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自訴案件范圍有重新審視的必要，并應考慮取消“公訴轉自訴制度”。

對于被害人不能繼續進行自訴的，可由檢察機關進行“擔當自訴”。

自訴案件的程序性規范還須進一步加強。

刑事司法領域內，追訴權由個人行使為主轉向專門機關行使為主是起訴制度長期發展演進的必然結果，自訴權與自訴制度在現代社會的衰微已是不爭之事實。但與此同時，由于自訴具有不能為公訴完全取代的特質，因而其在刑事訴訟中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具有現實的合理性與正當性。

自訴制度存在的合理性與正當性

1.保護被害人合法權益的需要。從本質上講，作為程序性救濟手段的訴權不能脫離其保護的實體權利而存在。公訴著重于維護社會整體利益，自訴則以保障個人實體權利為基點。從理論和現實的角度看，個人權利與社會、國家利益盡管在許多方面具有一致性，但無論如何，個體權利都有自己獨立存在的價值，在權利多元化的時代背景下，無法也不可能完全為社會、國家利益所取代。正是個人實體權利的這種獨立性與長期性決定了其程序性救濟手段——刑事自訴權一定范圍長期存在的合理性與正當性。

2.對公訴權進行監督、彌補的需要。檢察官作為國家的代表訴追犯罪時，由于其自身與案件并無直接利害關系，在缺乏利益驅動機制的情況下可能怠于行使公訴權，因此刑訴法允許被害人向法院直接起訴、被害人對公安機關不立案案件可向檢察機關提出異議、對不起訴案件可向上一級檢察機關提出申訴，不服判決可提起上訴。

3.維護社會利益的需要。從自訴案件的范圍來看，一方面，這些案件僅涉及公民個人的權益或者多發生于親友熟人之間，被害人與加害人往往“猶存隱忍之和”，應當允許雙方自行和解，倘若國家權力強行干預，往往適得其反，造成矛盾激化與擴大，違背被害人的主觀愿望，也不符合社會發展的長遠利益。另一方面，有些犯罪，例如侮辱誹謗方面的案件，又往往涉及被害人的名譽與個人隱私，將之納入自訴權行使的范圍，更符合客觀實際。

4.提高刑事訴訟效率的需要。檢察機關不可能也沒有必要對任何犯罪事必躬親，全面干預，而應該將主要精力放在對那些危害較大或復雜、疑難案件的追究上，至于那些危害小、情節簡單、不需要專門偵查的案件則交由被害人決定是否控訴，符合訴訟經濟的原則，有利于司法資源的充分利用和效益的最大化。

現行自訴案件之范圍欠妥當

我國刑事訴訟法、刑法中的相關規定構成了我國現行自訴制度，即告訴才處理案件、被害人有證據證明的輕微刑事案件、公訴轉自訴案件。參照世界各國的立法例與理論研究成果，現行自訴制度在以下幾方面尚有不足之處，應當加以完善：

首先，就刑法規定的幾類“告訴乃論”案件看，侵占罪中侵占埋藏物案件在實踐中難以提出自訴。因為這里的埋藏物是指埋藏于地下的所有人不明的財物，這些財物依照民法通則第七十九條之規定，歸國家所有。在此情況下，直接受害人是國家，由國有單位或國家機關起訴均于法無據。

其次，“兩院三部一委”《刑事訴訟法實施中若干問題的規定》對“輕微刑事案件”范圍規定“屬于刑法分則第四章、第五章規定的，對被告人可以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其他輕微刑事案件”所指范圍甚廣，涉及數十種罪行，操作起來難度較大，且有些案件如破壞軍婚案經實踐證明以自訴論甚不合理，爭議頗大。

最后，“公訴轉自訴”案件的設立弊多利少。一方面，國家把大部分較為嚴重的刑事案件確定為公訴案件，就是基于國家利益、社會利益優先的法理預設，“但被害人直接起訴的制度則將公訴案件中被害人的個人利益置于公共利益之前，從而使公訴制度的這一法理預設被動搖”。同時，這種削弱公訴、強化自訴的做法“在一定意義上是對檢察機關公訴權的質疑，也對檢察機關不起訴決定的穩定性和終止訴訟的權威性造成一種損害”。另一方面，由于這類案件多為難以查證或者缺乏其他定罪條件的“扯皮”案件，在公、檢機關憑借國家強制力都無法查證屬實的情況下，被害人承擔舉證責任不太現實。這樣，如果被害人起訴到法院，要么會被依法駁回，達不到保護自身合法權益的目的，要么為法院受理后，法院不得不依職權進行適當調查，容易導致審判的“糾問化”，從而有悖于我國刑事審判方式改革的初衷。除此之外，這類案件的出現還會造成公訴、自訴案件的界限模糊以及沖擊正常的庭審訴訟結構等弊端。為此，應考慮取消“公訴轉自訴制度”。

