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額違約金條款有沒有效力

在日前由北京市勞動和社會保障法學會主辦的京津冀三地勞動人事爭議案例研討會上，高額違約金條款的效力問題成為與會專家、法官、仲裁員、律師等關注的焦點。

王某于2008年元旦入職某傳媒公司，雙方訂立了期限為2008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的書面勞動合同。在該勞動合同中，雙方約定王某的崗位為常務副總裁，年薪為稅后400萬元。

1月3日，雙方訂立了《補充勞動合同書》。在該《補充勞動合同書》第四條第4款中約定，“除本條第1、2、3項規定的解除合同的情形外，甲方在合同期內提前解除勞動合同的，甲方應當向勞動者支付違約金，違約金的標準為本協議約定的乙方三年稅后年薪的總和，并按《勞動法》及《勞動合同法》的規定支付經濟補償金”。

由于王某的工作表現不符合傳媒公司的預期，2009年1月20日，傳媒公司向王某發出《通知》，稱根據公司董事會決議，免去其常務副總裁職務，崗位調整為業務調研員，同時薪水變更為月薪1萬元。王某對傳媒公司的該決定不服，遂向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勞動仲裁。

2009年4月24日，在前一勞動爭議案件尚未終審審結時，傳媒公司向王某發出《解除勞動合同通知書》，與其解除了勞動合同。其后，王某第二次向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提出仲裁申請，要求某傳媒公司違法解除勞動合同的經濟賠償金33536.25元和違約金1200萬元等。

后經勞動仲裁、一審、二審程序，最終法院判定傳媒公司向王某支付違約金1200萬元。同時，某傳媒公司應依照《勞動合同法》第四十七條的規定，向王某支付解除勞動合同的經濟補償16767元。

在當天的研討會上，來自京津冀三地的法官、仲裁員、律師通過場景再現的方式，向與會的近300名人員還原了這場真實的案例。在最終裁判結果沒有宣布時，北京市勞動和社會保障法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張*順要求坐在前排的28名與會人員投票表決是否支持王某的請求時，結果是14名支持14名反對。而當“法官”宣布判決結果支持王某1200萬違約金的訴訟請求時，與會人員還是比較驚嘆。

北京市勞動人事爭議仲裁委員會仲裁員代*軍表示，關于本案爭議的焦點問題，即遠高于《勞動合同法》第四十七條、第八十七條規定標準的天價違約金條款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在司法實踐中有兩種不同的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勞動合同法》第四十七條、第四十八條及第八十七條的規定屬于強制性法律規范，用人單位與勞動者就解除勞動合同關系的補償金或賠償金進行約定，該約定應當與法定解除或終止勞動關系經濟補償金或賠償金標準一致，否則應當認定為無效。根據該觀點裁判，本案中某傳媒公司只需根據勞動合同法的規定向王某支付違法解除勞動合同的賠償金3萬余元，而無須支付違約金1200萬元及解除勞動合同的經濟補償16767元。類似裁判觀點及案例較多見于上海、深圳等地的司法實踐。

第二種觀點即本案裁判中所持的觀點，認為用人單位與勞動者約定在解除勞動合同時向勞動者支付高額的違約金(補償金或賠償金)并不違反法律的強制性規定，該約定應屬合法有效，用人單位應按照約定向勞動者支付高額的違約金(補償金或賠償金)。

代*軍認為，我國《勞動法》及《勞動合同法》等勞動法律法規均未明確禁止用人單位與勞動者約定由用人單位承擔法律規定范圍之外的違約金，亦未明確禁止用人單位給予勞動者更高的補償，應當允許當事人進行意思自治。故本案中雙方當事人的約定應屬有效條款，對雙方當事人具有約束力。

另外，從勞動法的立法宗旨來看，解除或終止勞動合同經濟補償或賠償金計算標準的規定應屬于單方效力性強制性規定，即約定高于法定標準的經濟補償或賠償金有效，反之則不具有效力。

代*軍還表示，根據《勞動合同法》第二十九，用人單位與勞動者應當按照勞動合同的約定，全面履行各自的義務。該條規定是合同全面履行原則的體現。用人單位與勞動者就解除勞動合同約定的高額違約金(補償金或賠償金)本身亦是合同履行的一部分，用人單位應當予以履行。

那么，勞動爭議仲裁機構或人民法院是否有權對該高額違約金(補償金或賠償金)金額進行調整呢?代*軍認為，勞動爭議仲裁機構或人民法院應持審慎態度。

“雖然高額違約金是雙方意思自治的結果，但根據《合同法》，在違約金過高時，當事人可以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予以適當減少。?不過，考慮用人單位相對于勞動者具有更高的談判能力、用人單位往往利用優厚條款吸引特殊人才等因素，并結合《勞動合同法》所規定的合同全面履行原則，勞動爭議仲裁機構或人民法院在對該高額違約金予以調整時應特別慎重。”代*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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