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介紹

1987年9月，原告煤氣公司與被告儀表廠在武漢簽訂了一份《關于J2.5煤氣表裝配技術轉讓協作合同》及補充協議，約定：儀表廠向煤氣公司轉讓J2.5煤氣表裝配技術，提供裝配線全部工模夾具、專用設備和全套技術圖紙資料，為煤氣公司建立一條年生產5萬只 J2.5煤氣表裝配線，并從技術上指導煤氣公司裝配出1000只合格正向表和500只反向表;儀表廠應優先滿足煤氣公司裝配線的生產需要，提供足夠數量的 J2.5煤氣表散件和配件(不包括原輔料)，確保散件質量，并負責培訓煤氣公司裝配維修檢驗人員10—15名。煤氣公司應付給儀表廠全部圖紙資料費人民幣 50萬元，工模夾具、專用設備及檢驗設備費人民幣20萬元(不含運費))技術協作費10萬元，合計80萬元。在合同生效后2個月內，煤氣公司向儀表廠支付技術資料費的90%，即45萬元，款到后10天內儀表廠向煤氣公司提供全部資料，在試生產和煤氣公司核實全部資料齊全后，再支付10%的余款。合同有效期為3年。同年10月29日，雙方簽訂了(會議紀要)，對裝配合同中的未盡事宜進一步作了約定，隨后雙方開始履行合同。儀表廠于1987年11月至1988 年6月，先后向煤氣公司移交了圖紙和技術資料，并提供了工模夾具及有關零配件，煤氣公司先后支付了圖紙資料的90%，即45萬元，工模夾具設備費的 70%，即14萬元。1988年4月煤氣公司支付了技術協作費10萬元后，儀表廠在重慶對煤氣公司選派的22名人員進行了技術培訓。同年6月，雙方進行驗收并簽訂有關J2.5煤氣表裝配線技術轉讓合同的4個驗收協議和報告。隨即，煤氣公司向儀表廠支付了圖紙資料費的10%余款，即5萬元，工模夾具費等的 30%余款中的5萬元(余款1萬元在合同期滿后再一次性支付)。至此，煤氣公司已向儀表廠支付了全部技術轉讓費80萬元中的79萬元。《技術轉讓協作合同》及其補充協議中規定的正向表技術轉讓基本履行完畢，反向表技術轉讓未能履行。1989年5月6日，煤氣公司致函儀表廠，要求全面履行合同及補充協議，儀表廠認為合同履行完畢，反向表技術不屬于其約定義務。

雙方在簽訂上述技術轉讓合同及其補充協議的同時，還簽訂了一份《關于J2.5煤氣散件供應合同》及補充協議，約定由儀表廠供給煤氣公司國產J2.5煤氣表散件7萬套，其中1988年供3萬套(60%正向表散件，從當年4月25日起每月平均供貨;40%反向表散件，當年9月25日起每月平均供貨)。1989年供4萬套(40%為反向表散件)，按月平均供貨，每套散件單價57.30元，總價款為401.1萬元，貨到經煤氣公司驗收后10天之內由銀行托收承付。合同還對質量、運輸方式、產品包裝及違約責任作了約定。此后，儀表廠于1988年 5月6日、6月23日、8月19日三次向煤氣公司發運正向表散件1萬套，煤氣公司實際承付貨款及運費525364.35元后，以儀表廠供貨數量不足、質量不合格為由拒付50287.14元，另欠儀表廠購材料款3597.84元。同年11月23日，煤氣公司向儀表廠去函要求儀表廠履行散件供應合同。儀表廠于同年12月20日復函煤氣公司，以市場變化過快，物價上漲為由要求散件價格上調。1989年3月25日，儀表廠向煤氣公司發出《關于再次磋商J2.5煤氣表散件價格的聯系函》，提出在散件的成本上漲到每套79.22元，物價部門核實的價格為每套83元的情況下，愿意不計利潤并盡可能承擔一定的經濟損失，以 J2.5煤氣表散件每套75.50元作為變更或解除雙方簽訂的煤氣表散件供應合同的最后報價。煤氣公司仍要求儀表廠按原合同價格履行，儀表廠則停止向煤氣公司供應煤氣表散件，雙方因此發生糾紛。

問題的提出

此案的關鍵問題在于：在合同履行過程中，由于發生了當事人無法預見和防止的情勢變更后，如何公平合理的處理雙方由此而發生的糾紛?