自訴制度缺乏配套制度

自訴權的存在及其有效運作，必須有一系列配套制度做保障。就目前我國立法規定看，有一些配套性制度已建立，如根據法律援助制度，在被害人訴訟能力缺乏且無錢聘請律師時，可申請指定律師提供法律援助。但與此同時，還有一些重要的配套性制度尚未建立，最為突出的是自訴擔當制度的缺乏。

所謂自訴擔當，是指被害人已經提出控訴，自訴程序已經啟動，但被害人由于某種原因不能或不愿繼續進行其訴訟行為，改由國家公訴機關替代被害人行使控訴職能的法律制度?！白栽V擔當”與被害人因受強制、威嚇無法告訴時由檢察機關起訴具有不同的含義。后者適用于被害人因某種障礙不能起訴或因該案的特殊意義需要由檢察機關提出控訴的情況，經檢察官起訴后，案件轉為公訴案件，被害人喪失起訴資格。而自訴擔當則不同，檢察機關擔當自訴并不因此而取代被害人的原告地位，案件也不因此轉化為公訴案件，在符合法定條件即被害人能夠或者愿意繼續訴訟時，檢察機關應當退出自訴程序，由原自訴人繼續進行訴訟。概言之，用臺灣學者陳*生的話來說，自訴擔當實為“法定代理之另一形態”，檢察官系以被害人之代理人身份出庭支持起訴，不具有國家公訴的性質。

自訴擔當主要適用于兩種情況，一是自訴人啟動自訴程序后，經法院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或到庭不為陳述，或未經法庭許可中途退庭，案件涉及國家、社會利益，法院以為不宜按撤訴處理的，應當通知檢察官擔當訴訟。二是被害人在法庭辯論終結前死亡或喪失行為能力，同時又沒有法定代理人、近親屬承受訴訟的，法庭也應當通知檢察官擔當訴訟。發生這兩種情況時，擔當訴訟之檢察官除在法庭審理中履行支持控訴的職能外，對于法庭之科刑、免刑或無罪之判決，如有不服可獨立提出上訴。世界上許多國家和地區如德國、奧地利以及我國臺灣地區刑事訴訟法中都有自訴擔當的相關規定。我國刑事訴訟法也應確立自訴擔當的有關規定。

自訴權行使的程序性規范缺乏

刑事訴訟法、刑法在確立自訴制度的同時，對自訴權行使的程序性規范也作了一些不同于公訴程序的單獨規定，如允許撤訴、和解、反訴等。但仍顯不夠，許多重要問題尚未明確規定。如被害人撤訴后能否再行起訴?一人犯數罪，有的屬于公訴之罪，有的屬于自訴之罪，如何提出控訴?再比如自訴程序中如需強制取證，如何處理?自訴程序中法院作出的對案件不予受理的決定，被害人能否提出上訴等等。對此，我們應當借鑒德國的做法。德國《刑事訴訟法》第374條至394條共用21個條文對自訴程序作了規定，包括自訴準許性、自訴權利人、數位自訴權利人、提起公訴、檢察院的參加與接管、起訴人的輔佐人與代理人、擔保、訴訟費用救濟、費用預交、試行調解、訴訟、通知訴訟、開庭審理的裁定、駁回與停止、進一步的程序、起訴人的地位與傳喚、查閱案卷、傳喚證人與鑒定人、審理時代理、反訴、停止程序的判決、自訴人的法律救濟、撤回起訴、回復原狀、撤訴之效力、自訴人死亡、通知被指控人等。

刑事自訴，根據《刑事訴訟法》規定，是指被害人、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近親屬為了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責任而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的訴訟。自訴案件，是“公訴案件”的對稱。在我國，各級法院審理案件以起訴作為審判前提條件。如果沒有當事人向法院起訴，就沒有法院的審理。法院審理刑事案件，分公訴和自訴兩種。公訴案件，由人民檢察院代表國家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自訴案件，由被害人自己或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向人民法院直接提起訴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