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民事訴訟法》第十六章確立的“審判監督程序”，規定了人民法院依職權可以提起再審、當事人依法享有申請再審、人民檢察院依法可以抗訴，從而啟動審判監督程序審理裁判不當的案件。也就是說，法律在二審終審制的基礎上又設立了一個糾錯和制約生效裁判的再審機制，用以糾正那些因一時的證據、時限不足及當事人、審判人員的不當行為所導致的錯誤裁判，以維護司法的公正。從審判工作的實踐及結果來看，它為糾正某些錯案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但也存在著相當大的弊端與缺陷-即許多作法都與生效裁判的嚴肅性、權威性、穩定性相矛盾。一方面是造成當事人無休地糾訟-或直接向法院申請再審，或是向檢察院，人大反映意見，請求他們向法院提起審判監督程序;另一方面是導致外部監督不斷介入法院，造成司法的獨立受干擾及司法裁判的不確定性，動搖司法應有的權威與效力。同時，由于民事審判監督程序在規定及設計上的不科學性，不完善性，如審理再審案件中有的規定適用一審程序，造成再審程序未具有獨立的及終局性的程序價值;又如提起再審案件是否確有錯誤及確有錯誤又如何認定等問題，在程序操作及具體規定中均未明確。這樣，在審判監督過程中就出現了諸多問題如出現監督的“主體無限，時間無限、次數無限、審級無限、理由或條件無限”等問題與困惑。下面詳細論述為：

(一)提起再審的主體具有多元化，審判監督的主體不限，司法的獨立性、權威性受到嚴重的威脅與削弱。

我們知道，我國憲法所確立的政治體制是人大監督下的“一府兩院”制，人大及其人大常委會對法院的監督屬于憲法賦予的權利。因此，在存在檢察院，當事人可對生效的裁判提出再審之訴這兩種外部監督主體的同時，法院裁判的既判力更多的還面臨著人大及其人大常委會的法定監督之沖擊;而人大及其人大常委會又是由諸多的代表或委員組成的，于是，僅人大代表及人大常委會對生效裁判的個案提出監督這方面，在審判實踐中就數不勝數。而且，在現實的社會政治生活中，對權力及其利益的追求素來都是政治團體及法定機關的本性，除非法律有專門的制約與限制，因此，在同各級人民法院一起存在的各級黨委、政府、政協、政法機關及其他有權的社會組織或媒體，包括其領導者個人在內，在權力及利益支配的驅動下，也憑借著現存體制或所處的社會地位之優勢，直接或間接?主要是通過人大常委會與檢察機關向法院行使著所謂的監督權。這樣，中國法院所面

臨的外部監督主體，較之于世界各國法院來說，其數量過多，可以說是絕無僅有的，這種多元化的，多方位的泛外部監督，其負面影響是不言而喻的-不僅導致了司法監督的混亂，而且嚴重地危害了司法的獨立性，大大地削弱了司法的公信力及其權威。

(二)在認定新證據方面因無嚴格的時間界限，造成舉證無期限。

民事審判監督程序的啟動，很大程度上是同證據的存在與出現有密切聯系的，故，我們在此專門提出其問題。按照《民事訴訟法》規定，啟動再審程序的依據之一是：有新的證據足以推翻原判決、裁定的。那么，何謂新的證據《民事訴訟法》對證據提出的期限沒有作出明確的規定，雖然該法規定“當事人在法庭上可以提出新的證據”，但該法未對“新的證據”作出具體的界定，也未對當事人舉出證據的期限作出明確的規定。這樣，當事人在一審、二審期間的任何階段都可以不受時間限制地舉出證據，甚至有的當事人將本應在一審提出的證據故意隱瞞等到二審甚至是在申請再審時才舉出，這就勢必損害訴訟的公正和效率性的原則與價值，使法律無法確定其最終裁決的權威。由于舉證無期限，于是，就容易給從事審判監督工作者這樣的感覺與認識，只要是在一審、二審中當事人沒有舉出而現在舉出的證據，就是新證據，應當采信并作為定案的根據，而不去審查當事人因何耽誤舉證或該證據能否推翻原裁判，或該證據在此時舉出其司法價值究竟有多大，等等。

(三)在再審次數方面因法無明文規定而屢被提起，導致生效的裁判懸置于不穩定的狀態。

與舉證無期限相適應，一個案件究竟應當提起多少次？再審包括當事人申請再審、人民法院依職權提起再審、人民檢察院抗訴啟動再審，現行的《民事訴訟法》并無作出明確規定。雖然，該法作出“當事人申請再審，應當在判決、裁定發生法律效力后二年內提出”的規定，但其條款并不明確在這兩年期限內當事人只享有一次申請再審的權利。這樣，敗訴一方的當事人就可以利用法律上的漏洞在兩年內可以無數次提出再審申請，從而形成對另一方當事人的權利之抗衡。同時，由于《民事訴訟法》提倡與推崇的是國家干預主義，因此在法律上未約束各級人民法院院長，上級人民法院提起再審的權限，也未制約人民檢察院提起抗訴的時間與次數，故，一個生效的案件多次被重復提起再審就不僅成為可能，而且在審判實踐中大量地