法律依據

《工礦產品購銷合同條例》第30條規定：“產品的貨款、實際支付的運雜費和其他費用的結算，應當按照合同中商定的結算方式和中國人民銀行結算辦法的規定辦理。

用托收承付方式的，合同中應當注明驗單付款或驗貨付款。驗貨付款的承付期限一般為十天，從運輸部門向收貨(付款)單位發出提貨通知的次日起算。凡收、付雙方在合同中商定縮短或延長驗貨期限的，應當在托收憑證上寫明，銀行從其規定。

大型設備訂貨的付款辦法，按照財政部、人民銀行和有關主管部門的規定辦理。“

《經濟合同法》第32條第1款規定：“由于當事人一方的過錯，造成經濟合同不能履行或者不能完全履行，由有過錯的一方承擔違約責任;如屬雙方的過錯，根據實際情況，由雙方分別承擔各自應負的違約責任。”

《經濟合同法》第35條規定：“當事人一方違反經濟合同時，應向對方支付違約金。如果由于違約已給對方造成的損失超過違約金的，還應進行賠償，補償違約金不足的部分。對方要求繼續履行合同的，應繼續履行。”

《經濟合同法》第27條規定：“第二十七條 凡發生下列情況之一者，允許變更或解除經濟合同：

一、當事人雙方經過協商同意，并且不因此損害國家利益和影響國家計劃的執行;

二、訂立經濟合同所依據的國家計劃被修改或取消;

三、當事人一方由于關閉、停產、轉產而確實無法履行經濟合同;

四、由于不可抗力或由于一方當事人雖無過失但無法防止的外因，致使經濟合同無法履行;

五、由于一方違約，使經濟合同履行成為不必要。

當事人一方要求變更或解除經濟合同時，應及時通知對方。因變更或解除經濟合同使一方遭受損失的，除依法可以免除責任的外，應由責任方負責賠償。

當事人一方發生合并、分立時，由變更后的當事人承擔或分別承擔履行合同的義務和享受應有的權利。“

《民法通則》第4條規定：“民事活動應當遵循自愿、公平、等價有償、誠實信用的原則。”

案情分析及處理結果

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原告煤氣公司與被告儀表廠所訂立的(煤氣表裝配線技術轉讓協作合同)和補充協議，是建立在平等互利、等價有償、協商一致的基礎上的，其合同內容并不違反國家政策的有關規定，合同有效，應受法律保護。儀表廠在履行《煤氣表散件供應合同》和補充協議中，以經濟改革中價格變化，要求變更價格為由，拒不履行合同義務，釀成糾紛，依照《工礦產品購銷合同條例》第30條規定，應負全部責任。儀表廠在履行(煤氣表裝配線技術轉讓協作合同)和補充協議中，未按合同規定向煤氣公司提供反向表技術的行為構成違約，依照《經濟合同法》第32條第1款、第35條的規定，亦應承擔全部責任。儀表廠實際支付培訓煤氣公司人員的費用，應由煤氣公司負擔。儀表廠供給煤氣公司散件系儀表廠引進專有技術后生產的，其散件必須運用儀表廠所供裝配線及技術進行組裝，其散件應為專用產品;裝配線必須依賴儀表廠所供散件而發生效益，儀表廠拒不供給煤氣公司散件而造成裝配線沒有繼續存在的物質基礎，應予返還。

