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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沒有辦法知道,在這起黑社會案件中,到底有沒有發生刑訊逼供的行為。但是,我們要問的是,讓刑訊逼供的嫌疑人自己出庭作證,否認與自身有關的指控,這公平嗎?這符合程序正義的原則嗎?
首先必須承認,在審訊除了辦案的警察外沒有其他人在場作證的情況下,對于是否發生刑訊逼供的行為,讓法庭去查證確實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往往變成被告人渾身是嘴也說不清楚的局面。
但是,這并不表明刑訊逼供就是一個“死無對證”的問題。任何問題都有它的兩面性,刑訊逼供也不例外。正因為審訊時只有警察在場,嫌疑犯處在絕對的弱勢地位,完全被置于警方的控制之下,因此,警察對嫌疑犯的人身安全,包括審訊程序的正當性,負有唯一的責任——從權利與義務的關系上推斷,警察對嫌疑犯絕對控制的權力,形成了對由此導致的一切非法行為承擔責任的絕對義務。
問題的癥結在于,到底應當由誰來承擔刑訊逼供的舉證責任?現行的普遍做法,是讓審訊機關自行出具證明,自證清白。在著名的河北省冀東監獄二級警督李*明冤案中,審訊他的公安機關用一紙簡單的“說明”敷衍過去:我分局在偵破、審理李*明故意殺人、私藏槍支一案的過程中,嚴格按法律程序訊問犯罪嫌疑人和詢問證人,無違法行為。
如果說程序正義是看得見的正義,那么,法庭公然用“看得見的不正義”來為警方的刑訊逼供行為推卸責任,不僅助長了刑訊逼供的惡行,而且將司法審查權拱手相讓。
根據現代司法理念,刑事和民事案件要求的是“誰主張,誰舉證”,而行政訴訟卻是反過來要求國家機關承擔舉證責任。道理很簡單,在追訴犯罪行為時,政府是控方,處于強勢地位,只有拿出鐵的證據,才能將一個公民定罪;行政訴訟是因為國家(政府)在行使權力時引起的,既然你作出了某個具體的決定,被認為侵犯了公民或法人的合法權利,就必須給個說法。
由此可見,在與國家機關行使權力相關聯的活動中,國家機關無論是處在主動還是被動狀態,都必須承擔舉證的責任,刑訊逼供無疑屬于這一范疇。面對刑訊逼供的指控,控方如果不能否定被告人提出的足以引起合理懷疑的事實,那么,便難逃刑訊逼供的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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