產生與出現。許多當事人往往在一個判決生效兩年后，通過各種關系與途徑找到各級人民法院院長和上級人民法院要求再審，或者向人民檢察院提出申訴要求檢察機關行使抗訴權，這種現象在司法實踐中是屢見不鮮的，這既浪費了各級法院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等司法資源，又有損于國家法律的統一性、嚴肅性;同時，更嚴重的是使法律所調整的社會經濟、財產關系處于懸置及不穩定的狀態。

(四)規定再審的理由與條件過于寬泛，法條籠統，造成提起再審的隨意性較大。

《民事訴訟法》規定，各級人民法院院長對本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發現確有錯誤，認為需要再審的，應當提交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上級人民法院對下級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發現確有錯誤的有權提審或指令下級人民法院再審。這就涉及到一個關鍵性問題就是發現“確有錯誤”，那么，“確有錯誤”的內涵與標準是什么﹖誰來評判“確有錯誤﹖”另外，上級法院指的是上級人民法院的院長，還是指業務庭?包括立案庭、審判監督庭還是審判委員會﹖所有這些問題在民事審判監督程序中均缺乏應有的依據，并容易在審判實踐中造成混亂。

雖然《民事訴訟法》規定了當事人申請再審的案件和規定人民檢察院提出抗訴的理由，均包括了對原裁判存在的事實認定、法律適用、法定程序等問題及審判人員不當行為等幾種情形，但由于所規定的這些條件與理由過于籠統、寬泛，標準模糊，且不易于操作等缺陷，因此，在司法實踐中，再審程序的提起其隨意性很大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五)再審組織及審級在審判監督程序中規定得不科學、不合理，以致現審判組織及審級不定的現象，有悖于法院的終審權威。

民事訴訟法規定，按照民事審判監督程序再審的案件，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是由第一審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審程序審理，所作出的判決、裁定，當事人可以上訴實際上檢察機關也可以抗訴。民事審判監督程序這樣規定與設計的目的，實際上是對生效的裁判重新按照普通的審判程序來審理，基本上體現不出民事審判監督程序的特殊性及獨立的審判價值。這種規定與設計就涉及到許多問題，如該案原來只是經過一審，但提起審判監督程序后卻可能要經過二審;相反，該案原來是經過一、二審的;但提起審判監督程序后有可能只是一次審理。這樣，就出現了再審中審

級不定的現象，同時，再審的審判組織也是非常不明確的，如一審生效的判決被提起再審作出新的判決后，因一方或雙方當事人不服而提起上訴的案件，是應由二審法院對應的業務庭審理還是由審判監督庭審理，法律不明確;又如二審生效的裁判被提起再審后，因原判違反法定程序或認定事實不清、證據不足而被發回重審的案件，是應由原審法院對應的業務庭審理還是審判監督庭審理，法律同樣不明確。審判實踐中，有的法院是由原業務庭審理，有的法院是由原審的審判監督庭審理，這就容易混淆業務庭與審判監督庭的職責。由于審判監督程序不確定審級，加上審判組織的不確定性，因此，審級及審判組織不定就成為民事審判監督中一種奇怪現象，終審不終成為了一種事實。

(六)審判監督程序賦予人民檢察院對民事案件的抗訴權過于籠統、無限，導致了檢察權對裁判權的抗衡和沖擊。

《民事訴訟法》規定“人民檢察院有權對民事審判活動進行監督”及規定對四類生效的民事裁判有權按審判監督程序提出抗訴。這些規定不僅籠統，而且帶有很強的國家干預的色彩，因此，其弊端也是非常明顯的：一是對屬于當事人法定的自由處分權進行了干預，違反了當事人的意愿及意思自治原則;二是抗訴的期限及次數未限制，損害了人民法院的終審權;三是未明確檢察機關及人員在再審庭中的權利與義務，使法院不能正確面對與處理，等等。

(七)申請再審時未交費及再審敗訴后未承擔訴訟費用，造成“再審官司”的泛濫。

由于最高人民法院有“依照審判監督程序進行提審、再審的件免交案件受理費”之規定，因此，在審判實踐上也出現了某些當事人放棄上訴權，熱衷于打“再審官司”的現象。同時，因再審無需交費，也造成當事人申請再審時法院對當事人不夠重視，致使當事人到檢察、人大申訴等現象;另外，因申請再審被駁回后無須承擔案件受理費和承擔任何責任，因此，很多當事人就利用再審來故意拖延執行時間，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