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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波
刑訊逼供與有罪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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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沒有辦法知道，在這起黑社會案件中，到底有沒有發生刑訊逼供的行為。但是，我們要問的是，讓刑訊逼供的嫌疑人自己出庭作證，否認與自身有關的指控，這公平嗎?這符合程序正義的原則嗎?
首先必須承認，在審訊除了辦案的警察外沒有其他人在場作證的情況下，對于是否發生刑訊逼供的行為，讓法庭去查證確實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往往變成被告人渾身是嘴也說不清楚的局面。
但是，這并不表明刑訊逼供就是一個“死無對證”的問題。任何問題都有它的兩面性，刑訊逼供也不例外。正因為審訊時只有警察在場，嫌疑犯處在絕對的弱勢地位，完全被置于警方的控制之下，因此，警察對嫌疑犯的人身安全，包括審訊程序的正當性，負有唯一的責任——從權利與義務的關系上推斷，警察對嫌疑犯絕對控制的權力，形成了對由此導致的一切非法行為承擔責任的絕對義務。
問題的癥結在于，到底應當由誰來承擔刑訊逼供的舉證責任?現行的普遍做法，是讓審訊機關自行出具證明，自證清白。在著名的河北省冀東監獄二級警督李*明冤案中，審訊他的公安機關用一紙簡單的“說明”敷衍過去：我分局在偵破、審理李*明故意殺人、私藏槍支一案的過程中，嚴格按法律程序訊問犯罪嫌疑人和詢問證人，無違法行為。
如果說程序正義是看得見的正義，那么，法庭公然用“看得見的不正義”來為警方的刑訊逼供行為推卸責任，不僅助長了刑訊逼供的惡行，而且將司法審查權拱手相讓。
根據現代司法理念，刑事和民事案件要求的是“誰主張，誰舉證”，而行政訴訟卻是反過來要求國家機關承擔舉證責任。道理很簡單，在追訴犯罪行為時，政府是控方，處于強勢地位，只有拿出鐵的證據，才能將一個公民定罪;行政訴訟是因為國家(政府)在行使權力時引起的，既然你作出了某個具體的決定，被認為侵犯了公民或法人的合法權利，就必須給個說法。
由此可見，在與國家機關行使權力相關聯的活動中，國家機關無論是處在主動還是被動狀態，都必須承擔舉證的責任，刑訊逼供無疑屬于這一范疇。面對刑訊逼供的指控，控方如果不能否定被告人提出的足以引起合理懷疑的事實，那么，便難逃刑訊逼供的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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