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訴案件，亦即刑事公訴案件，是指由各級檢察機關依照法律相關規定，代表國家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責任而提起訴訟的案件。

“當事人”是指被害人、自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附帶民事訴訟的原告人和被告人，明確賦予了被害人的當事人地位，并且“從保障人權和健全法制的高度，對被害人的訴訟地位、訴訟權利，以及合法權益的保護都有新的規定。”(注：程榮斌：《從保障人權的高度規定的被害人的訴訟權利》，《政法論壇》，1996年第4期。)應當說，該法對被害人訴訟權利的規定是比較符合我國的國情的，但從應然的角度來看，這些規定仍沒有真正體現被害人的當事人地位，難以全面地保護被害人的合法權益。本文擬對國家追訴犯罪的權力與被害人控訴犯罪的權利、被害人的訴訟權利與被告人訴訟權利兩個方面進行比較，藉此對公訴案件中被害人的法律地位進行剖析和評價。

一、保護國家利益和保護被害人利益應當兼顧，國家追訴犯罪的權力與被害人控訴犯罪的權利應當互相制約

對刑事訴訟的歷史作一回顧，不難發現被害人地位的歷史變化軌跡，它經歷了一個由高到低再逐漸提高的辯證否定過程。原始社會是人類社會的最初歷史形態。那時，殺害、傷害等犯罪行為只被單純地認為是對被害人個人利益的侵犯，允許被害人及其親屬通過血親復仇的方式依照習慣懲罰侵害人，此時被害人實際處于懲罰執行者的地位。在國家和法律產生之初的奴隸社會初期，其懲罰執行者的地位轉而成為刑罰執行者的地位。奴隸社會發達時期，隨著階級的分化和對立，國家職能逐漸加強，國家審判逐漸產生，刑事訴訟在此時基本上實行控告式訴訟，奉行“無告訴即無審判”、“沒有告訴人就沒有法官”的原則，(注：張仲麟主編：《刑事訴訟法新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8頁。)被害人處于原告地位，國家只是被動追究犯罪。至封建社會，階段斗爭日益復雜和尖銳，統治階級開始認識到犯罪不僅是對被害人利益的侵害，更是對國家利益的危害，而原始控告式訴訟已不適應統治階級統治的需要了，于是糾問式訴訟應運而生。對犯罪尤其是侵害國家利益的犯罪是否起訴，已經不完全取決于被害人的意志，國家開始主動追究犯罪，但這并非完全排除被害人作為犯罪起訴者的訴訟地位，大多數侵害公民人身和財產權的犯罪依然由被害人起訴。(注：郭建安主編：《犯罪被害人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9頁。)簡言之，在奴隸社會發達時期和封建社會，被害人仍然享有較大的訴訟權利，處于犯罪起訴者的地位。

從十五世紀六十年代開始，犯罪逐漸被認為是對代表統治階級利益或廣大人民利益的國家的侵害。國家利益是最重要的，被害人的個人利益是第二位的，各國先后建立起國家公訴制度和專門的公訴人制度。被害人喪失了對嚴重犯罪的起訴權，他不再是訴訟的直接當事人，而僅僅被當作一個訴訟客體，一個用來對罪犯定罪的證據，一個對付犯罪的工具。在訴訟中，被害人的利益完全被忽視，而且在國家追訴犯罪的過程中，被害人還不得不再受到傷害。這種情況一直沿續到了本世紀中葉。本世紀五十年代以來，社會各界逐漸認識到了被害人在訴訟中所遭到的不公平待遇，被害人的訴訟地位再度受到重視，人權運動的發展也要求在訴訟中不能只強調對罪犯的人權保障，也要充分肯定和保護被害人的人權。于是被害人的地位又開始回升。

可見，被害人地位的變化是對犯罪現象認識深化的體現，也是世界各國刑事訴訟發展規律的反映和人權保障運動的結果。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把被害人由訴訟參與人的角色上升到當事人的地位，一改原來與證人相類似的地位，正是順應了這一科學認識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