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
2007年2月1日,老漢王某到某銀行網點存款,由于王某不識字,存款憑單系由銀行工作人員代填,王某只是在憑單上加蓋了一個私章,存款期為五年。2012年2月1日,王某持存款單到信用社取款,信用社給付王某本金3000元及相應利息。王某提出異議,說當時存款是30000元,因自己不識字,大寫是多少不清楚,但0和3還是認得的,當時數了是四個0,也就知道是存了30000元。銀行堅持只能按3000元兌付,雙方發生糾紛。王某訴至法院,經審查,王某所持的存單大寫為參仟元,小寫為30000元。庭審中,銀行提交了經王某加蓋了私章的由銀行工作人員填寫的存款憑單,大小寫均為3000元,復核員也對存款憑單現金進行復核,認為帳款相符。
【分歧】
第一種意見,本案被告銀行已提交經過原告王某加蓋私章確認的存款憑單,該存款憑單金額大小寫均為3000元,且為原始書證,依據證據規則,應予認定;同時,從交易習慣來看,大小寫不同,應以大寫為準,故對原告訴訟請求不予支持。
第二種意見,本案系存折大小寫金額不一,原告所持的存單也為原始書證,亦應予以認定;同時,根據中國人民銀行關于認定和兌付大小寫金額不一致憑證問題的復函(銀辦函〔1987〕113號)的規定,如儲戶手持的銀行存單上大寫與小寫金額不一致,經確認沒有涂改,但又無法弄清事實,在此情況下,如果大寫金額大于小寫金額,則按大寫金額兌付;如果小寫金額大于大寫金額金額,就應按小寫金額兌付。本案中,銀行也認為金額沒有涂改,又不能排除王某當時確實是存款30000元,故應按大數,即應認定王某存款金額為人民幣30000元。
【評析】
筆者同意第二種意見,理由如下:
首先,所謂法律事實,是民事法律事實的簡稱,指的是符合民事法律規范,能夠引起民事法律關系發生、變更、消滅的客觀事實,其在民事法律規范(前提)與民事法律關系(結果)之間起著橋梁的作用。而客觀事實則并非是一個法律概念,泛指一切客觀存在的事實,不具有民事法律事實所具備的法律性、國家意志性、平等性,并由國家強制力所保證的種種特點。所以并非一切客觀事實都可以成為法律事實,從某種角度來看,客觀事實可以稱為是民事法律事實的一個上位概念。通-說認為在法律事實和客觀事實關系上,客觀事實是不依賴人們的認識的事實真相,法律事實是依照法律程序、被合法證據證明了的案件事實。有時法律事實幾乎等同于客觀事實,但有時候又與客觀事實完全相悖。有證據支撐的事實才叫法律事實,法院采信的必須是法律事實。
其次,“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是我國司法領域的一項基本原則。就是執法、司法機關在辦案時,要在查清事實的基礎上,結合事實,正確適用法律,以保證依法行政、公正司法。但是,案件通常是在若干時間(年月、或者數月數年)以前,法官不可能在現場,因此,一般情形下,在訴訟中法官不可能還原案件的客觀事實。而法官又不能拒絕裁判,是故,司法的過程就是判斷一個客觀事實如何回到法律規范,運用法律規范予以衡量的過程。也就是說,法律事實就是法官通過法定程序,按照證據規則,根據當事人提交的材料,經過質證采信后,對案件事實所作的合理推斷與認定,理論上稱之為法律擬制的事實。但法律擬制有時可能有違客觀事實的;但是這種有違事實的設計都是為了更好地實現法律的目的。所以不但被社會所接受,而且成為法律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早在羅馬時期,就有“擬制有違事實,但自有其道理”的說法。
最后,本案中王某究竟是存款3000元,還是30000元,客觀事實無法還原。而銀行存單是銀行與存款人儲蓄合同,也是銀行履行義務的范圍。一般而言,存單上的大、小寫金額應完全相同,銀行應按存單數額兌付款項。但在實踐中,因銀行操作失誤等原因,導致存單大、小寫金額不一致的情形時有發生,銀行是應按大寫還是按小寫金額支付款項,對銀行和儲戶的保護存在權利上的沖突。由于存單大、小寫不一致是銀行工作人員過錯所致,儲戶在此過程中通常無可非難之處。因此,發生糾紛時,銀行方面對儲戶的實際數額負有舉證責任,如果銀行不能充分舉證,則應承擔對其不利的法律后果。中國人民銀行針對此種情況,于1987年發布的《關于認定和兌付大小寫金額不一致憑證問題的復函》第3條規定:“如儲戶手持的銀行存單上大寫小寫金額不一致,經確認沒有涂改,但又無法弄清事實,在此情況下,如果大寫金額大于小寫金額,則按大寫金額兌付,如果小寫金額大于大寫金額,就應按小寫金額兌付。”這樣規定,有利于保護處于相對弱勢地位的存款人的利益。中國人民銀行的復函實際上就是法律擬制,即法律規定的一種推定事實,該擬制事實,是否接近客觀事實,法律在所不問,只需要符合法律規定的條件,就可以按照法律的規定直接予以推定。具體到本案,由于原始的存款憑條系由銀行工作人員填寫,而王某又不識字,是故該證據不足以證實王某當初是存款3000元。且王某的存單不存在涂改,因此,本案符合復函規定的條件,應當按照復函規定予以推定,即應當認定王某存款為30000元。
結語,本案的客觀事實有可能王某是存款3000元,但本案的法律事實是法官依照程序法和實體法推定出來的,是擬制的法律事實,而通-說認為法律擬制事實是無可辯駁的。擬制的“道理”首先體現為保障公民權利,其次擬制的“道理”還體現為提高法律運作的效率。無論是保障權利,還是提高效率,都有助于實現法律的目的,這也是擬制的價值所在,所以,擬制從立法的角度上來看,是不可或缺的。本案也再次昭示了法律事實與客觀事實有可能存在一定的距離,它提示公民和法人在進行民事行為時,應采取審慎的態度,不要事后期望法官是萬能的,能還其一個公正和清白,否則,苦果將會自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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