被告儀表廠不服一審判決向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審理認為：本案由兩個獨立合同組成。被上訴人煤氣公司與上訴人儀表廠簽訂的《關于 J2.5煤氣表裝配線技術轉讓協作合同》及其補充協議合法有效，應受法律保護。儀表廠在履行該合同中，既未幫助煤氣公司裝配出合格的500只反向表，也未把裝配反向表的實際操作技術傳授給煤氣公司的技術人員，屬于違約行為。但一審判決在本案雙方當事人簽訂的技術轉讓合同已基本履行，煤氣公司派員接受了技術培訓，掌握了圖紙資料和正向表裝配技術，煤氣表生產線已投入生產并產生了經濟效益的情況下，一方面確認裝配線技術轉讓合同有效，另一方面又用處理無效合同的方式來處理有效合同，責令儀表廠返還技術轉讓費用，煤氣公司返還裝配線(由儀表廠拆除)及全部的技術資料，不符合法律的規定。關于煤氣表散件供應合同，在合同履行過程中，由于發生了當事人無法預見和防止的情勢變更，即生產煤氣表的主要原料鋁錠的價格，由簽訂合同時國家定價為每噸4400元至4600元，上調到每噸1.6萬元，鋁外殼的售價亦相應由每套23.085元上調到41元，如要求儀表廠仍按原合同約定的價格供給煤氣散件，則顯失公平。對于雙方由此發生的糾紛，應依據《民法通則》第4條規定的公平和誠實信用原則及《經濟合同法》第27條第1款4項的規定，適用情勢變更原則公平合理地予以處理。一審判決適用《經濟合同法》和《工礦產品購銷合同條例》中的有關違約責任條款，判令儀表廠承擔違約責任顯系不當。此外，儀表廠在一審中明確提出了反訴請求，但一審判決對反訴是否成立，能否與本訴合并審理等均未作出說明。據此，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依據《民事訴訟法》第153條第1款第(3)、(4)項的規定裁定：撤銷一審判決，發回原審法院重新審理。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武*市煤氣公司訴重慶檢*儀表廠煤氣表裝配線技術轉讓合同購銷煤氣表散件合同糾紛一案適用法律問題的函》中認為，本案由兩個獨立的合同組成。鑒于武*市煤氣公司與重慶檢測*表廠簽訂的技術轉讓合同已基本履行，煤氣表生產線已投入生產并產生了經濟效益，一審法院判決解除該合同并由儀表廠拆除煤氣表裝配生產線，是不利于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就本案購銷煤氣表散件合同而言，在合同履行過程中，由于發生了當事人無法預見和防止的情事變更，即生產煤氣表散件的主要原材料鋁錠的價格，由簽訂合同時國家定價為每噸4400元至4600元，上調到每噸16000元，鋁外殼的售價也相應由每套23.085元上調到41元，如要求重慶檢測*表廠仍按原合同約定的價格供給煤氣表散件，顯失公平。因此，對于雙方由此而產生的糾紛，可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合同法》第二十七條第一款第四項之規定，根據本案實際情況，酌情予以公平合理地解決。

存在的問題

本案實際上是一個適用情勢變更制度解決的個案。雖然情勢變更制度在合同法上沒有得到明確的規定，但這仍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合同法制度。

所謂情勢變更，是指在合同訂立后，因不可歸責于雙方當事人的事由，發生當事人無法預見和無法克服的異常變化，致使合同的基礎動搖，如果繼續履行合同則顯失公平的情況。情勢變更制度指的是，發生情勢變更的情況時，應當對合同的法律效力作相應的變更或者解除的一項法律制度。

