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罪刑法定原則，這是我國《刑法》規定的基本原則之一，同時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則。當然罪刑法定原則主要的內容是在司法適用上面，那么罪刑法定原則的司法適用究竟是怎樣的呢?請跟隨律霸小編一起在下文中進行具體了解。

刑事立法上的罪刑法定原則要付諸實現，有賴于司法機關實際的執法活動。這種執法活動所貫穿的“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法制原則，正是罪刑法定原則對司法活動的基本要求。沒有進入實踐的罪刑法定只能是一紙空文，我們不能僅僅停留在立法成功的喜悅中。罪刑法定原則的實施，有了立法成功的大前提只是剛剛起步，真正的大量的實踐活動卻是廣大民眾在思想上接受并以之為行為的準則，以及司法者在執法觀念上準確掌握并不折不扣執行的行為。從我國的司法實踐來看，切實貫徹執行罪刑法定原則必須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1、正確把握罪刑法定原則在司法適用中的認識。這主要表現在：

(1)對刑法的幾個基本特性了解的欠缺導致了對罪刑法定的誤解。比如刑法的最后性，它是指刑法在干涉社會生活時，在法律體系的調整上處于其他的法律調整之后，用以彌補其他法律的調整不足或不能。因其最后性決定了它的懲罰的最嚴厲性，成本的昂貴性，它斷然規定某些行為完全禁止，沒有回旋的余地。因此，在是否適用刑法時，必須考慮其他法律調整適用的可能性。又如刑法的相對性，它是指刑法在懲罰犯罪、預防犯罪方面的作用本身具有程度上的局限性、非根本性，以及刑法在這個方面的作用的有效發揮程度有賴于社會其他政策、制度和法律的配合。刑法的這兩個特性要求我們遇到社會問題時，要改變那種用刑法解決一切問題的傳統思路，要考慮先適用行政、民事和經濟等其他社會調控手段;樹立罪刑法定原則是現代法治社會的必然要求也是刑法本身的內在要求的新觀念。

(2)對罪刑法定原則的價值內涵的忽視。對于中國來說，罪刑法定主義是舶來品。雖然中國自古就有很完備的刑事法律體系，但由于宗教家庭倫理道德被視為法的最高價值，倫理道德價值代替了法律價值，倫理評價統帥了法律評價，立法和司法都以倫理道德為轉移，由它們決定取舍。另外，中國傳統文化完全不承認個人的存在，在這種本位文化中，社會整體利益總是要高于個人利益。新中國成立后經濟上高度集中的計劃體制，政治上實行的中央集權制，整體主義的價值觀又再次得以強調，從而支配了社會的方方面面，而這種社會本位的價值觀和罪刑法定主義所體現的個人本位的價值觀是相沖突的。雖然隨著社會的發展，罪刑法定原則的確立在我國成為了一種必然和現實，但是對罪刑法定之中的價值內涵卻被很多人有意無意地忽視了。有學者認為在中國古代刑法中即存在著罪刑法定主義，它伴隨著春秋戰國時期公開頒行成文法而產生，并逐步發展成為系統的理論。這種觀點是認為只要存在著完備的刑法規范就是實現了罪刑法定。而這就使得人們對立法的期望很高，認為只要有完備的成文法就能在司法實踐中貫徹罪刑法定原則。這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立法卻有其無法擺脫的有限性，因此一旦出現了刑法沒有規定為犯罪的危害社會的行為，就難免會使人對罪刑法定的合理性產生懷疑。事實上，罪刑法定主義不僅是一定的法律形式，更重要的是其所昭示的限制司法權、防止司法擅斷、保障個人自由的價值內涵。(3)對刑事司法中司法機關的自由裁量權的模糊認識。這主要表現在由于過去絕對罪刑法定主義的觀念影響，人們甚至是部分司法人員認為罪刑法定不可能和司法裁量權共存;實踐中還有出現司法解釋侵入立法領域的現象，這也給公眾造成了一種誤解，認為在刑事司法中是無法貫徹罪刑法定原則的。

2、正確進行司法解釋。對于刑法規定不夠明確不夠具體的犯罪，司法機關通過進行司法解釋，指導具體的定罪量刑活動，這對于彌補立法之不足，統一規范和指導司法實務，具有重要意義。但是，進行司法解釋不能超越主體之權限，無論是擴大解釋，還是限制解釋，都不能違反法律規定的真實意圖，更不能以司法解釋代替刑事立法，否則，就會背離罪刑法定原則。

3、規范在刑事司法領域黨的領導及人大的監督，使之符合公開公平公正的法治原則。我國憲法明確規定了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同時根據法治的原則規定了司法機關獨立司法、不受任何社會團體的干涉。因此如何解決兩者之間的關系，根據法治的原則，在刑事司法領域明確規范黨的領導和人大監督的方式，使罪刑法定這一原則得以在刑事領域貫徹實施，已經成為當前我國司法制度的重要問題。其表現如，“嚴打”這一刑事政策，“嚴打”要求從重從快，必然導致輕罪重罰、斷案倉促草率等弊病，嚴格來說就是對罪刑法定的踐踏。

4、以國家制定法的形式通過對勞動教養的立法，并將其納入法院的審查范圍。勞動教養與罪刑法定原則的沖突是對勞教人員的限制人身自由，往往不夠定犯罪的違法人員受到的懲罰比一些構成了犯罪的人還重。因此，勞動教養的廢除已迫在眉睫，在今后的立法中，應該以國家制定法的形式通過勞動教養的立法，將其納入法院的審查范圍。

5、提高司法人員的綜合素質，規范法院審判委員會在審判中的地位和作用。罪刑法定在司法中是否得到貫徹實施，最后一個環節，當然是法院的審判制度和法官的執法。因此規范法院內部的審判體制、提高司法人員的綜合素質是保障罪刑法定原則的關鍵一環。法院的當前審判實踐中，審判委員會有至高無上的地位起最終決定的作用，因此導致“審理案件的是一批法官，而最終判決的是另一批法官，他們做出判決的根據僅僅是先前審理案件的法官的短暫的匯報，形成了所謂的審者不判、判者不審的局面”。在罪刑法定原則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之后，最終其是否得以維護，就取決于判案的法官了。當前，一些法官綜合素質還不高，他們或多或少的存在上述對于罪刑法定的一些錯誤、模糊認識，他們部分人對79年刑法中的類推制度仍有深厚的“感情”，戀戀不舍，如他們定性的“單位盜竊案”、“男性賣淫案”、“虛假炭疽郵件案”等等，都涉嫌類推定罪。因此，全面提高司法人員的綜合素質，解決他們對罪刑法定的模糊認識，使他們成為自覺維護罪刑法定的法官，已經成為當務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