趨勢上的一種設想，多少帶有一定的理想色彩，但它并不失為對我國侵權法的深入研究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