適用情勢變更制度，必須滿足以下條件：

1、具有情勢變更的客觀事實。所謂情勢，泛指作為法律行為成立基礎或環境的一切客觀事實。具體到合同法上，情勢指的就是合同當事人在實施合同行為時，形成自主意思的基本生存環境和利益追求可能，包括社會制度、法律制度、經濟態勢、作為當事人履約擔保的財產性質、價值等等。這些情勢應當以持續、一般的狀態而存在，不僅為合同當事人、且為一切普通個人所能共同認同。如果僅僅為具體合同關系和具體合同當事人的特定交易條件，則不屬于情勢變更制度所指向的情勢范圍。所謂變更，是指情勢在客觀上發生了異常變動。這種異常變動，是指訂立合同所依賴的客觀基礎和環境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致使合同訂立和存在的基礎喪失。這種變更應當具有以下特征：首先，該變更應為情勢的實質性變化，與原有情勢明顯不同。其次，該變更應當是具有一定普遍意義和長期性的變化，而不應是短暫的變更和非常小的局部變更。對于此點的判斷，應當根據實際情況具體分析。再次，該變更應為客觀性的變化。判斷情勢是否足以導致影響合同效力效果變更必須依照客觀標準，合同當事人的主觀認知不能作為認定變更事實的標準。還有，這種變更不僅包括交易和經濟情況的變化，非經濟事實的變化也屬于情勢變更。

2、情勢變更發生在合同成立并生效以后，履行終止以前。民法確立情勢變更制度的初衷在于對合同關系建立基礎發生異變而給合同當事人造成的不公平處境予以法律救濟。因此，情勢變更事實發生的嗣后性是適用情勢變更制度的必然要求。如果情勢變更在合同訂立之前或訂立時就已經發生，且處于不利地位的當事人已經知道該變化的發生，仍然訂立合同，則屬于當事人自甘冒險，此時的情勢實際上已經成為了合同訂立的客觀基礎，于此場合，當然無情勢變更制度的適用余地。

關于情勢變更的時間方面，還有以下問題值得注意。第一，債務人遲延履行債務，在遲延期間發生了情勢變更的，應當由其自己承擔不利后果，不能適用情勢變更制度。但是，當事人能夠證明即使沒有遲延，仍會發生情勢變更，則應該允許當事人主張情勢變更制度的適用。第二，在合同訂立后，履行終止前，發生情勢變更，而當事人不知或者盡管知道而沒有主張適用情勢變更制度，并且繼續履行的，在履行完畢后，不得主張適用情勢變更制度。此時視為當事人已經拋棄情勢變更的主張，不得主張變更或者解除合同。

3、情勢變更是當事人不可預見的。所謂不可預見，是指情勢變更為合同當事人于締約時未曾料及且不可能料及。其含義具體說包含以下幾方面：第一，合同當事人于締約時事先未料及情勢變更可能發生。第二，根據人們的一般常識和普遍經驗，此類事件在過去鮮有成例，因此當事人在締約時堅信其不可能發生或者根本未意識到有對其加以考慮的必要。此處的“不可能料及”指的是對此類事件本身發生的可能性本身的預見能力，而不是指對事件發生的時間或者對于此類事件發生可能對合同當事人利益的損害等情況的預見。第三，衡量“不可預見”的標準是客觀標準，而非特定合同當事人的未為預見。如果當事人對情勢變更事實上沒有預見，但是根據誠實信用原則其應當預見，則當事人仍然不能主張情勢變更。第四，雙方當事人有一方預見而另一方沒有預見，如果其沒有預見是善意的，則應當允許沒有預見的當事人主張情勢變更。但對此“善意”應負舉證責任。

4、情勢變更不可歸責于雙方當事人。不可歸責于雙方當事人是指當事人對情勢的變更無法預見和防止，客觀情勢的變化與當事人無關。如果客觀情勢的變化可歸責于當事人，則應當由當事人承擔風險責任或者違約責任。而且，需要強調的是，在情勢變更與合同當事人的權益失衡之間也不能有可歸責于當事人的行為，否則，也不能主張情勢變更原則的適用。在實踐中，不可歸責于當事人的事由可以分為三種，即不可抗力、意外事件和其他事件。引起情勢變更制度適用的事由以不可抗力為原則，以意外事件、其他事件為例外。

5、須合同依約履行顯失公平。情勢變更發生以后，如果繼續按原合同履行，會在雙方當事人之間造成顯失公平的局面。此時，應當允許當事人變更或者解除合同，以消除利益失衡的局面。

情勢變更制度的效力，指的是情勢變更制度適用的法律效果。情勢變更制度的適用，目的在于消除合同履行中出現的顯失公平現象，從而使合同在公平基礎上得到履行，或者根據誠實信用原則解除合同，徹底消除不公平的履行。因此，情勢變更制度的效力主要為合同的變更和解除。

有的學者將情勢變更制度的效力分為第一次效力和第二次效力，認為第一次效力為變更合同，第二次效力為解除合同。第二次效力的產生以第一次效力的作用不能排除合同履行所引起的顯失公平為前提。對此，應當將其理解為選擇適用法律時思維上的邏輯順序，而并非指法律效力實際發生時存在先后順序。在選擇適用法律時遵循如此順序，是因為情勢變更制度原則上應維護原來的法律關系，僅就不公平之點予以變更，如增加給付，延期或者分期履行、同種給付的變更等。在上述方法仍不能排除不公平的結果時，才能考慮到解除合同。但是在實際適用情勢變更制度時，一方當事人在事實上只能選擇變更合同或者解除合同，而決無可能先變更合同然后解除合同。

在情勢變更制度的適用上，存在著“職權主義”與“當事人主義”之分。職權主義指的是法院依職權直接認定情勢變更的存在而適用情勢變更制度。當事人主義指的是當事人就情勢變更向法院或者仲裁機關提出變更合同或者解除合同的申請，由法院或者仲裁機關對合同效力作出判斷。通說認為，在我國，應當以“當事人主義”為準。情勢變更出現后，受不利益的當事人并不因此自然產生單方的變更權和解除權。

情勢變更發生后，當事人可以請求變更合同，當事人變更合同的具體方式主要包括：(1)增減給付。這種方式主要適用于合同標的物的價值在量上的變化。(2)分期或延期給付。這種方式主要適用于合同履行期限內，發生情勢變更而阻礙合同如期履行，當事人有希望繼續履行合同的情況。(3)拒絕先為給付。這種方式適用于在履行期限到來前，對方當事人因情勢變更而導致資金、信用情況發生異常變化，難以對待給付的情況。(4)變更標的物。這種方式主要適用于因情勢變更而不能交付原標的物的場合。

情勢變更發生后，當事人可以請求解除合同。合同因情勢變更而解除的，不存在違約責任問題。但是，一方當事人根據情勢變更制度要求解除合同，消除了情勢變更對其造成的不利益狀態后，也不能給對方當事人造成不合理的損害。如果根據情勢變更制度主張解除合同的，是以自己遭受不利益為理由主張的，因解除合同給對方帶來損害，應當向對方作出適當補償。如果是以對方因情勢變更而不可能繼續履行合同為理由主張的，且因情勢變更未給對方造成損害，則無須作出賠償或者補償。

在合同法起草前，我國立法沒有對情勢變更制度的完整規定。學者們普遍認為，原《經濟合同法》第27條體現了一些情勢變更制度的精神。在《合同法》的起草過程中，幾次草案都規定了情勢變更制度，其中比較成熟的是第四稿76條的規定：“由于客觀情勢發生異常變化，致使履行合同將對一方當事人沒有意義或者造成重大損害，而這種變化是當事人在訂立合同時不能預見并且不能克服的，該當事人可以要求對方就合同的內容重新協商;協商不成的，可以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變更或者解除合同。商業風險不適用前款規定。”但是，對《合同法》最終的審議結果是：“根據現有的經驗，對情勢變更難以作出科學的界定，而且和商業風險的界限也難以劃清，執行時更難以操作，實際上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況下才能適用情勢變更制度，現在在《合同法》中作出規定條件尚不成熟，法律委員會經過反復研究，建議對此不作規定。”最終，合同法中沒有規定情勢變更制度。

由于立法規定的缺失，實踐中，就會產生一些問題，即如果發生類似本案，需要適用情勢變更制度來解決的情況，如何具體適用法律?目前，只能結合司法解釋和審判實踐以及合同法第六條關于誠實信用原則的規定來解決實踐中的個案情況。

來源：法律教育網